劉雲杉 | “助少壯求位育”： 關注鄉村教育變遷下的青年命運_風聞

劉雲杉 |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在迎接建黨100週年的重要時刻，我們的脱貧攻堅戰更是取得全面勝利，在佔全世界 18% 的人口中消除了絕對貧困 ；2020 年，雖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總量仍突破 100 萬億，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然而，我們的內部收入還極不平等，尤其體現為城鄉之間巨大的差距。我國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 60%，户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5%左右，預計2035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將達到 75%，這意味着未來的 15 年間，我國將有佔總人口 30% 也就是超過 4 億的新市民生活在城市裏。就規模而言，這將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社會大流動，超過4億人完成跨地區、跨行業、跨階層的大轉移，必將帶來一個國家和民族空前的發展機會！

經濟學家既理性又浪漫的描述，呈現的是客觀的數據、巨大的體量與空前的機會，而我關注的是數據下面具體的人——那些在跨城鄉、跨行業、跨階層的遷徙中，成功的跨越者與懸空的飄浮者。持續二十年，這個議題不時“抓住”我，窺探他們打開或者封閉的心靈，感受他們的意氣風發或困頓沮喪，觸摸他們既脆弱又堅韌的親情與家庭，探尋既遠又近的鄉村，以及同樣既近又遠的未來。他們既是我們，也不完全是我們。

我們一同走過時間，失去家園庇護的個人能更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裏”嗎？叱吒風雲於歷史大舞台，或裹挾進時代的灰塵裏，不同世代的生命軌跡、情感結構發生了哪些蜕變？哪些被扭曲？哪些在頑強地堅守？在這個大時代中，教育做了什麼？不得不做什麼？還可以做什麼？又必須避免什麼？

向上流動與階梯陷阱

20 世紀末，中央黨校年輕的教授李書磊在胡麻營鄉，發現只有一個單位掛着縣裏的牌子，那就是“豐寧滿族自治縣希望小學”：教科書的法定文化將邊遠、閉塞的村莊與國家的文明體系、符號世界連接在一起，上課的鈴聲是根據北京時間，教師使用的是普通話，校長是村裏唯一有編制的“幹部”……李書磊由此指出，學校是深植鄉村的國家機器——村落中的“國家”。 

類似的表述也出現在世界教育史中。美國公立教育之父賀拉斯·曼指出，每一所鄉村學校均被視為共和國建設的堡壘 ：“僅僅改變社會表層的革命可以是一日之功，但深入改變人類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的革命、解除曾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受壓抑狀態的心理能力的革命卻不可能在一次劇變的運動中完成。” 教育是政治理想的鑰匙，學校可以塑造清醒、聰明而又善良的人，新人所具有的新性情，將是新制度的民情基因。教育既能消除無知，還能疏導衝突，建立和諧共處的秩序。在温暖氛圍中，公立學校讓不同背景的孩子和睦相處，培養相互尊重的精神，藉以擺脱社會的各種矛盾。孩子乃是未來孩子的父母，教室中的一切決定着國家的制度和命運。 

2001年夏秋，我因“南昆鐵路如何影響西南少數民族村落的社會與生活”項目，在黔西南大山深處蹲點。在鄉村的課堂上，師範畢業回鄉教書的年輕老師很苦惱，她不知如何教學生理解課文 ：“秋天來了，天更高，更藍了，樹葉金黃了，大雁南飛了”，教科書中的北方秋天與眼前的綿綿陰雨、滿山翠綠全然不同。她教的班級在全鎮統考中，數學平均分 37 分，語文 56 分。她無可奈何。拿着教鞭的年輕老師，只能反覆告誡學生：你們長大後想穿皮鞋還是布鞋？想穿皮鞋，就用功讀書 ；你們長大後想坐牛車還是開汽車？想開汽車，就用功讀書 ；你們長大後想坐飛機在天上飛還是像牛一樣耕地？想在天上飛，就用功讀書吧！帶着狗兒貓兒上學的山裏孩子，扯着喉嚨喊書。讀書改變命運！讀書在他們更像一個體力活兒，比的是誰嗓門大、力氣足。這體力，是村莊的活力，飄着國旗的村小，高昂的讀書聲，在寂靜的山野，顯得格外生氣勃勃。 

其時，村小已近歷史尾聲。始於2001 年 5 月，終結於 2012 年 9 月，撤點並校政策實施的十餘年間，我國農村中小學數量減少一半，平均每天消失80 多所。“撤點並校”的政策初衷是滿足人民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在“有學上”之後，還要“上好學”，但政策實施中一些地方出現了“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等現象。一個村莊沒有了學校，就像一個家庭沒了孩子。青壯年外出打工，家還在村莊，人有根，心就安穩；但學校拆了，孩子走了，村莊便衰老了。學校的根基在哪裏？學校如同“懸浮的孤島”，不僅外置於村莊，也高懸於所有日常生活之上。在質量與效率的旨趣下，賽跑式的教育重現，這是一種看似自由競爭的個人主義的機會教育，更是一種結構性、體制性的功利主義。

於是，許多人被嚴酷的競爭拋出。初中畢業、進不了城、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不得不回到農村的年輕人，再難回到既有的勞動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價值秩序中，流而不能動。

“苦中苦”與“人上人”

在社會的階梯意象上，每個個體都是兩面作戰 ：一方面設法往上爬，另一方面又在不斷防禦往下滑。在教育機會均等的今天，防禦“下滑”與力爭“向上”已成為所有階層（絕不僅僅是寒門）代際傳遞中的深刻緊張乃至日常焦慮。作為社會選拔與資源分配的“篩選機制”，教育制度承擔着一對截然相反的任務 ：一方面鼓勵競爭，將教育機會不斷擴大到更多的羣體，以便人盡其才，人盡其能，這是其“加熱”機制 ；另一方面又要將被激發起來的人羣限定於經濟崗位、社會結構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分流大多數人，這是其“冷卻”機制。教育篩選的要害正在於平衡這一悖論 ：既要努力提拔為數不多的“有才能的人”，又要試圖“撫慰大多數人”。

在這對既“加熱”又“冷卻”的拉力下，農家子弟沿着教育的台階，跨越城鄉的他們，又如何拾級而上、繼續“往高處走”呢？毛坦廠中學可謂“高考工廠”的典範，考分是硬道理，提高考分的唯一秘訣就是時間加汗水，題海戰術，重複訓練，每天學習時間長達16小時。學校需要培養現代生產流水線所需要的人力與人性：讓他們能持久地、不停息地運轉，惜時如金，嚴格自律，相互監督且競爭。他們堅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裏出現了兩重悖論：其一，學校以“苦中苦”來培植“打工人”行為習慣，又以“人上人”來刺激其成為社會精英的情緒與志向 ；其二，農家子弟帶着動機與習慣之間的內在衝突走入大眾高等教育時代，他們不得不面對殘酷的文憑競爭，以及不願相信的教育“消費陷阱”。

苦讀曾是農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教育機會均等是指通向卓越的機會不應受制於外在財富的匱乏。而如今，能用“苦讀”逃脱“苦命”是他們的福分，“樂學”是另一個世界的邏輯。優質教育資源不斷集中，也不斷上移。隨着資源富集的“頭部”學校出現，曾經作為脊樑起支撐作用的縣中“塌陷”了。 2020年，林小英曾叩問 ：那些被放養的縣中孩子，出路在哪？

2019 年，範雲霞以毛鎮高考陪讀母親為案例完成博士論文，探討“勞動家庭的教育參與”：第一代農民工離土離鄉，完成了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遷徙 ；第二代則期望藉助教育，實現從體力勞動到腦力勞動的階層躍升，但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他們大概率仍會跌入工作機會的逆向拍賣中——其競爭優勢恰恰在於更長的工作時間、更便宜的薪酬。為了實現這種躍升，他們的母親們丟掉自己的工作，以兒女為中心，但這些勤奮且無聊地度過陪讀時光的母親們，能預測出這樣的前景嗎？父母用自己的“苦中苦”託舉“人上人”的兒女，兒女卻往往鄙夷父母 ：低微的出身，不體面的勞動，是他們急於擺脱、難以面對、有傷自尊的暗傷。

那些跨越城鄉、跨越行業的中等收入階層家庭呢？有忙於掙錢養家的父親的缺席，有“喪偶式育兒”的母親的孤單，有階層下滑的焦慮，有教育消費升級的攀比，重重壓力下，孩子的心與父母的心還能相通嗎？我們需要明白 ：“一啼一笑，彼此相合答案 ；一痛一癢，彼此相體念。” 是為親人。己心通他心，此心即安樂，是為“小康”。人心盡得相通，舉世大安樂，此即“大同”。 

迴歸故里？

依戀與抗拒、心疼與鄙夷，“分裂的習性”讓年輕人陷入難以自拔的沮喪：與原生階層生活的常識、常理以及常情格格不入，不得不“向上看”“向外看”，自己的經驗與情感既不能給予“切己”的支持，又被壓抑、被貶低。這些脆弱的年輕人，在不屬於自己的水域，或笨拙地模仿、或格格不入 ；進而不得不退卻，從“空心人”轉為“透明人”——他們只是在社會里，卻不屬於任何一個羣體，情感淡漠，與誰都隔着距離。對他們而言，能來一趟迴歸之旅嗎？

上不去又下不來、飄浮的年輕人，他們如何落地生根？他們積蓄着越來越多的能量和願望，這些願望與能量應該在基層社會找到釋放和實現的途徑。“助少壯求位育，促民族達成年。” 潘光旦先生 1932 年寫下的這句話，在今天既迫切，又有別樣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