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不能代表中國醫生_風聞

　　文 | 褐色鳥羣

　　近日，主旋律電影《中國醫生》上映了。筆者認為，用糊弄評價它是再適合不過了。影片處處透露了所有制作人員的漫不經心，這種糊弄的感覺，甚至可以用荒誕來形容。《中國醫生》如果可以代表“中國的醫生”，那麼老婆餅裏也會有老婆。

　　在技術和故事層面，《中國醫生》都為某些人敲響了警鐘，不要覺得拍了主旋律就可以代表國家，代表人民，也不要覺得對觀眾糊弄一下，好像也不是那麼太大不了的事情。

　　那個把觀眾當提款機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大眾認識不到電影在糊弄人的情況也越來越少見。這要謝謝流量明星的付出，今天我們會很容易發現影片在製作上的糊弄。我們講，看一個電影的誠意，首先看導演等主創人員敢不敢冒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風險，挑戰不同的題材，講不同的故事。好的導演往往會不斷地否定自己，把心掏給觀眾，真誠地接受所有人的質疑，接着在下一部電影中改進，這才是大家風範。

　　與之相反的，有人如果通過偶然還不錯的票房，知道了觀眾的口味，把一個故事用一套人馬再拍一遍，然後再用別人的眼淚當唾沫數錢，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中國醫生》就是這樣，在導演、主演、題材等方面，又一次糊弄了所有人。舉個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和《中國醫生》一樣，該電影公司的大部分主旋律電影，都是由它的個人大股東主演。

　　不僅如此，在導演層面，我們要批評它，也有更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導演依舊是那位把革命當黑幫創業、把革命先輩當喊口號過家家的“人才”。但是，經歷了四年前的失敗，該公司依舊選擇起用他。不僅如此，它的同行們一樣也受歡迎。因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這麼一個問題，為啥該公司主旋律電影喜歡用香港導演?答案是，拍的快，沒得選。

　　這就要從18年前講起。某民營電影巨頭喜歡用香港導演的前提是，今日內地的娛樂圈要比香港發展的好，否則人家也不可能拋家棄子、背井離鄉。這是因為，18年前的非典重創了彈丸之地的影視行業。説是重創，其實是最後一擊。在此之前，某些影視資本家的心思早就不在電影上了。搞七天就能拍好的“七日鮮”電影壓榨影視勞工賺快錢，賺的錢用來積累政治資本，為子孫後代謀出路。再搞搞選美比賽給那時候還不是太挑的富人們改良基因，這頓操作下來，已經把自己的員工逼得職業病高發。再加上香港娛樂圈黑幫橫行的問題，香港娛樂圈的明星們，有條件的嫁人息影，沒條件的商場剪綵，歌星沒生活費了在紅磡開個演唱會，就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娛樂圈景象。

　　這種報復性透支市場與藝人的結果很明顯。在2003年，整個香港只剩下了60間影院，到現在，香港電影院的數量基本維持在47家左右，還比不上朝陽一個區。運氣好避開了疫情的《無間道》成了“港影”最後的輝煌。為什麼説是最後的輝煌呢，因為出演這部最後的輝煌之作的絕大部分人，都來了內地發展。因此，臉混熟了，大家更會拿內地的電影人的收入地位，去衡量他們，然後更加覺得《無間道》厲害。該導演更是在最近幾年有着無限風光，以“國”字頭的系列電影出入亭台樓閣，與曾經壓迫他們的人推杯換盞。

　　在後者眼中，以“七日鮮”出道、在香港只有工薪收入的他們，不得不説在省時省錢完按期完成拍攝任務這點上確有獨到之處，比如當初找李仁港拍攝《登山者》也是這種情況。這和早就過上了好日子，非八九位數不出山、還要股份的內地大導比，哪個更好用，這已經不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了。

　　所以，這種糊弄就此誕生了。更不妙的是，主旋律電影有着官方背書的特性，因此成了經歷疫情而負債累累的影視公司的救命稻草。原來最起碼要策劃、製作兩年才有臉見人的電影，現在僅僅只要半年甚至兩個月。找三個導演把一個故事拍三遍趕工，和沒啥戲演的中年演員搶檔期，招呼小鮮肉客個串，都是他們常用的手法。

　　因此，在技術層面，我們會發現，他們特別愛用新聞資料片讓自己看起來真實。有些場景沒時間拍了，就用黑場過渡，後期也沒時間了怎麼辦，那就不仔細做調色和配樂了。畫面細節不是發紅就是發綠，把《國際歌》和《國歌》變奏一下當配樂，都是糊弄人的種種方式。演員沒有時間找像的，就用同一批，反正出了問題先追溯“始作俑者”。因此，這些民控主旋律電影，都是後期民工的噩夢。直到上個月月初，筆者的朋友圈還是到處都是這些劇組在招調色、剪輯這些活的通知。

　　而故事怎麼辦呢？《中國醫生》想出的辦法還是把主旋律電影當香港電影拍。這位導演在《建軍大業》，就把《無間道》套了過來。到了今年，時間更緊，更進一步，連“兄弟情”和“天台情節”都搬了過來。文化上的香港電影，有非常明顯的兩個特徵，一是故事裏都會有“兄弟情”。其次，高樓上的“天台”往往代表着世外桃源與烏托邦。這兩種意象得以成立、有意義的背景，是建國後香港社會野蠻、血腥的社會現實。

　　香港電影的輝煌年代，也正是遷入香港謀生的逃難羣眾需要通過看電影寬慰自己的時刻，已經被戰亂斬斷了血脈、親情，在周圍舉目無親、工作報國無路、反擊壓迫手無寸鐵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彼此間的理解與支持。“兄弟情”和“天台”，前者在情感上，後者在空間上，生動形象地再現了那個年代人們的惴惴不安。視野再廣一點，香港電影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三級片和黑幫、警匪、古裝電影的共性，就是在從不同的角度為他們緩解生存與生理的焦慮。

　　兄弟情針對的是人，“天台”情節則是和“江湖”一樣，想象一個可以避開權力與欺凌的場所。這其實不難理解，在香港經濟飛騰的那幾年裏，樓越蓋越高、地越來越少，天台就成了為數不多的不會令人感到壓抑的場所。我們不難發現，香港電影拍卧底見長官，黑幫賣白粉，往往都會選擇天台。

　　但是，這種套路是建立在香港的社會背景中的，用在一部反映武漢疫情的電影裏，主創們有沒有想過是否合適的問題呢？電影中，廣東、上海的兩位援鄂醫生非常自然的把武漢當成了香港，一遍又一遍在天台上“碰頭”。他們之間的交鋒，也更像是警隊內鬥、黑幫大選。互相明槍暗鬥，若是有某些矛盾，主角竟然拍桌子走人。這到底是醫生呢，還是香港的痞子呢？

　　不幸的是，張院長在電影中的形象，也被這麼糊弄了。在“趕着拍”的現實情況下，某位大股東給人了只會隔着口罩怒吼罵人的觀感。通篇這麼下來，在《中國醫生》中，我們看不到“中國的醫生”。電影裏的醫生，都有着一個從來都不用操心的完美家庭。甚至如香港電影中的某些主角家庭那般，好的就像沒有一樣。**電影中的故事場景，也都有着濃郁的警匪對峙色彩，**外賣小哥歐豪因為患上新冠而被工作人員圍攻帶走調查的鏡頭，和警匪片中阿sir包圍暴徒的場景，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呢？

　　我們如果要追溯這種做法的原因，可能需要承認，他們在重複出一個理想的、沒有權威的香港電影故事模式。早些年，他們習慣於表現無政府狀況下的江湖義氣，那時候還有觀眾看。還有得不到任何法理、道義上的支持的普通人，為了活着的一口氣，去電影院回顧那些只存在畫面中勇敢、真摯的故事。現如今，香港電影沒落了，沒有觀眾了，北上的他們開始用香港的電影經驗套主旋律電影。在電影行業的發展歷程中，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部兩部電影的通行做法。想象在絕境中親情會怎麼變形的故事，在香港導演的北上作品中隨處可見。

　　在陳可辛的《投名狀》中，三個結拜兄弟自相殘殺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大哥愛上了兄弟的女人。《十月圍城》裏，黎明飾演的乞丐，還是愛上了父親的女人。在更早些的《大話西遊》系列電影中，至尊寶的曖昧對象裏，也有結拜兄弟牛魔王的夫人。

　　我們承認，如果在香港電影文化的結構中，故事上極端的倫理實驗，與現實中極端的社會處境是互相對應的。電影的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誰是誰非，並沒有定論。但是如果不加選擇地將兩者雜糅在一起，鬧出關公戰秦瓊的笑話，只想着“快點怕、拍快點”，那麼並不會有多少人，承認這是一部好的電影。

　　就像我們之前很多次説過的那樣，比起很多上一輩大陸導演，香港導演們起碼拿錢幹事，業務能力較強，不會像大陸一些導演一樣業務不怎麼樣，還熱衷於塞私貨。但同時香港導演們確實普遍也有着非常侷限的一面。拜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所賜，他們更熱衷，也更擅長於刻畫那個半殖民、黑白不分，文化渾沌的舊世界。他們的記憶中並沒有社會大改造，並沒有新世界的建設經歷，這成為了他們止步不前的理由，不過，這方面我們怎麼苛責他們都或許帶一點偏狹。畢竟，還有很多人得益於新的世界，還想着回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