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不能代表中國醫生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1-07-19 08:52
文 | 褐色鳥羣
近日,主旋律電影《中國醫生》上映了。筆者認為,用糊弄評價它是再適合不過了。影片處處透露了所有制作人員的漫不經心,這種糊弄的感覺,甚至可以用荒誕來形容。《中國醫生》如果可以代表“中國的醫生”,那麼老婆餅裏也會有老婆。
在技術和故事層面,《中國醫生》都為某些人敲響了警鐘,不要覺得拍了主旋律就可以代表國家,代表人民,也不要覺得對觀眾糊弄一下,好像也不是那麼太大不了的事情。

那個把觀眾當提款機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大眾認識不到電影在糊弄人的情況也越來越少見。這要謝謝流量明星的付出,今天我們會很容易發現影片在製作上的糊弄。我們講,看一個電影的誠意,首先看導演等主創人員敢不敢冒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風險,挑戰不同的題材,講不同的故事。好的導演往往會不斷地否定自己,把心掏給觀眾,真誠地接受所有人的質疑,接着在下一部電影中改進,這才是大家風範。
與之相反的,有人如果通過偶然還不錯的票房,知道了觀眾的口味,把一個故事用一套人馬再拍一遍,然後再用別人的眼淚當唾沫數錢,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中國醫生》就是這樣,在導演、主演、題材等方面,又一次糊弄了所有人。舉個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和《中國醫生》一樣,該電影公司的大部分主旋律電影,都是由它的個人大股東主演。
不僅如此,在導演層面,我們要批評它,也有更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導演依舊是那位把革命當黑幫創業、把革命先輩當喊口號過家家的“人才”。但是,經歷了四年前的失敗,該公司依舊選擇起用他。不僅如此,它的同行們一樣也受歡迎。因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這麼一個問題,為啥該公司主旋律電影喜歡用香港導演?答案是,拍的快,沒得選。

這就要從18年前講起。某民營電影巨頭喜歡用香港導演的前提是,今日內地的娛樂圈要比香港發展的好,否則人家也不可能拋家棄子、背井離鄉。這是因為,18年前的非典重創了彈丸之地的影視行業。説是重創,其實是最後一擊。在此之前,某些影視資本家的心思早就不在電影上了。搞七天就能拍好的“七日鮮”電影壓榨影視勞工賺快錢,賺的錢用來積累政治資本,為子孫後代謀出路。再搞搞選美比賽給那時候還不是太挑的富人們改良基因,這頓操作下來,已經把自己的員工逼得職業病高發。再加上香港娛樂圈黑幫橫行的問題,香港娛樂圈的明星們,有條件的嫁人息影,沒條件的商場剪綵,歌星沒生活費了在紅磡開個演唱會,就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娛樂圈景象。
這種報復性透支市場與藝人的結果很明顯。在2003年,整個香港只剩下了60間影院,到現在,香港電影院的數量基本維持在47家左右,還比不上朝陽一個區。運氣好避開了疫情的《無間道》成了“港影”最後的輝煌。為什麼説是最後的輝煌呢,因為出演這部最後的輝煌之作的絕大部分人,都來了內地發展。因此,臉混熟了,大家更會拿內地的電影人的收入地位,去衡量他們,然後更加覺得《無間道》厲害。該導演更是在最近幾年有着無限風光,以“國”字頭的系列電影出入亭台樓閣,與曾經壓迫他們的人推杯換盞。
在後者眼中,以“七日鮮”出道、在香港只有工薪收入的他們,不得不説在省時省錢完按期完成拍攝任務這點上確有獨到之處,比如當初找李仁港拍攝《登山者》也是這種情況。這和早就過上了好日子,非八九位數不出山、還要股份的內地大導比,哪個更好用,這已經不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了。

所以,這種糊弄就此誕生了。更不妙的是,主旋律電影有着官方背書的特性,因此成了經歷疫情而負債累累的影視公司的救命稻草。原來最起碼要策劃、製作兩年才有臉見人的電影,現在僅僅只要半年甚至兩個月。找三個導演把一個故事拍三遍趕工,和沒啥戲演的中年演員搶檔期,招呼小鮮肉客個串,都是他們常用的手法。
因此,在技術層面,我們會發現,他們特別愛用新聞資料片讓自己看起來真實。有些場景沒時間拍了,就用黑場過渡,後期也沒時間了怎麼辦,那就不仔細做調色和配樂了。畫面細節不是發紅就是發綠,把《國際歌》和《國歌》變奏一下當配樂,都是糊弄人的種種方式。演員沒有時間找像的,就用同一批,反正出了問題先追溯“始作俑者”。因此,這些民控主旋律電影,都是後期民工的噩夢。直到上個月月初,筆者的朋友圈還是到處都是這些劇組在招調色、剪輯這些活的通知。
而故事怎麼辦呢?《中國醫生》想出的辦法還是把主旋律電影當香港電影拍。這位導演在《建軍大業》,就把《無間道》套了過來。到了今年,時間更緊,更進一步,連“兄弟情”和“天台情節”都搬了過來。文化上的香港電影,有非常明顯的兩個特徵,一是故事裏都會有“兄弟情”。其次,高樓上的“天台”往往代表着世外桃源與烏托邦。這兩種意象得以成立、有意義的背景,是建國後香港社會野蠻、血腥的社會現實。

香港電影的輝煌年代,也正是遷入香港謀生的逃難羣眾需要通過看電影寬慰自己的時刻,已經被戰亂斬斷了血脈、親情,在周圍舉目無親、工作報國無路、反擊壓迫手無寸鐵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彼此間的理解與支持。“兄弟情”和“天台”,前者在情感上,後者在空間上,生動形象地再現了那個年代人們的惴惴不安。視野再廣一點,香港電影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三級片和黑幫、警匪、古裝電影的共性,就是在從不同的角度為他們緩解生存與生理的焦慮。
兄弟情針對的是人,“天台”情節則是和“江湖”一樣,想象一個可以避開權力與欺凌的場所。這其實不難理解,在香港經濟飛騰的那幾年裏,樓越蓋越高、地越來越少,天台就成了為數不多的不會令人感到壓抑的場所。我們不難發現,香港電影拍卧底見長官,黑幫賣白粉,往往都會選擇天台。
但是,這種套路是建立在香港的社會背景中的,用在一部反映武漢疫情的電影裏,主創們有沒有想過是否合適的問題呢?電影中,廣東、上海的兩位援鄂醫生非常自然的把武漢當成了香港,一遍又一遍在天台上“碰頭”。他們之間的交鋒,也更像是警隊內鬥、黑幫大選。互相明槍暗鬥,若是有某些矛盾,主角竟然拍桌子走人。這到底是醫生呢,還是香港的痞子呢?
不幸的是,張院長在電影中的形象,也被這麼糊弄了。在“趕着拍”的現實情況下,某位大股東給人了只會隔着口罩怒吼罵人的觀感。通篇這麼下來,在《中國醫生》中,我們看不到“中國的醫生”。電影裏的醫生,都有着一個從來都不用操心的完美家庭。甚至如香港電影中的某些主角家庭那般,好的就像沒有一樣。**電影中的故事場景,也都有着濃郁的警匪對峙色彩,**外賣小哥歐豪因為患上新冠而被工作人員圍攻帶走調查的鏡頭,和警匪片中阿sir包圍暴徒的場景,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呢?

我們如果要追溯這種做法的原因,可能需要承認,他們在重複出一個理想的、沒有權威的香港電影故事模式。早些年,他們習慣於表現無政府狀況下的江湖義氣,那時候還有觀眾看。還有得不到任何法理、道義上的支持的普通人,為了活着的一口氣,去電影院回顧那些只存在畫面中勇敢、真摯的故事。現如今,香港電影沒落了,沒有觀眾了,北上的他們開始用香港的電影經驗套主旋律電影。在電影行業的發展歷程中,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部兩部電影的通行做法。想象在絕境中親情會怎麼變形的故事,在香港導演的北上作品中隨處可見。
在陳可辛的《投名狀》中,三個結拜兄弟自相殘殺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大哥愛上了兄弟的女人。《十月圍城》裏,黎明飾演的乞丐,還是愛上了父親的女人。在更早些的《大話西遊》系列電影中,至尊寶的曖昧對象裏,也有結拜兄弟牛魔王的夫人。
我們承認,如果在香港電影文化的結構中,故事上極端的倫理實驗,與現實中極端的社會處境是互相對應的。電影的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誰是誰非,並沒有定論。但是如果不加選擇地將兩者雜糅在一起,鬧出關公戰秦瓊的笑話,只想着“快點怕、拍快點”,那麼並不會有多少人,承認這是一部好的電影。
就像我們之前很多次説過的那樣,比起很多上一輩大陸導演,香港導演們起碼拿錢幹事,業務能力較強,不會像大陸一些導演一樣業務不怎麼樣,還熱衷於塞私貨。但同時香港導演們確實普遍也有着非常侷限的一面。拜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所賜,他們更熱衷,也更擅長於刻畫那個半殖民、黑白不分,文化渾沌的舊世界。他們的記憶中並沒有社會大改造,並沒有新世界的建設經歷,這成為了他們止步不前的理由,不過,這方面我們怎麼苛責他們都或許帶一點偏狹。畢竟,還有很多人得益於新的世界,還想着回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