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用“女士們，先生們”問候語，德國漢莎航空這逼裝得很大_風聞

作者丨楓葉君

來源丨楓葉君評（fengyejunping)

必須説，西方社會中的白左就是一羣螞蟻——千里長堤都能毀於蟻穴，更別説幾個發達國家了。

過去，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班機的旅客總能聽到這樣的問候語：“女士們，先生們，歡迎乘坐本次漢莎航班！”可是，今後將聽不到了，因為漢莎搞”改革“了，將以性別中性問候語取代從前的“女士們，先生們”。這一新規也將適用於漢莎旗下的其他航空公司，比如奧地利航空、瑞士航空以及歐洲之翼航空公司。

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漢莎航空的一位發言人説，此舉是為了讓機上的所有乘客都感到受歡迎，包括那些不認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的人。他同時對德國之聲説，“對漢莎來説，多樣化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現實。從現在開始，我們的語言中也會體現這一立場。”

棄用“女士們，先生們”不等於行李放好安全帶系號後就悄沒聲地起飛，公司表示，問候方式可能是“親愛的客人”，或者一句簡單的“早上好/晚上好”。並説明，這項舉措是對目前“社會上正確進行的關於非二元性別認同的討論”和“重視機上所有客人”的願望的回應。

應該説，漢莎的這番操作並不讓人意外，類似跪舔LGBT的舉動在西方早已成為“高大上”的舉動，更別説在左傾大道上趕大車狂奔的老歐洲了。其實，“高大上”不過是搔首弄姿，自我感覺良好，實則就倆字：裝逼。

類似的事情在奧巴馬時代的美國早就發生過了。殘疾人是所有社會中的正常組成部分，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人在殘疾人的情感末梢上開始做文章：人家都這麼不幸，心靈都這麼脆弱，咱在稱呼上是不是改改？免得讓人家的心靈小宇宙再遭二茬罪，受二次傷。於是，絞盡腦汁在稱呼上做文章，而且要大家遵守，否額就是歧視殘疾人。

涉及到性別也是。有的稱呼在職場早已約定俗成，可就有人説，這稱呼好像以男人為中心，把女性置於何地？別人就説，那就改改吧，給女人單獨加個詞。對方還不答應，挑明説我是女性，非要突出性別，這不是對我的歧視嗎？於是，只好再找個詞，讓人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

有人走得更遠，連“母親”的稱呼都不想要了。兩個月前，來自密蘇里州的民主黨國會眾議員科裏·布什建議，用“生育人”來取代“母親”。她的這番政治正確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嘲諷和批評，卻得到極左翼組織的支持，認為布什的言論是支持性別平等， 因為這樣説是因為“變性人也可以懷孕”。

在民主黨極左派、LGBT組織和一些黑人民權團體的鼓譟下，所謂的“平等”概念氾濫成災，某些羣體自我放大的“受迫害”意識在社會上瀰漫，搞得在過去完全屬於正常的概念和意識開始混亂。於是，很多人為了政治正確，不被貼上性別或種族歧視的標籤，遣詞造句謹小慎微。嚴重時，甚至達到了連人話都不會説的地步。

很多人不喜歡特朗普。但實事求是説，如果不是特朗普四年中不怕挨板兒磚，渾不吝地狠狠扯了幾下民主黨和極左派的底褲，由着美國在奧巴馬裝逼政策的路上信馬由繮，美國現在還不知道會左到什麼程度。

同美國比，歐洲也不遑多讓，除了一些女權興盛和平等意識氾濫的小國外，德國和法國這樣左派力量強大的大國對整個歐洲的影響更是不可忽視。有了政客和基層的合力，出現所謂尊重“性別平等”，在航班上棄用“女士們，先生們”這樣的騷操作，也就絲毫沒有什麼奇怪。

沿着白左的思路下去，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平等”：我娶不起媳婦，別人是不是就不能叫“夫婦”？你們以“夫婦”相稱，明顯就是刺激俺們光棍兒。福布斯也不能再公佈“超級富豪榜”，我們還都沒脱貧呢，你們説自己富可敵國，那不是歧視窮人嗎？以後默大媽出國訪問最好也不要自稱“德國總理”，免得那些有心從政卻始終壯志未酬的人心裏受刺激，刺激多了，也難免演變成“職務歧視”。

為什麼説白左頭腦中氾濫的“平等”思想是毒素？因為它會造成兩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一是在追求所謂“平等”的口號下剝奪勤勞者和智慧者的機會，使某些人的懶惰品行獲得正義的背書；二是在進行所謂“革命”的旗幟下聚集起大批的流氓和無賴，甚至暴民，成為醖釀顛覆性社會行動的温牀。貌似善良的“平等”能最終通向社會正義嗎？非也。在製造了大量政治傻瓜的同時，這種思潮和盲目的集體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野心家的渾水摸魚取得成功。最終，嚷嚷着“平等”的烏合之眾，將走進以實際的不平等為根本性標誌的社會體系。

由於白左外包裝的光鮮，加上很多人的政治幼稚，使得目前在幾乎所有西方國家中，傳統價值觀的維護者處境艱難。不反擊，他們會眼看着有價值的東西在逐步消失，如進行反擊，則會被扣上各種帽子，為富不仁、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等，不一而足，就像當年在中國説某人是反動學術權威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樣。

白左是西方社會的腐蝕劑，而其中的極左派更是不折不扣的禍害。美國也好，歐洲也罷，有沒有白人至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當然有，更不要説性別歧視。但是，就當前西方社會的整體狀況而言，來自白左的威脅更加明顯，也是眼前的現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多年前小平同志的這句話不是説給歐洲人聽的，但卻很不幸地成了當下歐洲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的對症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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