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勝於吳: “性自由”為何淪為對他人的“性奴役”？| 文化縱橫_風聞

✪ 葉知秋

［導讀］近期，吳亦凡疑似性侵未成年的事引發公眾關注，也折射出中國社會倫理重構的艱難境況。對另一個身體的慾望，為何使另一個身體的主人淪為“我的身體”的奴僕？本文作者指出，這種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性解放觀念，是將性慾的對象客體化，從而使對象的生命價值低於自己的慾望。性慾的滿足在本質上涉及另一個人，即渴望與另一個人的身體結合。而只顧自己的性自由，則是將性這一從屬兩人的社會價值私人化。一旦面對人類最親密關係中的彼此傷害，那些性自由的觀念便要求每個“自由”的人自由地回到一個人的房間去舔傷口。這並不是一種快樂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殘忍的左翼倫理。

隨着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被嚴重摧毀，個人主義的婚姻觀和性愛觀在幾乎所有社會階層中擴散開來。大量的性關係都發生於婚姻之外，忽略了人類情感中最獨特、最根深蒂固的“嫉妒”，或者説，是與對方在情感和身體方面強烈的排他性要求。然而一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正確”的性觀念，企圖從事一種類似於革命的宏偉敍事，就是重新分配中國人對性愛的反應模式，以人們在婚姻之外的性快樂為誘餌，去交換人們心靈深處的渴望和情感深處的“嫉妒”。在此背景下，當代國人，正在失去對“我們為什麼結婚”的、一個肯定而快樂的回答。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通過婚姻的治理

婚姻是人類最小的價值單位。婚姻的善惡決定着社會的善惡，而不是相反。婚姻秩序是國家和社會秩序的基礎，而不是相反。婚姻觀的變遷決定着人們的性愛觀，而不是相反。

人們往往誤以為，是情慾的變化，決定着性道德的變化。事實上，我們的性慾，包括性的能力和歡愉，並不比兩千年前的男女更茁壯。人類的情慾平均分佈於不同的世代，世界歷史中並沒有一張情慾的K線圖，而只有善惡觀念的K線圖。因此，並不是我們的性影響了我們的婚姻觀；而是我們的婚姻觀影響了我們的性。

20世紀中國現代史的結果之一，是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地摧毀了傳統的家庭價值。其一，宗族、鄉紳、社區及宗教、文化等民間團體的消亡，掐斷了婚姻與社羣的有機聯繫。其二，通過對性關係的審查，將每個家庭直轄於一個權力體系。最近30年，這一籠罩於婚牀之上的權力體系逐漸消失的同時，婚姻的社會性向度也幾乎消失殆盡了。

在一個缺乏宗教和社羣的“無社團的社會”中，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婚姻觀，一種亢奮的個人主義的性愛觀的形成，幾乎是必然的。從城市到鄉村，從中老年到年輕人，從高官到民工，婚外情、婚前性關係和高離婚率，在幾乎所有社會階層中均質地擴散。這一廢墟般的畫面，並不僅僅反映商業時代和西方性解放的傳播，也指向“國家”這一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主宰婚姻的合法性來源、偶像的逐漸退場，從而所帶來的婚姻觀的混亂和婚姻價值的虛空。

這是一副在道德上令人噁心的拼圖。一方面，在婚姻之外，中國擁有性產業的發達，性自由的泛濫，肆無忌憚的墮胎廣告，和影視分級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一種“泛政治”的現實中，性的價值繼續受到制度性的羞辱。

吳飛在《當代中國婚姻的價值缺位》中，評論《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文中提出一個核心命題，即“我們為什麼結婚”？司法解釋三表明，婚姻的結合可以不再包含財產的結合。婚姻甚至下降為一種低於個人合夥關係（無限連帶責任）的契約類型。中國的最高法院已失去了對婚姻的價值立場。吳飛説，中國古人結婚，為了延續家族，生養眾多，要對祖先和後代負責。西方人結婚，“是為了榮耀上帝，完成上帝頒佈的誡命”。但當代國人，不但在社會輿論風潮上，而且在法律秩序的基本觀念上，都正在失去對“我們為什麼結婚”的、一個肯定而快樂的回答。

▍通過婚姻的信仰

英美的保守主義思想，起源於新教內部的聖公會對清教運動的反對，及新教外部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對。有學者認為，對宗教傳統和家庭價值的極端重視，是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徵。羅傑•斯克拉頓在他的《保守主義的含義》中，將英國聖公會的理查德•胡克和《法國大革命反思錄》的作者柏克，視為近代保守主義在宗教傳統中的起源。

當法國大革命的左翼思想，將國王和王后送上斷頭台，沒收教會的財產，剝奪神父對婚姻的祝福，改由政府登記來接管婚姻的合法性時，柏克濃墨重彩地寫道：“歐洲的光榮已經永遠消失了。”

保守主義的婚姻觀看重婚姻的神聖性。或者説，保守主義視一男一女的婚姻，是對某種共同體的信仰價值的委身，而不只是私人之間肉身的結合。如果我們承認，婚姻是異性之間最獨特的一種關係。那麼，婚姻的獨特性便決定着人類性愛的獨特性。或者説，婚姻的意義便決定着性愛的意義。

在當代中國，人們對性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社會日趨認同、接受婚姻之外的性自由，即性關係僅僅基於兩個成年人的臨時協議。這等於將性關係定義為一種無合同期限、無違約責任的輕微民事關係。但另一方面，人們進入婚姻時，依然渴望某種“天長地久”的未來，依然對教堂般的婚禮，對婚紗、戒指、詩班和誓言，對任何一種莊嚴、神聖的氛圍充滿某種説不清楚的憧憬。

同時，人類情感中最獨特、最根深蒂固的“嫉妒”，即對獨一、長久及不變的異性之間的情感和身體的結合，有着強烈的、與動物迥異的排他性要求。一些正在形成的“政治正確”的性觀念，企圖從事一種類似於革命的宏偉敍事，就是重新分配中國人對性愛的反應模式，以人們在婚姻之外的性快樂為誘餌，去交換人們心靈深處的渴望和情感深處的“嫉妒”。

然而，任何有過婚戀經歷的人都會承認，在男女之間，嫉妒的力量甚至比性慾本身的力量更強烈而持久。因為嫉妒本身就是性的一部分。與其説性自由是合乎人性的，不如説嫉妒比濫交更合乎人的天性。事實上，沒有強烈嫉妒心的性愛，便與動物無異，亦不可能帶來強烈的心靈滿足。

在基督教傳統中，“嫉妒”不但是一種普遍而深刻的人類經驗，也是婚姻神學的一個基本主題。在《聖經》中，耶和華上帝稱這種嫉妒為“忌邪”。即對獨一的、矢志不移的關係的要求。上帝稱自己是“嫉妒（忌邪）的上帝”。“嫉妒”用來表達上帝與他的百姓之間唯一和忠貞的關係。因此，從《舊約》到《新約》，都以“婚姻”的比喻來形容上帝與人類在盟約中的結合。換言之，“你是我的唯一”，同時是人類信仰生活和婚姻生活的基本公式。愛在本質上是忌邪的，換言之，愛在本質上是宗教性的。當一個人對不是自己丈夫或妻子的人説“你是我的唯一”時，就構成了淫亂。

涂爾幹在《亂倫禁忌及其起源》中，有力地論述了婚姻的神聖性（宗教性）傳統。他説：有關家庭生活的一切均受到義務觀念的支配，我們與弟兄、姊妹和父母的關係，全都由道德加以規定。這是一張義務之網，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見容其中，那麼我們就能夠愉快地履行這些義務。在此，愛不僅僅是私人情感的自發衝動，在一定程度上，愛是一種責任。家庭成員會深深地感受到，儘管他們之間是平等的，但他們彼此的情感不僅僅依賴於、甚至基本上並不依賴於他們各自的優點，而主要是取決於某種高於他們並支配着他們的力量。……家庭使這些關係帶上了一種獨特的印記，提升到了那些個體之間的簡單關係之上。直到今天，家庭之所以和從前一樣，總是具有某種宗教性質，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人們對家庭始終不渝地充滿了宗教之情，其原因就在於家庭是學習尊敬的學校，而尊敬又是最重要的宗教情感。此外，家庭也是全部集體生活及紀律的神經。……性關係的自由傾向於排除所有的義務和規則，兩個人的興趣和肉身的歡愉幾乎就是支配的法則。然而沒有義務和規則之處，就必然沒有道德。而且，凡是不能充分體現義務觀念和道德約束的人類活動領域，都將給毀滅性的放縱敞開道路。所以，男女之間在婚姻之外的相互引誘及由此造成的後果，往往表現為一種對道德的威脅，這是毫不奇怪的。

▍上帝為什麼創造性慾

有一種辯解，稱婚前的性自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對家庭價值的保守分開。一旦結婚，人們便會收拾野心，斬斷過去，成為忠誠的丈夫或妻子。所以，反而要在進入婚姻之前，多多享受過期作廢的愛情。

這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自欺欺人，不值一辯，也經不起人生經驗和田野調查的檢驗。最重要的是，保守主義的性愛觀與性解放主義的分野，在於人類的性慾望及其滿足形式，是不是特定的？保守主義相信，婚姻是唯一合法的、滿足性慾的方式。但性解放主義認為，滿足性慾望的方式是人類在文化中發明的，因此是多元和變動的。然而，一旦否定人類的性慾望及其滿足有特定的形式，性道德便不復存在。換言之，人類就只有一般性的契約道德（兩個成年人的同意），而沒有特定的性道德。也就是説，道德對兩個成年人做愛的要求，並不會超過對兩個人一起吃飯、掃地或購物的要求。

這顯然是對性關係的貶低，而不是高舉。當人們認為性愛沒有獨特的道德性時，人們也就無法從性愛中獲得獨特的滿足和快樂。無論人們怎樣竭力將性愛的道德意義等同於吃飯、喝水；但性在人際關係中的獨特、顯赫和隱秘的地位，卻無法被抹殺。

在禁慾的傳統和縱慾的道德（無道德）之間，新教倫理開出了一種“快樂的保守主義”，即一面是對性慾被造為人性的重要部分的肯定和讚美；一面是對人的罪性的警惕，而以婚姻中“忌邪”的結合為性關係的唯一合法的滿足。換言之，在保守主義的性愛觀中，並不是肉體本身，而是上帝的創造和上帝的道德律，構成了性的快樂的源泉。

性關係的奧秘、美妙和獨特，在於人們不能在性關係中容忍另外一個異性，在所愛之人的生命和身體上佔據與自己同等的地位。禁忌的存在，也許並不會對每一次性結合造成生理性影響。但禁忌的存在，即對一種“忌邪的”、排他的、及獲得保證的生命地位的安全感的供應，卻是一男一女在性關係中獲得心靈滿足的前提。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説，沒有道德，就沒有真正的性滿足。一位當代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約翰•派博甚至宣稱，有信仰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性的愉悦。因為性慾是上帝單單賜給“凡感謝着領受”的兒女們的。他説，“儘管世人可能會因為我們宣稱聖經能幫助我們最大限度地享受性生活而笑掉大牙”，但事實上，沒有感恩就沒有性滿足。對美善和恩典的信心，才是真正的性歡愉的奧秘。

這不是道貌岸然的、反性慾的道德主義，而是一種“快樂的保守主義”。在凡發生性關係的男女之間，都曾經和將要充滿傷害、衝突甚至背叛。痛苦是兩性關係的常態，一如歡愉。虛空也是兩性關係的常態，一如滿足。人們只要考慮到這一點，就會發現鼓吹性自由的理論，其實是一種鴕鳥政策。一旦面對人類最親密關係中的彼此傷害，那些性自由的觀念便不能不要求每個“自由”的人自由地回到一個人的房間去舔傷口。換言之，性自由也意味着一種倫理責任。即自己對自己負責，彼此糾纏的肉體一旦分開，你就成為宇宙中孤絕的個體。這不是一種快樂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殘忍的左翼倫理。

如果性慾是人性的重要組成，性慾便與整個人的存在結構密不可分。性慾在本質上涉及另一個人，即渴望與另一個人的身體結合。也唯有與一個異性的身體結合，才能真正得到滿足。因此，性在價值上並不只是私人的，而是社會性的。如果考慮到人類的“生養”和延續，性慾及其滿足方式甚至是國度性的。保守主義與性解放主義的另一個分野便在於，保守主義認為，性慾在本質上涉及一位異性，因此，性意味着自我中心和性別中心的破碎。而性解放主義卻認為，性自由乃是對自我中心的肯定。

後者的利己主義的傾向，使個人的性慾滿足淪為“非道德事件”。對另一個身體的慾望，使另一個身體的主人淪為“我的身體”的奴僕。換言之，性產業的實質是一種奴隸制度。當知識分子們以“個人主義”的名義認同性慾的滿足沒有特定的條件和方式，沒有超出“兩個成年人的同意”的道德要求時，他們就恰恰否定和羞辱了“個人主義”的價值。即將性慾的對象客體化，使滿足我們性慾的那個人（無論其是否同意），成為在個體價值上低於我們的那個人。一個希望在婚前發生性關係，甚至希望擁有與一個以上異性的“性經驗”的人，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敵人。即使與之發生性關係的那人，也會與一個以上異性發生性關係，他們之間也並不因此就“扯平”了；反倒表明，他們都視一位異性的生命價值，低於自己的慾望。

▍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

《新約聖經》中，有一段使徒保羅論述性關係的道德規範：“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權在丈夫。照樣，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權，權在妻子。”（《哥林多前書》7章4節）

考慮到這是兩千年前的經文，這一“身體的配偶主權”，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驚世駭俗的。既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男人中心的性觀念，也不同於現代社會的自我中心的婚姻觀，更不同於宣稱女人對自己身體有絕對主權的女權主義的反動。

這是一種建立在自我中心的破碎上的性關係。只有這種“讓配偶擁有自己身體的主權”的性關係，才不會導致在生命的價值上藐視和羞辱與之結合的另一個人類。

這種性關係，就是只能在婚姻誓言下成立的性關係。一個人在付出身體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個永久的承諾，惟獨如此，才不會貶低對方的生命價值。因為性的獨特性要求“同意”的獨特性。誓言是一種特別的“同意”，這個特別的同意稱為“承諾”。這就是婚姻與“苟合”的區分。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盟約中的結合。而無盟約的性關係（包括同居），在保守主義的倫理觀念中就是苟合。

當代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仿照基督教的樣式，在婚禮上宣讀或宣告結婚誓言。但“盟約”在本質上是一種信仰。盟者，“日月為盟，天地為證”也。“誓言”在本質上也是一種信仰，誓者，“此言若虛，有如此箭”也。盟誓意味着有動物流血，或有東西被折斷。但如果單方面離婚是自由的，“誓言”就如同兒戲。誓言其實是謊言。其實，明日如何，有種種可能。如果在上帝（日月或天地）和眾人面前，起誓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另一個人，並承諾在未來義無反顧地與其結合為命運的共同體。這樣的婚禮，在本質上就是宗教性儀式。這樣的誓言，不是規範一般民事關係的“契約”（contract），而是在一種信仰中彼此委身的“盟約”（covenant）。如果去除了任何宗教性或神聖性的價值立場，無法想象一個結婚“誓言”會有任何真實的意義。

因此，在保守主義看來，性的國度惟獨在盟約之內。顯而易見，你不會和任何你向其點頭的人握手，不會和任何你與之握手的人擁抱，不會和任何你與之擁抱的人親吻。最後，你也不會和任何你與之親吻的人做愛。回到此文的前提，是人們的婚姻觀決定了人們的性愛觀，而不是相反。那麼，讓我們問，“是什麼讓婚姻與其他一切異性間的關係區別開來”？沒有其他任何關係，像婚姻關係一樣要求永遠的委身。因此，婚姻關係的獨一無二，要求一種獨一無二的表達，同時也要求一種獨一無二的快樂。

換言之，性關係一旦存在於婚姻之外，人類就失去了可以表達婚姻關係的標識。人類無法發明另外一種獨特和親密的、只能送給丈夫或妻子的禮物。好比你送給妻子的禮物，總是和送給上司的禮物一樣，你與妻子的關係遲早就會變成你和上司的關係。於是，雖然人們還在結婚，但婚姻已逐漸消失了。雖然人們還在結婚，但人們對於為什麼結婚，已失去了普遍的答案。

用古人張敞回答皇帝的話説，什麼是快樂的保守主義呢，就是“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

▍性與生養的反思

最後一個議題，關於性所帶來的女性的懷孕和人類的生養。有人説，避孕術的普及在相當程度上改寫了人類的性觀念。然而，避孕術並沒有改變一個關於創造的事實，即任何一次性關係都可能使女性懷孕。因為沒有一種通常的避孕術絕對可靠。事實上，性自由的泛濫，並不僅僅依賴於事先的避孕，而仍然依賴於事後的墮胎和殺嬰。這是另一個沉重的話題，筆者不想延伸開去，只提出一個事實，即在性與生育的關係並不能完全塗抹的情形下，對婚姻盟約之外的性的肯定和鼓吹，就仍然是殘忍和不負責任的。

正因為如此，黑格爾認為，女性的愛必然採取婚姻的形式，也只有盟約中的愛才是道德的。古羅馬的監察官在主持市民婚禮時，會這樣問新郎，“你願意娶一個會生很多孩子的女人為妻嗎”。所以，希臘文的“結婚”一詞，是指“母親的責任”。如漢語的“婚姻”二字，都以女為偏旁，意思是婚姻使一個女人成為母親。換言之，如果一個男人做一件事，可能使一個女人成為母親，這件事就必須被置於盟約和誓言之下。這就是人類婚姻觀的基本道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説，婚姻是為女人和人類而設的。婚姻是因一個女人付出性愛給一個男人後，而可能要承擔的延續人類生命的使命和重擔，而配得的保護和福利。婚姻要求男人必須對那個與他性結合的女人的將來負責——無論她是否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也無論避孕術在多大的概率上降低了女性懷孕的可能性；這一對成年男子的騎士般的要求，都永遠不會消失。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12年第3期，原題為“在禁慾與縱慾之間：一種快樂的保守主義”。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