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智統坐等“天然獨”幡然覺醒？_風聞

日前，在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一場“台海局勢與國家統一”研討會中，有學者再提“智統”，主張台灣問題應在中國復興的進程中解決，而“智統”是較好的方式。武統的代價難以估計，變數太多；和統雖然皆大歡喜，但難度高、時間長。智統將是中國人民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大智慧、最文明的統一方式，運用融合發展的“智合”、智能化戰爭的“智戰”、立體戰的“智鬥”，進行兩岸統一。

其實，上述觀點在2020年年底兩岸智庫學術論壇上已經出現，具體而言，就是借鑑古今中外的統一模式與路徑，在中華文化指引下，集成兩岸及海內外華人智慧，採取一切手段，團結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運用和戰兩手、文武兩策，演繹新時代的王道與霸道，推動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將台海兩岸推進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阻來犯之敵”的境界，最終完成統一。 

此主張當時一度引起熱議，而在2021年1月13日的國台辦記者會上，針對有記者就此提問，發言人朱鳳蓮當時表示，我們支持相關研究機構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涉台研討活動，為推進對台工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建言獻策。

對於如何實現兩岸統一的方法論，大陸官方一直持開放的態度。而“智統”的提出，是作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下的觀點充實，但並不等同官方的定調。

而細究相關論述不難發現，所謂“智統”，是將台灣的政黨輪替、藍綠衝突、民意和民粹的變化視為茶壺裏的風暴，希冀通過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從功能主義的制度、秩序整合的角度出發，着重於利益、價值和情感的融合去影響甚至改變台灣民眾（受台獨影響）的認同。

但不應忽視的是，在大陸繼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過程中，讓利所達成的“經濟整合”，並不一定反映兩岸市場真實的供需關係，更不一定夠抵消隨着“台獨”的勢力壯大，進而有計劃、系統性地修改民眾的社會記憶，並且藉助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力求從根本上改變民眾的家國認同。

根據2020年7月，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數據，反映在統獨立場上，台灣人偏向“台灣獨立”的支持度為27.7%，是歷年最高；“儘快獨立”的民意有7.4%。此外，希望“兩岸統一”則佔5.1%，是歷年最低。選擇“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民眾比例為28.7%，而且在持續下降中。“永遠維持現狀”者佔23.6%。關於身份認同上，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非中國人，也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兼中國人）的比例為67%；認為自己兩者皆是，兩種身分認同均有者比例佔27.5%，為歷年新低。

可見，透過媒體片面、失真地報道，甚至“妖魔化”大陸社會，當台灣民眾在比較效應下產生排斥心理，兩岸經濟密切不代表經濟認同的產生，也不必然增加台灣人對於中國人的認同。

另一方面，將“智統”作為區隔“武統”與“和統”的第三種方式，這種劃分方式也值得商榷。

首先，所謂“武統”並不表明大陸政府和民眾想用武力解決兩岸問題，它是一種防禦性的政策選擇，是對台海軍事演變的被動回應，如果統一已經被定調為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在這一攸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在非常時刻當然可以祭出無限手段，因為這不只是代價的權衡，“武統”與“和統”都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手段，不可動搖的統一目標決定了實現統一方式的多樣性。

其次，解決台灣問題是否需要使用武力，什麼時候使用武力，也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戰略性、全局性的政治問題，而且和平統一與武力問題本身是一個一體兩面、相互聯繫的辯證關係，並不能將二者完全割裂。

而智統所涉及的具體內容，也並未脱離自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大陸始終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同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的現行政策。

因此，相較今年年初“智統”在大陸內部引起的討論，這次當類似觀點再被提出，除香港中評社進行了報道，並未引起其他大陸媒體的關注，從一個側面也證明了，“智統”未來如要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全新主張或思考，面對主觀願望與現實環境的落差，為避免淪為紙上談兵，或有待進一步充實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