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紫色恐慌”的歷史考察_風聞

https://mp.weixin.qq.com/s/EP7SyTzKAZla6xL97fVfyg

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紫色恐慌”的歷史考察

激流網2021 1周前

作者/江振春

摘要

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政治生活中出現一股極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造成美國社會與政壇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史學家稱之為“紅色恐慌”。與“紅色恐慌”一樣臭名昭著的還有“紫色恐慌”，在“紫色恐慌”中，美國聯邦政府和軍隊中的同性戀者遭到調查、解僱甚至逮捕。“紫色恐慌”蔓延到美國社會，加劇了美國社會歧視甚至仇視同性戀者的傾向。“紫色恐慌”的發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歷史背景，產生的危害不可低估。“紫色恐慌”揭示出美國政治虛偽與黑暗的一面：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惜犧牲同性戀弱勢羣體的人權，讓他們成為麥卡錫主義時代最大的犧牲品。

1950—1954年，美國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股極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一系列指控、調查和迫害“政府中的共產黨人”，造成美國社會與政壇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史學家稱之為“紅色恐慌”（Red Scare），那段特別的歷史時期被冠以“麥卡錫主義時代”。在麥卡錫主義時代，麥卡錫及其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工作人員，打着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超越法律之上，對他們懷疑的一切人，任意調查，惡意中傷、抹黑，給國家和受害人造成悲劇。

在國內外學界，“紅色恐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和“紅色恐慌”研究相比，美國學界對“紫色恐慌”研究不多，中國學界鮮有人提及，正如美國前參議員阿蘭·辛普森（Alan Simpson）所言：“麥卡錫主義時代所謂的‘紅色恐慌’已是歷史學家關注的重點。然而，對那個時代同性戀所遭受的政治迫害關注卻非常少……”［1］

一、冷戰、“紅色恐慌”與“紫色恐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蘇之間陷入全面冷戰。從1948年起，美國的冷戰政策接二連三遭受重創。從1948年的歐洲捷克二月事件、柏林危機到1949年的蘇聯核爆炸成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引起美國統治集團的高度焦慮與恐慌，導致美國內政外交出現重大調整。美國統治集團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非常擔心紅色共產主義勢力滲透美國。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滲透，必須加強聯邦政府核心部門以及軍隊的抗滲透能力，必須確保聯邦政府公務員隊伍以及軍人對國家的絕對忠誠。早在二戰結束沒多久的1947年3月22日，杜魯門總統頒佈《9835號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公務員對國家絕對忠誠，在聯邦政府內消除共產主義的影響。［2］為了嚴格執行杜魯門總統的“忠誠令”，美國參議院開始着手在美國國務院等核心部門清查那些不忠誠的員工。

在以麥卡錫為首的共和黨人的猛烈攻勢面前，以杜魯門為首的民主黨政府為了避免留下“對共產黨過軟”的把柄，也努力表現他們的反共狂熱，於是也把矛頭指向同性戀者。麥卡錫和杜魯門政府似乎達成了以下默契：反同性戀就是反共產主義的一部分。1950年2月28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接受國會質詢時這樣界定國家“安全風險”：任何人從事間諜、泄漏保密信息、參加共產黨或納粹組織都可以被視為安全風險；同性戀當然也包括在“安全風險”範圍之內。副國務卿約翰·普里福伊（John Peurifoy）甚至在國會承認：他手中掌握了91人的可疑名單，其中大部分人是同性戀，並已遭到解僱。［5］17副國務卿的“坦白”似乎坐實了麥卡錫的指控，即同性戀和共產主義關係密切，它們都是美國“安全風險”。三天後的1950年3月31日，共和黨參議員亞瑟·米勒（Arthur L．Miller）在參議院一般辯論中突然摻入一個修正案，禁止同性戀者在聯邦政府部門工作，而不僅僅侷限於美國國務院。米勒認為，同性戀就像“骨架上掛着散發惡臭的皮膚”一樣，令人噁心，它嚴重威脅了美國國家利益。他估計在首都華盛頓生活了大約5000—6000名同性戀者，其中75%在聯邦政府工作。他甚至認為，美國國務院“91名同性戀者”恰恰證明了民主黨杜魯門政府“墮落腐敗”，有理由擔心“性變態者”已充斥了整個聯邦政府。［6］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蓋伊·加布裏埃爾森（Guy Gabrielson）甚至向全美各地數萬名共和黨黨工發出內部通告，警告他們要提防“這些性變態的人……最近幾年他們已經滲透到我們政府內部”，他們“實際上和共產黨人一樣具有危險性”……［7］在以麥卡錫為首的共和黨保守勢力的攻擊下，美國聯邦政府和軍事單位不僅籠罩在“紅色恐慌”中，而且也籠罩在“紫色恐慌”中，很多員工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

由於麥卡錫在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自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後，麥卡錫被委以重任。但是，麥卡錫居功自傲，飛揚跋扈，攻擊完民主黨的杜魯門政府後，又開始攻擊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很多政府高官都成為他誹謗中傷的對象，後來發展到大肆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然而，美國統治集團不能再容忍麥卡錫胡作非為，最終把麥卡錫趕下了政壇。

二、“紫色恐慌”產生歷史原因與背景

麥卡錫主義既是一場鬧劇，又是一場悲劇。麥卡錫為了反共的政治需要，為了達到肅清共產黨人的預期目標，利用當時人們存在的“恐同症”（homophobia）心理，[iii]把同性戀和共產黨聯繫起來，把同性戀者視為共產黨人，大肆迫害同性戀者，因此“同性戀者成為冷戰時期美國最大的替罪羊”。［9］

自人類誕生那天起同性戀就已存在，同性戀人口占有相當大的比例。[iv]在人類漫長曆史過程中，特別中世紀以來，同性戀者一直被主流文明排斥，長期遭受迫害，美國當然也不例外。隨着19世紀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為獨立自主的個人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發展空間，情感和親密關係也更多地進入個人選擇的範圍，同性戀者在一種新的象徵秩序中獲得結識和認同的身份感”。［10］美國開始形成同性戀亞文化的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同性戀亞文化逐漸發展，以紐約市、洛杉磯市和舊金山市為中心形成了密集的同性戀社區。然而，同性戀亞文化形成不意味着當時美國社會已經容忍、接納同性戀者，美國社會依舊普遍存在着“恐同症”。［4］728囿於當時科技水平和傳統的道德倫理，同性戀者往往被視為“性變態”，他們被烙上“異類”的標籤，和“大腦有病”、“有犯罪的瘋狂”、“道德敗壞”那些人一樣，被列為不受歡迎的病人。[v]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各州對同性戀管制非常嚴格，很多州有一套完整的刑事法律管制同性戀行為，這些州法“禁止雞姦、公開淫亂以及其他傷風敗俗的行為，這些州法無疑都適用於同性戀，直到1946年，美國每個州都有這樣的法律”。［11］710直到2003年，美國才真正廢除同性性行為禁令，實現同性戀“去罪化”。[vi]

然而，這些法律並沒有遏制住同性戀亞文化的發展，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之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時期，由於美國內外時局的變化，美國同性戀亞文化卻蓬勃發展。首先，一戰之後，美國文官制度日趨完善，聯邦政府機構體系迅速擴張，特別是羅斯福新政時期，聯邦機構增加很多。“1930年—1950年，首都華盛頓人口增加2倍，聯邦政府機構增加4倍，導致聯邦政府機構選聘文官時相對寬鬆自由。”［12］在這一背景下，有一些同性戀者進入國務院、國防部等聯邦政府部門工作，在聯邦政府內部同性戀亞文化因此也蓬勃發展。有學者認為，正是聯邦政府官僚化，機構變得臃腫，“聯邦機構成為反常的人的天堂……在這股可怕的潮流之下，同性戀者很自然地混入了聯邦僱員隊伍中”。［5］51其次，由於第二世界大戰美國人力資源相對緊張，導致對聯邦政府機構的同性戀者監管並不嚴格。［13］甚至在二戰期間，因為具有同性戀傾向而被拒絕入伍的人也不多。儘管當時已經建立相關制度防範同性戀者進入軍事部門，但是這些制度“漏洞百出”，再加上當時作戰部隊人員緊缺，事實上美國近1800萬人體檢中只有4000—5000人因為具有同性戀傾向而被拒絕入伍。［14］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全社會動員起來，顛覆人們正常的日常生活方式，大量男女處於非家庭狀態，“促發了人們放棄傳統的神聖的性別意識和角色，加快了戰後都市同性戀亞文化的形成”。［11］709在二戰這段特殊的時期，美國同性戀者數量進一步增加，同性戀亞文化進一步發展；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氛圍使得同性戀這類國內社會問題可以忽略不計，乃至美國社會並不認為國務院存在同性戀問題。當時的美國大眾甚至認為，國務院由一羣出身富有、畢業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組成，形象健康，只是偶爾可能覺得他們中有部分人粉脂氣很足。194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輿論研究室曾做過調查，結果發現輿論對國務院工作人員持肯定態度，大約77%的被採訪者贊同美國的外交服務部門工作很出色。所有這些和同性戀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諸如性取向、性行為或者“道德問題”之類，並不是當時人們所投訴和關注的對象。［4］727

然而，冷戰開始後，由於國際冷戰、國內黨派鬥爭的需要，同性戀和共產主義“捆綁”在一起，同性戀者被臆想為性格陰柔，易受控他人，易背叛國家，是國家的“安全風險”，政客們在麥卡錫主義的薰陶下開始正式地、處心積慮地在政治上迫害同性戀者。同性戀者進入麥卡錫的視野，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其次，在長期的“恐同症”氛圍中，同性戀者不斷被醜化、遭受一系列污名化。麥卡錫等人錯誤地認為，同性戀者性情柔弱，意志薄弱，最易受到國內顛覆者教唆，出賣國家利益。麥卡錫等人認為：“同性戀者和美國共產黨人有很多相似的特質：包括道德腐敗、心理發育不全、有能力混在普通美國人中不易察覺；更重要的是，同性戀者和共產黨人都是‘被奴役’的對象：同性戀者被自己對另一個男人的激情所奴役，而共產黨人容易受到蘇聯主子的奴役；不論是同性戀者還是美國共產黨人都缺乏男性自主性（masculine autonomy），沒有男性自主性如何能確保對國家忠誠？”［15］1106麥卡錫等人的邏輯是：預設同性戀者由於性格缺陷變得無比懦弱，易受到敵對勢力的敲詐勒索，因此出賣國家，這又加深了人們的戰後“恐同症”，而“恐同症”反過來又加深了同性戀者懦弱的印象。［4］725只要把潛在的不忠誠和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那麼同性戀者與共產黨人之間的差別就模糊了，麥卡錫用“美國戰後文化和政治的內在邏輯”一套説辭把共產黨人和同性戀性變態混為一談。［16］

二戰後的美國，儼然成為“西方文明的火炬手”。美國人要的是高度發達的文明而不是腐朽墮落的文明。顯然，美國同性戀文化嚴重偏離了美國建設西方高度文明的軌道，同性戀文化嚴重抹黑了美國作為“西方文明火炬手”的光輝形象。這是“紫色恐慌”產生的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在冷戰時期，打壓同性戀文化顯得非常必要。“‘紫色恐慌’不僅反映了誰將控制美帝國未來的一場戰鬥，而且也反映了美國對它的現狀、對它的文明感到不安。根植於歷史不斷發展的觀念，美國人非常害怕戰後道德的沉淪。”［5］10保守的政客錯誤地認為，同性戀會摧毀高度發達的西方文明。例如，1971年，尼克松就曾把古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的滅亡歸咎於同性戀，他非常擔心同性戀文化會毀掉強大的美國。他説：“大體上，同性戀、吸毒、無道德行為等等都是我們富強社會的敵人。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和一些左翼分子要積極推動這些。他們試圖毀掉我們的文明。”［17］麥卡錫主義儘管過去近20年，美國社會風雲變遷，經歷一系列社會和政治運動，但是，尼克松依舊把同性戀、社會腐化墮落和國家安全聯繫在一起。另外，為了領導西方同強大的蘇聯對抗，美國努力要表現出強漢的模樣。他們認為，在冷戰中，美國人（尤其是政治領導人）應該是錚錚鐵骨、剛毅堅強。如果美國表現出陰柔懦弱，缺少男人氣概會損害美國的世界地位，威脅到美國國家道德的基礎。［18］因此，在冷戰背景下，迫害同性戀者成為一項偉大的使命，關係到東西方制度競賽、文明的發展以及美國的領導力，反同性戀和反共產主義在冷戰中殊途同歸。

三、“紫色恐慌”的危害與歷史影響

麥卡錫主義時代的“紫色恐慌”對美國曆史影響深遠，它並沒有隨着麥卡錫的垮台以及“紅色恐慌”的消失而壽終正寢，“在未來的20多年裏，上百萬人都受到波及”，［5］18它不僅極大地傷害了美國同性戀等性弱勢羣體，也損害了美國的民主與法制，但同時也助推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發展。

首先，“紫色恐慌”加劇了美國戰後的“恐同症”，聯邦政府內和軍隊裏的同性戀者首當其衝遭到調查、被迫辭職甚至逮捕。從1947年1月到1950年4月，針對性變態問題，聯邦政府調查了了192名聯邦員工。在接下來的7個月中，共有382名聯邦職員接受政府審查，其中大部分人被解僱或勒令辭職。［11］7381947年1月至1950年4月，每個月平均有5個同性戀者從聯邦公務員隊伍中被清理出去，而1950年4月到11月短短7個月中，每個月被清理的同性戀人數平均達到60人，然後每月保持兩位數的水平一直持續到1955年。［19］441950年後，同性戀者在聯邦政府求職困難重重，1947年到1950年，因為“曾有同性戀記錄或其他性變態”等原因聯邦政府拒絕了1700人的工作申請。［11］739同樣，美國軍隊也大力整肅同性戀者，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平均每年有2000名軍人因為同性戀而遭受軍事指控。［19］44－45從1950年起，美國聯邦調查局也開始針對政府僱員在全美各地進行調查，甚至可以基於同性戀等“道德問題”實施逮捕。1952年，艾森豪威爾行政命令頒佈後的兩年內，因為“檔案信息顯示他們性變態”，超過800名聯邦員工被迫辭職或者終止工作……［5］53

其次，“紫色恐慌”導致反同性戀運動擴大化，造成了美國社會的波動和恐慌。事實上，在社會層面，媒體和公眾更加害怕道德敗壞的“性變態者”而非聯邦政府內的共產黨人。例如，麥卡錫“205人名單”曝光後，引起社會極大恐慌，公眾感到沒有安全感，大約25000封寄給麥卡錫的信經初步篩選後發現，實際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關注“紅色滲透”，而餘下的四分之三人則“表達了對這些性變態者的憤慨”。［5］54隨着反共產主義力度的加大，“紫色恐慌”逐漸向其他領域蔓延。1950年之後的幾年中，麥卡錫和參議院調查小組委員會不僅在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查共產黨運動，而且在兵工廠、“美國之音”等新聞機構、駐外機構、聯邦政府印刷局等等要害部門大肆調查。聯邦政府高級官員、外交官、教授、作家、工人領袖以及其他進步社團領導人遭受任意詰問與調查，與此同時，成千上萬被懷疑有同性戀傾向的人遭受調查、質詢，他們被政府和私人企業主解聘。［20］由於聯邦政府和私有企業主分享同性戀者相關信息，“這導致一個人由於同性戀或者性變態遭到聯邦機構指控之後，發現自己已經上了私人企業主的黑名單”。［11］743一些同性戀者被政府驅逐之後，難以找到工作，生活難以為繼，有些人甚至不堪屈辱和生活壓力而自殺。［19］46同樣，美國的移民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開始排斥同性戀者進入美國。1950年，美國由參議員帕特里克·麥卡倫（Patrick McCarran）領導的參議院移民委員會重新起草了《麥卡倫法案》，該法案重點把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顛覆分子”排除在國門之外，該法案也排除所有“倍受精神病折磨的人、同性戀者或性變態者”進入美國。［11］741“紫色恐慌”在美國下層社會發酵、蔓延，很多人被捲入無端的調查甚至被逮捕。以1955年—1957年愛達荷州“博伊西同性戀醜聞事件”（Boise Homosexuality Scandal）為例，在該事件中，首府博伊西市的反同性戀運動被人為擴大化，被懷疑為同性戀的人受到有組織的打擊和逮捕。［21］在該事件中，大約1472名男性遭到調查，16人面臨指控，其中15人被宣判從緩刑到終身監禁不等的刑罰。在一個不到十萬人的小城，這個數字聳人聽聞。

“紫色恐慌”對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殘酷迫害同性戀者導致了美國同性戀者的激烈反抗。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同性戀者也乘着這股東風，走上抗爭之路，經過一系列就業歧視訴訟案件的審判和遊行示威等活動，同性戀者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相繼贏得就業歧視案件的勝利。1969年6月27日，紐約發生的同性戀者對抗警察的“石牆暴動”被認為是美國史上同性戀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導的迫害性弱勢羣體的實例，也是美國乃至世界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起點。從那時起，同性戀權利運動為擁有“同性戀公民”所應有的權利而不停鬥爭，通過他們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戰果：20世紀70年代全面禁止聯邦政府部門在就業中歧視同性戀者。［23］1975年，美國文官委員會最終宣佈把某些“不道德行為”（immoral conduct）從聯邦僱員行為考核目錄中刪除，在“評估性行為時，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採用了相同的標準”。［5］2101994年，克林頓簽署《13087號行政命令》，要求在考評僱傭時把性傾向排除在外。［24］2009年，奧巴馬總統簽署備忘錄，承諾給予同性戀者應有的福利待遇，消除歧視，並代表美國政府對以著名的同性戀活動家弗蘭克·卡曼尼（Frank Kameny）為代表的同性戀者進行了道歉，1957年，聯邦政府指控卡曼尼“性變態”並解僱了他。［25］

“紫色恐慌”對同性戀者所造成的不公正不禁讓人們想起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所遭受的苦難。這兩起事件具有很多相似點，在缺乏足夠的顛覆國家的證據與法律程序的條件下，臆想某些弱勢羣體可能顛覆國家，損害美國國家利益，聯邦政府“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大肆迫害這些弱勢羣體，穩步推進侵犯人權的政策，給他們帶來了嚴重後果，致使他們成為了時代的替罪羊。

註釋：

[i] “Lavender Scare”原意是“薰衣草恐慌”，由於薰衣草色大都為紫色，為了與“紅色恐慌”( Red Scare) 相對稱，故翻譯為“紫色恐慌”。2004 年美國歷史學家大衞·約翰遜在他的代表作《紫色恐慌: 冷戰時期聯邦政府中同性戀者迫害紀實》( David K． Johnson，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中提出了這個術語，這個術語在美國學界流行開來。約翰遜創造這個術語時借用了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參議員埃弗雷特·迪克森 ( Everett Dirksen) 的“薰衣草小夥子”( lavender lads) 這個諷刺語，他經常在公開場合用這個詞暗諷男同性戀者。

[ii] 美國“青年共產主義聯盟”成立於上個世紀 20 年代，是美國青年人左翼政治組織之一，它的目標就是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積極參加工人階級運動，發展它的成員最終成為共產黨員。

[iii] “恐同症”主要是指人們針對同性戀所表現出的負面態度和情感，包括反感、藐視、歧視、厭惡或者憎恨等，這些態度和情感主要是建立在不理性的恐懼之上，有時也和宗教信仰有關。Mark McCormack，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Homophobi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5．

[iv]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4 年發佈的《全國健康數據報告》中提到，美國成人中大約有 1．6%的人是同性戀者，0．7%的人是雙性戀者，http: / /www．cdc．gov / nchs/ data / nhsr / nhsr077．pdf．

[v] 直到 1973 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才正式把同性戀從精神病名錄中刪去，同性戀實現了“去病化”，同性戀者不再被視為精神病人。

[vi] 2003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中判決同性戀伴侶性行為無罪，禁止同性性行為的州刑法違憲，同性戀實現“去罪化”。Lawrence v． Texas，539 U．S．558 ( 2003) ．

[vii] 羅伊·科恩是美國著名律師，他是麥卡錫忠實的追隨者。在麥卡錫主義時代，他協助麥卡錫發起多項調查，聲名鵲起。後來證實，科恩的確是一位同性戀者，1986 年死於艾滋病。大衞·沙恩也是麥卡錫的左膀右臂之一，他的同性戀者身份，並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

參考文獻

［1］ Alan K． Simpson ＆ Rodger McDaniel． Dying for Joe McCarthy＇ Sins: The Suicide of Wyoming Senator Lester Hunt［M］．Cody，WY: WordsWorth Press，2013: x．

［2］http: / /www．archives．gov /federal－register / executive－orders/1947．html［EB /OL］．

［3］ Gregory B． Lewis． Lifting the Ban on Gay in the Civil Service: Federal Policy Toward Gay and Lesbian Employees since he Cold War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7 ( 57) ．

［4］ Naoko Shibusawa． The Lavender Scare and Empire: Rethinking Cold War Antigay Politics ［J］． Diplomatic History，2012 ( 36) ．

［5］David K． Johnson．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6］ Congressional Record，vol． 96，part4，81 Congress 2nd Session，http: / /www． writing． upenn． edu / ～ afilreis/50s/gays－in－govt．html［EB /OL］．

［7］Neil Miller． Out of the Past: Gay and Lesbian History from 1869 to the Present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274－275．

［8］ http: / /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 codification/executive－order/10450．html［EB/OL］．

［9］Steven R． Serafin ＆ Alfred Bendixen． 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2003: 431．

［10］趙慶寺，王啓華．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同性戀運動興起的歷史考察 ［J］． 安徽史學，2003( 2) : 39．

［11］ William N． Eskridge． Privacy Jurisprudence and the Apartheid of the Closet，1946－1961［J］．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7 ( 24) ．

［12］Christopher D． O＇Sullivan． Book Review: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 Journal of History of Sexuality，2004( 13) : 529－530．

［13］ Margot Canaday． The Straight Stat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 － Century America，Princeton ［M］．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2－3．

［14］Allan Bérubé． 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II ［M］． New York: TheFree Press，2000: 33．

［15］ Andrea Friedman． The Smearing of Joe McCarthy:The Lavender Scare，Gossip，and Cold War Politics［J］． American Quarterly，2005 ( 57) ．

［16］Elizabeth A． Povinelli ＆ George Chauncey． Thinking Sexuality Transnationally: An Introduction ［J］．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1999 ( 5) : 443．

［17］Michael S． Sherry． Gay Artists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An Imagined Conspiracy ［M］． Chapel Hill，NC: Northern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2007: 6．

［18］Randolph W． Baxter． Homo－Hunting’in the Early Cold War: Senator Kenneth Wherry and the Homophobic Side of McCarthyism ［J］． Nebraska History，2003 ( 84) : 128．

［19］John D＇Emilio． Sexual Politics，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ates，1940－1970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20］K．A． Cuordileone． ‘Politics in an age of anxiety’:Cold War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risis in American Masculinity，1949－1960 ［M］．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0( 87) : 515－545．

［21］John Gerassi． The Boys of Boise: Furor，Vice and Folly in an American City ［M］． New York: Macmillan，1966: 4．

［22］Robert D． Dean． Imperial Brother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1: 120－124．

［23］Ruth M． Alexander． Panic on the Potomac ［J］．Diplomatic History，2006 ( 1) : 153．

［24］ http: / /www．eeoc．gov/laws/ executiveorders/13087．Cfm ［EB/OL］． ［25］http: / /www．nytimes．com/2011/10/13/ us/franklin－kameny－gay－rights－pioneer－dies－at－86．html? _r=0［EB/OL］．

來源：《貴州社會科學》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