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共享育兒也能變成一門好生意?!_風聞
脑极体-脑极体官方账号-从技术协同到产业革命,从智能密钥到已知尽头2021-07-22 22:38
創業項目也內卷的當下,要找到一個競爭稀缺的賽道越來越難了。
如果一個公司本身就賺錢,有非常不錯的造血能力;同時還備受資本青睞,融資不亦樂乎,它所在的領域是不是值得關注一下呢?
就在這個月,知名VC紅杉資本的一個動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企業Otter(意思是“水母”),得到了紅杉資本(及其他兩家機構)2300萬美元的A輪投資。別説是疫情之後趨於謹慎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互聯網如火如荼、資本持幣待灑的年份,這個數額也算得上大手筆。
它所押注的賽道,是一個在中國尚無品牌化和規模化的領域——家庭兒童保育。對於大量在職人羣無法看護孩子的需求,採用“共享父母”的模式,讓一些因疫情而留守在家的父母來幫忙看護孩子。目前已經完成了至少2000萬美元的業績流水。
重點強調一下,Otter的模式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也不一定是最佳解決方案,但它被資本所選中,也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兒童託管保育是一個全球性難題,即便是日本這樣嚴重少子化的國家,同樣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那麼中國在三胎政策之下,保育行業勢必會迎來需求增長。
它將如何發展,能否為職業女性減負,這項女性佔主流的技術又是否會為女性職業帶來新機會……確實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家庭保育,憑什麼得到資本“青眼”?
看到福布斯對Otter的報道,我第一反應是:這不就是我小時候也去過的家庭日託,也就是“小飯桌”嗎?一羣孩子在午間或課後,去到一個阿姨家裏,吃飯、遊戲、寫作業,這有什麼稀奇的?但如果只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資本要砸進幾千萬美金了。
有幾個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平台規模效應。創始人邁爾創辦了一個平台,需要託管服務的家庭會將孩子的情況、照顧需求,以及自己的育兒風格告訴平台,再由平台來匹配能照顧孩子的留守父母,負責對服務方進行背景調查和定期檢查。
平台式調度、管理與標準化,可以減少許多家庭日託缺少許可和培訓的風險,保障客户的權益,衝擊傳統家庭日託市場的遊戲規則。
(海倫·梅爾,Otter的創始人兼CEO)
二是疫後零工經濟。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動員了許多高質量的保育資源。2020年,疫情導致歐美大量面向客户的崗位被裁,一大批父母被趕出了勞動力市場,女性就業情況更是急劇轉冷,大量女性不得不呆在家中,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負責各種事務。
這些“留守父母”形成了大量的優質人力資源,有餘力為保育市場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能夠給孩子提供更多的關注,工作時間上更靈活,滿足精細育兒的流行需求。
三是兒童社會化需要。和祖父母輩或保姆照顧孩子的封閉環境不同,家庭日託服務者可在照顧自己的小孩同時,一起照顧客户的孩子,因此提供了大量與其他孩子面對面社交的時間和機會,能夠幫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會化鍛鍊。
除了工作和經濟的考慮,這一點也是許多家長家孩子送去家庭日託的原因。
當然,家庭日託的問題在這類平台上同樣存在,比如:
由留守父母照看,而不是系統標準的課堂環境,對於一些重視“託教結合”的家長來説可能還不夠;
家庭通常只有一兩個照顧者,一旦出現意外狀況,就可能人手不足;
各個家庭日託是否有政府認證的執照和許可,目前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範,質量參差不齊。
這一模式能否良性發展,還有待後續完善與觀察,但這一市場的甦醒,卻是實實在在的趨勢。
為人父母,尋找社會與個體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疫情雖然逐漸消退,但帶來的一些變化卻是持久、深遠的。而傳統的社會保育支持系統,也無法滿足當代家庭育兒的多元化需要,這些外部因素都在推動向外求助的托育需求,變得常態化起來。
一方面,全球經濟復甦需要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
在日本,每年就有數萬兒童無法進入託兒所,導致母親不得不辭職。此前,美國曾公佈了7750億美元的計劃,以解決“美國的照顧危機”,以此鼓勵女性在外工作。
在中國,三胎政策在給予更多生育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增加的照護壓力。因此緊隨其後也接連出台了一系列兒童照護社會服務,比如全國推行課後及暑期託管服務,以期直接減輕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負擔。
此外,經濟不確定性也降低了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對於一些低收入家庭來説,托育可能是更經濟的選擇。
並不是每個家庭都幸運地由祖父母輩來照顧孩子,僱傭保姆或兼職保姆都存在許多顯而易見的隱憂與更高的成本。有執照的日託中心,往往由幾名受過培訓的教師來管理多個孩子,很難面面俱到。
這種背景下,家庭日託模式就以個性化、性價比、兼顧3歲以下嬰兒,成為許多父母的選擇。
從市場潛力上看,2016 年國家衞計委家庭司委託研究機構調查顯示,全國 0~3 歲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 4.1%,遠低於發達國家 50%的入托率。未來大量外溢的市場化托育支持需求,也會催生極大的市場空間。
許多發達現代國家,兒童保育費用甚至超過了高校教育費用,紐約的父母平均每年要支付近15000美元的全職嬰兒照護費用。中國作為人口眾多的後發現代化國家,托兒機構整體短缺,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開展普惠托育,降低家庭的托幼支出,在政策和民意上都已經成為必然。
從這個角度來説,無論家庭還是機構,托育服務都將成為照顧兒童的必要支持系統,並迎來增長,也難怪會吸引資本入場了。
女性與保育:除了奉獻,還應去創造
如果説,家庭“共享托育”模式的出現,是為了減輕職業女性的壓力,也為許多不得不退守家庭的女性帶來商業機會,那麼,這一市場的高質量發展,則有賴於更多女性的創造。
舉個例子,眾所周知,高質量的兒童保育需要一個健康與安全的環境,這就涉及許多注重細節與交互的地方。
比如軟硬件設計上,是否設有警衞設備如智能攝像頭,是否有易於獲得的急救包和到處張貼的緊急號碼,所有遊戲設備是否擁有柔軟的防護以防止磕傷,兒童玩具是否採用無毒材料……這些創新與創意,都離不開也無法拒絕女性的參與。
托育的時光,也是一個孩子塑造自己未來的階段,為他們的健康、學習和發展尋找更加光明的方向,也算是逐利的資本為女性和全人類未來做的一點小貢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