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會堅持的背後，日本失去的十年_風聞
深响-深响官方账号-全球视野，价值视角。2021-07-23 22:45
©深響原創 · 作者｜梁佳
7月23日，延期一年的東京夏季奧運會如約而至，但是在現場嚴格把控、不對觀眾開放的情況下開幕。
場館看台空蕩，現場歡呼聲是提前錄製好的音效。儘管媒體早有報道，但冷清的氛圍還是令外界倍感落差。這是一場註定將在歷史中留下深刻印記的奧運會，也是一場日本政府輸不起的賭局。
自四月以來，持續爆發的新冠疫情和嚴格的疫情防控機制衝擊日本服務業，個人消費支出的下降趨勢難以逆轉。無觀眾觀賽和難以開放的國際旅行，讓這屆奧運會“血虧”的結果板上釘釘，舉辦奧運會的各項費用也將加重政府的支出負擔。
《朝日新聞》2021年5月民調顯示，八成日本市民希望東京奧運會延期或者取消，但日本政府依然堅持在今年舉辦東京夏季奧運會。
因為這事關國運。
“失去的十年”
事情得從十年前説起。
2012年，安倍晉三再任日本首相，彼時日本名義GDP約495萬億日元，相較於2002年低了20萬億日元。國民可支配淨收入從2002年時的407萬億日元下降至2012年的392萬億日元。
自經歷1992年的經濟泡沫破裂後，彼時的日本一直處於經濟低迷期。此後以十年為節點，當人們認為日本的經濟不景氣即將過去，又一輪的樓市股市崩盤帶動日本經濟進入新一輪的負增長，一路走低。
為挽救低迷的經濟增長和消費困境，安倍晉三實行“三支箭”的經濟主張，即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升通脹，鼓勵企業投資與消費者消費；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基建投資拉動總需求，以企業減税激發投資積極性，以上調消費税填補財政支出缺口；結構改革以克服日本經濟復甦的結構性障礙，即採取措施解決日本傳統經濟體系下出現嚴重製度疲勞的金融結構老化、企業制度僵化、政治失靈等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問題，其中包括鼓勵女性參與就業，放寬移民政策改善現有人才庫等。
根據南方週末報道，七年間日本的平均實際利率由2008年-2012年的2.85%下降至2013年-2017年的0.43%，資金成本明顯降低；日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
“安倍經濟學”奏效了嗎？前期奏效了。
從2012年到2019年的第三季度，日本的經濟一度出現温和增長。2019年，日本名義GDP為553.7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3%，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走出一波反彈行情，但依然沒有實現“安倍經濟學”的核心目標——年通脹率達到2%，日本消費支出依然較為低迷。尤其是2020年的疫情，持續下降的日本GDP抹平了“安倍經濟學”的前期努力。
有分析指出，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依然無法解決日本根深蒂固的問題——高齡少子的人口問題。
難以根治的“日本病”是政策失效的關鍵。
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加速了日本產業對外轉移並誘發金融資產泡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經濟長期停滯。隨之而來的失業率急速上升，直接影響了日本的生育率。1990年以後日本粗出生率降至1%下方，1993年及此後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下。
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人口的老齡化，這對於在上世紀80年代老齡化程度就已是世界之最的日本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隨之而來的日本移民熱（1987年及1990年，日本淨對外移民人數佔總人口比重分別達到0.25%及0.51%，大量勞動力年齡段與低齡人口向外移民）也在一定程度加劇了日本老齡化。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老齡化的人口結構與日本經濟低通脹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一方面，老齡化會抑制國家的消費總需求，相較其他年齡層，老年人消費需求的降低打壓了日本總需求，因此處於世界“老齡化”之最的日本，難以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脹。此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較大起色的日本人均GDP也使得內部成本推動型通脹很難形成。
另一方面，老齡化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醫療衞生支出的增加則加重了財政負擔。因老齡化造成的消費難有大增長以及生產力提高緩慢，使得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資金因此不斷外流。種種壓力下，日本陷入長期的低通脹。
日本獨有的“奧運情節”
受困於持續低迷的國內經濟和一時難以解決的固有問題，日本將目光投向申辦2020年的夏季奧運會，試圖以此扭轉將近十年的經濟疲態，因為此前已有先例。
奧運會曾一度被視為主辦城市的重要經濟發展機會。在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的後工業時代，通過舉辦大規模的節慶活動為城市帶來經濟效益的城市發展模式成為了城市研究領域的新寵，“活動城市”（Eventful City）也作為城市發展的新概念模式用以振興經濟。
1964年，日本獲得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這是夏季奧運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辦，不僅代表了日本的國際形象獲得西方世界的認可，也為日本提供一個向世界展示友好進取的戰後面貌的良機。
這是一場成功的奧運會，它不僅改變了日本的國際形象，更推動日本二戰後的經濟發展，被視為二戰後日本復興和重建進程的重要標誌。奧運會後短短的四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過聯邦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回到現在，在“失去的十年”裏打轉的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積極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就是希望能夠再次藉助奧運會的力量，重振日本在地震和福島核電站泄露事故的陰影下受損的國際形象，並緩解不斷衰退的經濟形勢。
日本政府對這次奧運會的重視和期待，從各個命名中就能看出來。以災後重建、城市復興為宣傳口號的東京奧運會被稱為“重建的奧運會”，奧運火炬則被命名為“復興之火”。
儘管此前東京奧運會要取消的傳言甚囂塵上，但這項頂級賽事背後是政治和經濟的博弈，牽一髮動全身的利益糾纏，讓這場賽事無法輕易回頭。
2020年12月，東京奧組委發佈最新預算案，延至2021年夏季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舉辦總額達1.644萬億日元（約154億美元），早已超過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149.6億美元，一躍成為“史上最貴奧運會”。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東京奧運會贊助總值達到了31億美元，遠高於2012年倫敦奧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總和。在媒體轉播收入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也已向東京奧運會支付了高額的轉播費用。
這意味着，原本希望奧運會能帶來巨大收益刺激本土疲軟經濟的日本，如若輕易取消奧運會，鉅額前期投入資金化為泡影的同時，還要承擔所有贊助商、轉播商退出合約造成的損失。
根據新華社援引的多家媒體消息，東京奧運會推遲將直接造成約60億美元的損失，取消的損失將高達410億美元。在疫情陰影下，東京奧運會面臨着九成比賽無人觀看，原本預想中的約8億美元門票收入減少至幾千萬美元的損失，但相較於直接取消奧運會“顆粒全無”，日本只能硬着頭皮辦下去。
舉辦奧運會不僅有經濟上的考量，在財新週刊的報道中，《奧運金錢》作者後藤逸郎表示，正如日本政府能夠藉助奧運推動其主場館周邊的開發計劃那樣，奧運對政治家來説是很方便的武器。
因為本國連續爆發疫情被指責抗疫遲緩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支持率已經從當初的60%跌落至現如今的37%左右，而他在2021年馬上要面對兩場至關重要的選舉：即將在九月舉行的執政黨自民黨的總裁選舉與十月任期滿前需要舉行的眾議院換屆選舉。
也就是説，奧運會的舉辦事關日本的國際形象，也和政治家的聲望密切相關。事實上，在這位首相的努力下，G7峯會表示支持東京主辦奧運會與殘奧會，並聲明將奧運定位為“全世界團結起來克服新冠病毒的象徵”。
因此，即使日本國內專家已預測疫情將在東京奧運期間迎來高峯，即使“希望延遲/取消奧運會”的民調反對聲此起彼伏，東京奧運會依然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