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悖論與國家安全：網絡環境下的國家安全(一)_風聞

全球信息化的實質是正在形成跨國界的全球“信息空間”,其擴展模式是正在實現全球“網絡化”。它已經創造出一系列新的遊戲規則和運作機制,並使其本身具有了某種獨立的功能和屬性。這個虛擬現實正在改變着國際政治過程和國家政治的許多方面,引起了國際關係範式的變化,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和政治、經濟、文化構成了新的威脅,並因此而破壞着社會的穩定、整合和發展。這對於正在全面融入國際體系、全面推進信息化的中國來説,是一個十分殘酷的現實,雖然其間也包含了許多歷史機會和利益。本系列論文即打算探討一下在網絡環境下國家安全的新範式以及與此相關的信息政治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穩定,以及網絡環境下的社會治理與社會發展等問題,供各方面參考。

1，全球網絡是柄雙刃劍

人們通常所稱的網絡,是指通過互聯網和萬維網連接在一起的,由通訊網、電腦、軟件、內容和人員等組成的,巨大的全球性相互連接系統。它在經濟和社會各部門的廣泛應用以及在全球範圍的迅速擴展,已經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它孕育並推動了全球化,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並正在從社會的許多方面改變現存的制度機制。這些進展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信息網絡時代。

網絡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令人瞠目結舌,已經引起了各國的極端重視。目前已經沒有一個政府或政黨會無視這些事實。從1995年2月西方七國在布魯塞爾召開關於信息社會的部長級會議以來,美國,加拿大,歐盟各國和日本政府都承認了網絡創造就業機會的有力影響,結束了長達幾十年關於技術會給就業帶來負面影響的爭論。在這些國家中,對網絡發展的關往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的相關政策往往是總統級或首相級的重大決策。

然而,與人類歷史上的所有工具革命一樣,網絡以及信息網絡所代表的工具革命對於世界的影響和衝擊,也有正、反兩個側面。也許這個數字化現象的最大的反諷意義在於:各國政府在熱烈擁戴它的同時,卻面臨着嚴重的挑戰,而且許多挑戰他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是因為,網絡是一柄雙刃劍。它既是權力源,也是威脅源;它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同時也會給社會帶來衝擊甚或破壞。這種負面影響集中表現為:第一,網絡的無邊界特性對主權和國家權力構成了挑戰,產生多種形式的安全威脅;第二,網絡的賦權功能會催生史無前例的網絡政治動員,新的權力階層應運而生;第三,網絡“壓力集團”成為新的重要的社會力量,影響政治和決策過程,從而影響和改變政治過程與安全格局;第四,網絡流可能釀成全球“網絡風暴”和全球風險聯動,使網絡流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變數。這幾方面的負面影響耦合在一起,會對民族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安全挑戰。

2，網絡的無邊界特性對主權和國家權力的挑戰

網絡具有無邊界特性。當電子比特沿着光纜或衞星的傳輸帶寬迅速移動時,根本就不管什麼政治和地理邊界。這種無邊界性使網絡的活動範圍遍及全球。由於這個非主權化因素與力量的作用,傳統的國家主權和國家權力遭遇重大挑戰而迅速削弱。

傳統上,主權是國家阻止其他個人、組織或國家對它的內部事務進行干涉的權力。近20年,特別是最近10來年國際舞台上出現的大量事件已經證明,國家主權正不斷地受到侵蝕,國家權力遭遇到越來越明顯的挑戰。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全球化,信息空間的分散式體系結構和全球普布性、滲透性,更由於其虛擬性,使得信息空間超越於國家主權之上,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任何政府、團體和個人都沒有辦法控制它。網絡的活動範圍遍及全球一一就是説網絡技術不受政治邊界的約束，這是網絡削弱主權國家控制力的一個因素。今天各種類型的特殊利益集團,從恐怖主義分子到人權活動分子,繞開了建立在政府基礎之上的影響渠道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活動。從美洲到北歐,從中亞到中東,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的壓力集團避開國家政府來推進它們自己的運動。

網絡削弱了政府控制公民的總體權力,也降低了政府對其實施監管的能力。以往，政府治理逃避管制行為的有效方法是利用邊界實施制約,因為任何跨越邊界的行為都要花費巨大的代價。哈佛大學法學院的 Lawrence Lessig 教授在解釋這種治理理論時指出:“邊界把人民圈在裏面,以便讓政府來管理。信息世界打破了這種均衡，……逃避管理變得更容易了。政府管理的權力已經削弱,個人逃避政府管理的權力增強了。”再者,網絡空間的存在使政府的正常權力變得模糊不清。如果貨物在一個國家生產,在第二個國家存儲和運輸,訂單來自第三個國家的服務器,

最後送達的客户在第四個國家,政府如何來清晰界定其權限範圍呢?就網絡而言,由於未來大多數機構將圍繞網絡組建和運作,所以政府不僅在監管銀行系統和網絡化大型公司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難,而且會遭遇到犯罪組織和恐怖組織這類非法機構的更大的威脅。進而言之,信息空間的擴展太快,網絡世界的殖民速度超乎尋常,大多數政府無法從容應對。在政治制度有機會形成法制之前,網絡世界的模式也許已經開始成形並初具規模。這必然會使網絡治理雪上加霜。

隨着安全乾預和安全服務國際化的不斷加強,跨境數據流動問題越來越突出，對國家的信息主權和治理模式帶來衝擊和挑戰。這方面的問題和桃戰有很多,綜合起來看有兩大類。一類與信息(數據)的跨境流動有關。在這種情況下,網絡空間技術正崛起為社會的“力量工具”,逐漸成為對手國可以利用的工具,這有至少兩種可能和途徑。其一是,對手國可以直接使用這些技術來攻擊、削弱和破壞別國的通訊和信息傳遞。網絡空間的門檻很低而且可以實施匿名行動,潛在的敵人在國外,這樣就會出現管理真空。由於網絡的跨國界性質,罪犯,恐怖分子,情報服務機構和軍隊網絡部門的地理位置特徵變得日益複雜,使人們很難把惡意數字活動歸屬於具體個人,從而進一步增加了對網絡威脅進行溯源的困難。敵對勢力,特別是像美國這樣懷有敵意的外國政府便可以利用這些便利直接跨越統治管轄權,收集並且惡意使用從開源網絡獲取的或從受保護網絡盜取的數據。其二是,通過某種安排,迫使或誘騙對手國的網絡服務商或數據平台向美國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數據和信息,在滴滴出行事件中,美國利用上市合現的要求,使滴滴出行這樣的無良企業走上了出賣國家安全之路,就是美國陰謀敗露的一個事例。

另一類與主權及司法管轄有關。這方面新出現的跨界問題包括國際數據保護規則,數據傳輸、數據攜帶與相關性標準、以及雲服務的責任成本等。此外,移動通訊技術的普及以及萬聯網的廣泛應用,可能會受到來自限制跨界數據傳輸,以及萬聯網相關全球貿易服務等政策的消極影響或限制。進而言之,像 Apple 和Blackberry 這樣的系統可能會將數據儲存在境外,這就會與當地的立法產生衝突。由於國際社會並未形成統一的關於網絡治理管轄的法理和法律框架,所以全球範圍內的網絡空間以及當前被忽視的國境都對現存的法律體系提出了挑戰,妨礙民族國家有效地應對威脅和意外事故,從而進一步限制了民族國家行使其信息主權。

毋庸置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家仍將是佔支配地位的國際行為者,但是由於各種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和不斷擴張,更多類型的其他行為者必將在許多問題上施加重要影響，而出現新的具有網絡時代特徵的國家安全格局。

3，網絡賦權的安全威脅:史無前例的網絡政治動員和新的權力階層應運而生

網絡是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最偉大的媒體革命。它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各種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團體、組織與個人都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傳播思想,擴大影響,甚或組織聯合行動。這就使獲取、應用和控制信息的能力從少數組織和個人的特權變為公眾可以享受的基本權利。信息技術則瓦解了等級結構,把權力分散到了更多的個人和羣體當中。由於信息空間的擴展和時間維度的大幅度消減,個人(或社團)可以在較以前更廣闊無限的範圍內活動,網狀分佈的節點,使個人和羣體為了各自不同的目標而交互行動,並且可以毫無阻擋地跨越國界進行協調,出現信息全球大流動的兩難局面。作為一個缺乏管制的技術平台和社會空間,互聯網很容易突破政府控制,並將其作為思想傳播空間。由此而出現的觀念傳播多元化,正在引發社會輿論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某些國內的、地區性的或全球性的問題,都可能成為全球網絡上廣泛參與的熱點和社會動盪、衝突的導火線。在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環境中,各種行為者,特別是非政府和非國家行為者,都會最充分地利用網絡賦予的這種信息權利和機會,發動各種形式的網絡政治動員。新的權力階層便會應運而生。

這就是我們所説的網絡的賦權功能。從來,信息和知識對權力與利益就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而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往往意味着權力的轉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互聯網上的無政府自由主義傾向和無中心的信息傳播模式,打破了舊體制和舊有媒體形式對信息的控制,從而使信息成為更多人手中的武器。這種進展對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形成了衝擊,其影響隨着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已逐漸超越技術層面,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權力決定信息分配”的關係,而開始出現“信息決定權力分配”的範式,從根本上衝擊着基於現行權力結構的社會穩定觀,也動搖了迄今相對平衡的利益分配關係。就是説,互聯網空間的技術結構和運作模式引起了新的授權過程,使互聯網成為一種新的賦權武器。一個國家掌握電腦的頭腦清醒者一一學生、大學教師、科學家、工程師、大型公司的職員,行政官員一一可以在網上相遇，獲得為其社會或政治目的而組織起來的空間和支持。目前在我國的網絡上出現了一批所謂“大V”,這批人就是我們這兒所説的新權力階層的基本力量,他們與“新三反”分子勾結在一起(或者他們自己就是“新三反”分子),成為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新的威脅源。此外,互聯網作為一種信息傳播媒介和經濟活動平台,給各種反社會的組織和勢力提供了輿論空間,也給邪教和其他極端思潮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事實上,邪教與互聯網的結合構成了另一個信息安全威脅源。除了邪教之外,美國的右翼準軍事組織也大量上網,宣傳他們的主張。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叛着也大量利用互聯網向世界各國政府挑戰,無論是波西尼亞的人權問題、阿根廷的持不同政見者突然失蹤現象,還是秘魯的“光輝道路”,互聯網都給提供了一個世界規模的講壇,而隨着越來越多的人上網,其影響也隨之不斷擴大。從極端角度看,網絡流則可能成為社會破壞分子的武器。互聯網提供給恐怖分子、破壞者、武器和毒品走私犯、還有竊賊的那些東西一一招募新兵、策劃、獲取信息、秘密交流的能力一一轉化為資產。

由此可見, 網絡作力權力源和影響源、具有給個人和集團賦權的離奇能力。如果説21世紀財富和權力的增長基礎並不是擁有領土和自然資源,而是擁有信息和知識的話，那麼網絡的發展就會傳播財富和權力,這樣就威脅到權力更多地受物質系件制約的那些人。所以,網絡對於政府的最大威脅來自於一個更微妙的無處不在的渠道:它自己的人民。隨着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於各種原因而削弱,網絡授予人民的權力會越來越大。所以,從長期來看,網絡向政府發出的最嚴重的挑戰並不是來自國際衝突,而是來自國內人民和網絡所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會綜合效應。

由此可見,網絡空間和網絡流是一柄雙刃劍,它既是增強國家內聚力,鞏固國家政權的力量,也是分化國家內聚力,威脅國家政權的武器。正因為如此,古往今來一切傳播媒介都是政治動員、政治鬥爭和思想文化統治的空間和手段。這樣,以信息網絡為基礎的新型政治動員和社會運動已開始威脅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在較深層次上影響社會訣策和發展;而信息恐怖主義的威脅以及與邪教、宗教和民族分裂主義、各種形式政治極端主義在信息空間的結合,則構成一股新的反人類、反社會暗流,並因此在思想文化領域引起了一系列安全威脅和效應。

4，網絡“壓力集團”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影響政治和決策過程

隨着網絡言論載體的逐漸發達,相當多的網民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在網上結成各種虛擬的社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網絡社羣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一個新興的網絡族羣正在我國悄然興起,已經結成了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

我國網民現模、寬常網民數、國家頂級域名註冊量三項指標穩居世界第一，互聯網普及率以及手機使用量穩步提升,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網民人數已達8億多（？），其中大多數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為網絡輿論的形成和網絡動員提供了龐大的人羣基礎。他們習慣在網絡上尋找信息和新聞,並發表自己的看法。網民看網絡新聞,新聞跟帖是最為草根化、大眾化的網絡輿論,2億（?)多網民訪問BBS，這是網絡輿論形成和發酵的主要推手；近2億（？）網民開博客且近7千萬人（？）半年內更新，網上“意見領袖”的博客是權重最高的網絡輿論；近8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超過3.5億（？）網民使用即時通訊工具,他們中的“公民報道者”托起了兩種新鋭的網絡輿論載體一一微博客和QQ羣,每天都有可能利用手機和互聯網實時播報公共事件。

網民的組成更加貼近現實的社會結構, 雖然不能説網民代表全體中國人,但多種研究顯示,作為中國公民中社會參與熱情程度最高的一個羣體,他們積極地關注和反映社會現狀。調查顯示,88%受調查者通過網絡密切關注各種事件的後續發展,近82%受調查者認為互聯網是民主建設的一條新道路。中國網民廣泛討論的話題很多,其中官員腐敗和富豪特權是最受尋求社會公正且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熱議的現象。貧富衝突、勞資矛盾、城市拆遷、農村土地流轉、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道德失範等問題，都是網民關注的內容。面對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人民希望減少腐敗和犯罪,並渴望通過網絡來監督時事和揭露醜惡現象。這表明公民合法權益已經從現實擴大到虛擬世界,從而使網絡輿論逐步成為推動立法規範和檢驗行業漏洞的重要平台和加速器。這麼龐大的具有輿論能量的“新意見階層”,正在形成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這些壓力集團就如同大洋上的大氣團,看上去散漫飄渺,但其體量巨大,在一定條件下,就能集結形成氣流,掀起風浪。

所有跡象都表明,我們正面臨着網絡政治動員向網絡政治行動轉變的現實威脅和挑戰。直到目前為止,政治動員和政治行動事件還只是零星的,並且彼此間基本上沒有聯繫。在網絡具有“即時效應”功能以及黑客主義的條件下,當民眾反抗運動與網絡政治動員結合起來,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在不少問題領域,一旦發生民眾的廣泛關注熱點而當局又未能妥善處置時,在極端情況下,全國所有城市和鄉鎮的不同層次便會同時發生跨領域的反抗行為或抗議行動。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是:當政治動員從孤立的事件轉為一種集中化的聯合力量時,又會怎樣?這種勢力或運動會不會有朝一日成為信息空間和現實世界中反政府的主導力量?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網絡壓力還具有強烈的國際響應和配合。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亂局引向中國,他們通過互聯網煽動非法聚集,妄圖製造事端，挑起“街頭政治”。從國際政治和外交鬥爭角度看,目前互聯網已被許多非政府組織作為全球動員和協調行動的空間,包括進行環境行動、和平行動、人道行動等。這就引出了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如果個人,非政府行為者能夠跨越地理—政治邊界以數碼空間的形式進行政治動員活動,那麼這將會對政府和國家產生何種長期的後果?該問題需要引起更大的關注以找出一個適當的、有利於進行長遠戰略決策的答案。

以上論述説明,信息空間並非世外桃源和自由天空,其實它也是一個政治舞台。政治極端主義活動只是形形色色反對派團體的一個代表。雖説表現形式和政治內容在各國不相同,但這種威脅對所有國家都存在。對於中國來説,鑑別並管制、打擊類似性質的活動,便是信息安全戰線上的緊迫任務。“

5，“網絡風暴”與全球風險聯動：網絡流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變數

無論是在傳播的速度和規模、影響的地域範圍,還是媒體的表現形式等諸多方面,網絡都遠遠超出了以往的大眾傳播媒體,因而在社會和政治動員中發揮着其他媒體所沒有的重要作用,在許多方面常常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引起所謂“即時效應”。某個普遍關往的事件發生後,立即就可能在網絡世界產生連鎖反應,各個電子公告欄、新聞組以及郵件列表等虛擬交流場所便會同時出現報導、評論、討論,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人便會在頃刻間“聚首一起”。視事件的性質,許多源於民眾的自發性抗議很快就會自發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這種抗議浪潮甚至會通過“無邊界的數字王國”迅速擴散到對媒體和輿論實行嚴厲控制的國家和地區,從而干預到具體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決策和進程。這樣,數萬裏以外異國的一隻蝴蝶因某個原因抖動翅膀,便可能在萬里之遙的本國發生風暴。這就是網絡的波動效應和擴散威力。網絡的這種“即時效應”在社會運動和政治動員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此外,電腦網絡的國際化產生了全球網絡,互聯節點越多,全球系統產生威脅的可能性就越大。近年來,網絡關係變得日益高級,日益具有相互滲透性。特別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國的組織和公司已經相互連接而組成全球網絡,任何一點上的惡意信息都能造成全球性差錯。稱為“網絡風暴“的差錯鏈,就是這樣發生的：一個網絡出了問題,產生一系列錯誤信息堵塞了其它網絡,其它網絡便釋放自己的錯誤信息來反應,於是環環相連,例下一大批網絡。

這樣,由於全球互聯性不斷強化和發展,使得媒體的平衡從原先的一向多傳播(例如傳統的廣播和電視)轉為多向多的交互式傳播,全球社會正以新的方式連結在一起,產生了使舊結構遭到破壞的新的體系、關係和紐帶。地理因素不再重要了,由於加速化和放大化,新體系能夠一夜之間就建立。這就為虛擬聯盟以滿足不同威脅和不同目的而進行組合與再組織提供了可能。於是,相互聯繫性就產生了新時代最具挑戰性的一個結果:傳染性。這種傳染性遍及經濟、政治、社會和安全諸領域。對許多國家來説,互聯的本質現在不僅被各種跨國“流動”—-資本、勞動、技術、信息,等等-—所定義,而且還逐漸取決於外國因素的存在及其自我發展壯大,並且因為它們的存在而產生了多重而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其他局部性結果。

這些新的“流動”導致無數構築嚴密的經濟、社會和其他關係網絡的建立。世界股市的價格,外幣的比價,不是由哪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所能控制的,它是由全球網絡金融系統中運作的投機者、投資者、參與者共同決策所形成的。由於這個網絡是虛擬的,參與者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用權力來控制的,最後就形成了全球的資產價格,決定了股市的價格,決定了一個企業的升降、成敗,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運。其直接結果是形成全球風險聯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大動盪、大調整、大改組,代表的是運行規則、思維、指導價值、運作平台等的變化,帶來的是空前的國家風險、地區和行業風險,以及市場不確定性程度的提高。

6，重新定義國家安全

顯然,網絡空間正在作為企業、政治和戰爭的運作環境而出現,因而它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環境。這個環境打破了物理空間上的有形界限,在全球範圍內,在組織和觀念層次上引發了一場聯網革命,從而催生一種新的關係“結構”。這個新現實正有動搖這個世果的關鍵行為者的組織結構和權力基礎，使我們從相互依存的時代進入到全球互聯的時代。全球民間社會力量的增長以及網絡化運作正在成為新世紀的重要權力實體和戰略因素。新型政治動員、新的社會運動以及新的技術範式正在引起主權概念的弱化和變異,催生新的授權過程和新的權力源、權力階層;我們正在從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轉入以網絡為中心的世界,政治、外交、軍事和安全戰略也正在相應地從傳統以層序官僚中心為基礎的實力政策轉向以網絡中心為基礎的信息戰略。

這些進展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新時期的開端。網絡時代的來臨正在醖釀時、空概念的重大變革,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無國界數字化空間”全面擴展,使國家安全的概念與內涵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遷。隨着信息載體功能的增強,信息的媒介作用開始普遍化、社會化和多元化。這就把國家安全的視野從單純的物理疆域擴展至數字化空間,而且由於信息滲透一切領域的特性,國家安全的範疇相對傳統的領域有了更深廣的擴展,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領土安全和社會穩定依然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外,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主權,特別是網域安全等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安全防衞重點便從處理危機擴大到全面防範。更具有駭世驚俗意義的歷史進展是:在網絡環境下,國內不安全、不穩定的因素,通過網絡的交匯、放大,正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並有可能成為較國際威脅更難防範、更具破壞力的安全威脅源。

這種以網絡和信息安全為核心的新範式,建築在觀念、價值和倫理道德規範這些軟權力的基礎之上。國家安全專家們長久以來將他們的考慮基於傳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維度之上。現在我們看到,由於信息空間和全球網絡的擴展,世界正在重新成為一個各種觀念相互比拼的戰場,並且不再僅僅將物質資源作為激烈競爭的目標。在這個新世界中,成功的關鍵在於熟練地對信息能力和資源進行戰略性管理。這意味着需要在保證網絡開放性和維護信息資源訪問權的同時,防範和打擊網絡滋生的信息安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