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抗洪救災，同舟共濟，就是我們的為民之道【大道之行03】_風聞

【文/範勇鵬】

我講的第三個字是“民”字，就是人民的民，這個字非常有欺騙性。

無論在中外歷史上，我們都經常看到一種做法，就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給説成是普遍性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比如我們中國古代文獻裏邊用到這個民字，經常指的是地主和士人階層，甚至有時候是指的地方豪強或者鉅商大賈。在西方古代也一樣，它的民通常指的就是城邦或者帝國的公民、自由人，也是一種封閉性的社會等級。比如像古希臘的所謂民主，説白了就是這些人來做主。

另外比如像中世紀佛羅倫薩的平民，這個詞其實指的就是工商業階級的中下層，真正的下層勞動者不被稱為平民，他們是叫庶民。再比如中世紀的威尼斯這樣的小國，一些家族通過做生意發財加入了統治者階層，他就趕緊通過立法把上升渠道給封閉掉。所以當時威尼斯就有一個著名的叫一個法律叫《關閉大議會》，説白了就是把參政公民的資格給限定在這些家族之中，就相當於坐公交，我們先上車的，就關上了後上車人的這些機會。

直到今天，西方文化裏邊所講的民仍然是有很強的階級性。

西方的“民”——資產階級

本質上代表的資產階級，那麼引申來看，今天西方社會科學有一個基本的範式，就叫“國家-社會”的二分法，大家非常熟悉，認為和國家相對的存在着這麼一個所謂的公民社會。

在西方文化裏邊，社會所代表的就是民主、自由、獨立甚至是正義，自帶道德光環，那麼政府你代表的就是壞的，社會的就是好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理念？因為它指向的是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制約。西方人經常會説中國你哪個機構不夠獨立，他的潛台詞就是説你是受政府領導，受共產黨領導，或者你是接受公共資金的，但是反過來看問題，我們也可以問，獨立於政府的就一定是獨立的嗎？不一定，因為任何一個機構你總要花錢，實質上就是依附於資本。

政府和社會並非對立

中國有不少學者都跟着西方這種思維方式走，比如我們經濟學家天天喊“國進民退”，這個民指的是誰？大家不要以為是我們勞動人民，指的就是資本家，政治學、社會學一些學者成天講加強公平社會，背後指的其實就是加強資本力量而已。

這些東西實際上中國歷史上都玩過，這裏所謂的社會，或者民這樣的概念，它其實類似於中國早期歷史上的豪民這樣一個概念，這麼一講問題就清晰了。實際上人類社會從來不存在政府和社會的二分法，而往往存在的是一個政府、豪民或者資產階級和平民的這樣一種三方互動。

但是我們來比較中西曆史，我們就發現中國這個民字的定義，它顯然是更具有開放性的，至少在秦漢之後，它不再是一個封閉性的階級概念了。自漢代以後，歷朝歷代也都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打壓豪民。另外就是我們中國作為經濟基礎的這種小農經濟，客觀上也促進了平民社會的平民觀念的出現。因而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裏邊，這個一定程度上代表小民，而不是僅僅代表貴族豪民的“民”字，就獲得了比其他文明裏邊重要得多的分量。

所以今天我講這個名字主要是從三重含義來講，第一是民本，第二是民生，第三是民事。

首先講民本，中國有一種追求民本的政治傳統，美國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何柄棣先生，他在一篇文章裏邊就講渭水流域，陝西它那種獨特的地理條件使中國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定居文明。我們的先民不用像世界上很多文明一樣，去過一種遊耕或者遊牧的生活，那麼長期的定居就帶來了一代一代人之間在一塊土地上生存（的條件），產生了一種心理的聯繫，然後逐漸的就使人成為文明的中心，產生了人本的觀念。

中國很早產生了民本思想

比一比中國，大家想想世界上從古到今有多少文明，它是以神為本，以資為本，或者以血統貴族為本的，似乎只有中國產生了最深厚的以人為本的觀念。民本它有很多層次的含義，比如説民是國家的基礎，就像我們古人講的“民為邦本”。第二就是民比統治者高貴，就是“民為貴，君為輕”。第三是統治者要愛民。第四是國家存在的理由是為了給民來提供秩序和福利，也就是我們古人講的“恤民、安民、為民制產”這些概念。

中國的民本它崇尚實質，就是説要讓民擁有恆產，得到生息，免於天災人禍，能夠生活在太平盛世裏邊。中國民本和西方的民主它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我們民本跟歐洲近代的社會主義運動所強調的民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比較強調實質，強調平等，強調福利。但是西方古典的民主和現代自由民主裏邊所講的民主，它更看重的是一個“程序”問題，這方面在中國古代是比較缺乏的，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去關切這樣一個程序問題。所以中國古代它是通過皇帝制度來實現這種民本的目標，通過官僚和科舉制來解決民如何參與政權，但是並沒有涉及民如何成為統治者的問題。

直到我們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才實現了在民本傳統上的一個飛躍，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叫人民民主。它不僅在實質上要以民為本，在程序和結果上也都要追求人民來做主。

其次，我要講一下民生，由民本的邏輯我們往前推演，那麼國家自然要重視民生，國家對民是負有責任的，它要帶領人民去挖掉大山，引走洪水，改善生活，抵禦外敵、消除內亂。要讓民有財產、有家庭、有積蓄，有抗風險的能力，不僅要有飯吃，還要有書讀，遇到困難還要有小額貸款，有了饑荒還要得到救濟，實在沒有辦法了，國家也有義務來把這些民給遷到豐收的地方去就食，這是一種具有家庭倫理的國家觀，與世界上很多文明是大不一樣的。

​國家為民提供公共服務

比如美國學者賓格爾他就指出一點，他説中國的皇帝沒有統治的“權力”，僅有一種“天命”，也就是説他有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皇帝有職責治理好國家，所以他原文講“一個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治國安邦、抵禦外敵、關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發展灌溉、修築道路、賑濟災民。古代中國政府所承擔的民生職責是大多數其他古代社會所不具備的”。

我覺得美國學者他認識是比較到位的，確實是中西文明的一個迥異之處。比如我前面提到歐洲的國王們到12世紀才意識到他自己有責任來提供公共服務。到英國17世紀才產生了國家要對平民負責的這種理念。美國是到19世紀隨着西部拓荒，才開始大規模地去建設水利工程。

從孟子講“為民制產”，到孫中山講“民生主義”，中國2000年都有這種樸素的社會主義觀念，所以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就非常容易去產生共鳴。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正是中國人幾千年理想的一個科學表達。

第三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事概念。 民事是什麼意思？它對應的一個概念就是軍事，講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國家，它應該由文官來統治來管理，不能由軍事力量凌駕於文官政府之上。現在很多國家都非常強調叫民事性，比如像美國憲法裏邊就有幾個民事性條款，比如第一條就是美國的三軍總司令要由民選的總統來擔任，另外一條就是美國各州不能有常備軍，但是事實上後來美國的國家的軍事化已經推翻了這樣一個民事性的原則，特別是在二戰之後。

中國古代有一個民事國家的傳統，我們看到所有國家它在初期一定是高度軍事化的，否則它沒有辦法生存發展，但是軍事化的國家必然會產生軍事化的統治秩序。所以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民主制、貴族制、封建制、帝國制，大多數都是以軍事立國，以軍事力量作為基礎來分配政治權力。

但是軍事力量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它能保衞國家，能擴張領土，但是也能吞噬國家，它能夠對外征服，也能夠壓迫人民。直到今天世界上有相當多的國家，在它表面的憲法秩序背後，實際上是軍事力量在掌控權力。比如像我們知道的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拉美，一直到美國，軍方往往是無人敢惹的。比如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很早就講過，美國這個國家已經被軍工複合體所綁架。

那麼10年前“阿拉伯之春”的時候，當時埃及的穆兄會把穆巴拉克給推翻，通過全國選舉上台，但是軍方就可以把它顛覆掉。所以你就發現在這樣的國家裏邊所謂的憲法秩序，所謂的選舉的、合法性，沒有什麼價值的。

另外去年美國大選的時候，軍方的立場舉足輕重，如果不是軍隊這種威懾，特朗普也許真的能幹出點什麼事來。還有就是緬甸不久前的軍事政變，到今天還塵埃未定，將來沒準會演化成一場內戰。今年5月27號，法國百名退役高級軍官和上千名下級軍官發表了一個公開信，向法國政府“逼宮”，聲稱如果馬克龍你不能阻止國家解體，我們就要實施軍管。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國家它表面的憲法秩序和選舉民主背後，都隱現着軍隊和軍工勢力的身影。

我們回到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是世界歷史上馴化軍事力量最成功的，甚至可以説是唯一一個基本實現了國家民事化的文明。

中國是唯一一個實現國家民事化的文明體

從春秋末期中國產生了一個現象叫文武分值，區分將相，所以大家熟悉的藺相如、廉頗對吧？它就分將和相，到戰國之後，就演變成了一種由文官科層來治理國家的制度。但是一直到唐代，文武的這種還沒有完全分開，比如像習文習武者都可以成為士人。

一直到了宋代，才牢牢樹立了文官掌軍的規矩，形成了重文輕武的文化。兵不是將、將不習兵，比如當時有很多有意思的現象，比如武將要去執掌兵權，比如到邊區去擔任治治史，他首先要換成文官的身份。

當然了這種制度它也有弊端，它壓抑了軍事力量，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像宋朝的名將狄青，去年有個電視劇叫《清平樂》，裏邊有很生動的描述，其實在歷史上是真實存在的。狄青這樣的武將，他在像韓琦這樣的文官面前，他是低一等的，那麼這樣的制度它在一定時期也導致了中國軍事力量的衰弱不足，所以社會也喪失了擴張進取的動力。那麼從效果上看它還是有效的，漢唐都是亡於地方軍事割據，到宋之後基本上把危險給消除掉了。

那麼我們中國共產黨繼承了歷史上2000年的經驗教訓，同時也吸收了蘇俄革命的成果。後來通過我們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原則叫黨指揮槍。它把樸素性的一個民事原則給提升為一個政治性、人民性的原則，讓軍隊牢牢低掌握在黨手裏，成為人民的子弟兵。同時又通過組織建設和政治建設，讓人民軍隊成為一支能夠打勝仗的軍隊，所以很好地解決了對軍事力量的控制和對軍事力量的使用，這中間的微妙的平衡。我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迄今軍事制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