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 “費厄潑賴”應該緩行》_風聞

魯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寫了一篇短文：《論 “費厄潑賴 ” 應當緩行》 ，在中國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引起極大反響。

魯迅當初寫這篇短文的初衷是針對當時的知識界中一批“公知們”（當時被魯迅稱為“仁人們” 或 “土紳士“ ）忽略中國國情，一昧鼓動中國社會應當緊跟西方列強提出的“費厄潑賴” （ 即 fair play ，“公平遊戲” 之意）從事國際，國內交往。這本來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識分子往往説話冒尖，先抬高西方話語權，卻又貶低本國民眾素質欠缺。魯迅先生對此氣憤不過，寫下此文。文章雖短，戰鬥力極強，深刻解剖了中國少數文人仰人鼻息的虛偽，駁斥了西方提出的“費厄潑賴”的“雙標”特點（魯迅稱“雙標”為“兩重道德” ），呼籲國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別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聲音走路。

魯迅先生這篇文章已經歷時96年，今天讀來依然充滿活力，其戰鬥性沒有因為時間流逝而有絲毫減弱，相反卻有如陳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寫幾句《 再 “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

重讀魯迅先生這篇文章，絲毫沒有滄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寫在當下，寫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經歷百年不遇之大變局。可是人們驚奇地發現，世界千變萬變，卻總有一樣東西似乎一直不變：西方政客們的傲慢與偏見始終沒有變化。100年前的西方呼籲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為當時的世界面臨經濟動盪，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西方資本家賺錢的機會大大縮小，各國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競爭機會。這肯定傷及資本的利益。於是西方開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體育賽事中的口號引申到市場交易之中。表面上看，這似乎沒有什麼錯，但是當西方用“fair play “約束窮國的發展慾望和努力的時候，“fair play” 早已經變質走形了，它成為西方掠奪窮國的護身符，又成為限制窮國求翻身的緊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魯迅先生在內的中國有識之士的反對。

所以，魯迅先生乾脆直説了：現在還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魯迅先生的觀點簡單明瞭，他説 ：中國自有特別國情，……（西方）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 “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

他還説：所以，（我們）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他也“費厄”了，然後再與他講“ 費厄” 不遲。

讀到這裏，我們不禁為魯迅先生的一針見血和洞若觀火的睿智鼓掌叫號。魯迅先生如果今天還活着，看到西方國家政客們的所言所行與他們的祖先如出一轍，魯迅先生一定會痛心疾首，不知會如何痛斥西方“洋紳士”們的頑固不化和無恥之極。

遠的不説，就説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費厄潑賴”，對窮國諄諄教誨，盡力洗腦。要讓全世界按照他們制定的規矩，規則説話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訓斥。尤其是拜登總統上台以來，更是不厭其煩的鼓吹大家要按“基於規則的體制”和“法律”辦事，可是恰恰是他們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羣人。當中國認真和他講“fair”是，他卻從不講什麼“fair”，結果總是讓中國吃虧，吃大虧 ！

所以，魯迅先生反覆告誡我們，要“費厄”時，先要看清對手，還要有等差（區別對待），必須視對手如何而施。因為，“ fair 不當，反給惡勢力佔便宜”。

現在的美歐日澳的所做所為，沒有跳出魯迅先生所言！實在是歷史對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魯迅先生何其英明，鐵面無私，他在96年前為西方政客們的畫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們驚歎魯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時，也驚歎西方政客們的頑疾一脈相承，已經無可救藥。不禁讓人扼腕嘆息！

魯迅先生之所以大談“費厄潑賴”緩行，主要是針對當時有人反對“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這個幡旗，保護那些如今成為“落水狗”的惡人，要求革命者對那些曾經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魯迅等革命者的徹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這場論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當世衞組織迫於某些國家的壓力，再次要求中國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調查，這對“常識”既是嚴重傷害，更是對“科學”的侮辱性更強的歧視性要求，這時他們的“ fair ”在哪裏呢？他們為什麼不去美國進行必要的溯源調查呢？他們在刻意迴避什麼？掩藏什麼？這時如果中國對他“fair”了，可是他們對中國並不打算“fair”，最後吃虧的又是中國。

所以，沒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題目更新為 《 再 “論費厄潑賴應該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勢：對西方少數政客的“fair”要求，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三思而後行。

誠如魯迅先生最後所建議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