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國土和自然災害想到的_風聞

本文是一篇思考，不一定全面。

中國這片土地，有非常多的優點和獨特之處，

我們先説優點，

第一點是從海拔上看，

我們的國土從沿海的海平面一直到全球最高點的青藏高原，垂直的高度高達數千米。

全球的制高點青藏高原掌握在中國手裏，我估計如果有一天外星人來到地球的上空，他們肯定會觀測這個星球最高的地方是被誰掌握的，並且認為這個種族很可能是地球上的優勢種族，畢竟人類似乎對於最高有一種崇拜，不管是皇帝的皇權還是宗教的神權，都是權力最大的人在最高點，而其他人都是在較低點匍匐拜倒在腳下。

我和我老婆的蜜月旅行就是走川藏線，這條線的迷人之處就在於景觀隨着海拔而迅速的變化，儘管最後我們沒有到西藏而是到雲南去了，但是仍然對川藏線的美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覺得中國的川藏線沿線景觀是世界頂級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實在太難以找到這樣的超級景觀路線了。

美國的電影《2012》裏面，全世界都被淹沒了，唯獨中國的西藏成為了倖存人類登船的地點，因為地勢最高嘛。

我們南邊的印度，一直就對西藏是中國的國土耿耿於懷，中國人在山上居高臨下，地理上的戰略優勢太大了，就不説軍事上的優勢了，就説河流的走向吧，雅魯藏布江就是從中國流向印度，所以印度人老是擔心中國人修水電站影響印度。

由於我國高低落差的特殊地勢，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水力優勢，我國成為了全球可開發水力發電資源最多的國家，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全球第一水力發電大國，長江上游金沙江上，裝機容量超過1000萬千瓦的水電站就有溪洛渡，白鶴灘，烏東德。

第二點是中國擁有遼闊的温帶可適宜居住的國土，不要小看可適宜居住這一點，很多國家並不具備這個條件。

在面積上超過900萬平方公里的加拿大和俄羅斯，大部分地方氣候寒冷，無法進行農牧業生產，不適合人類大規模居住；面積超過700萬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亞，大部分地方乾旱少雨，形成了面積廣大的沙漠或者荒漠，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

我們總是覺得中國的人口高度集中在胡煥庸線以西，以為我國的實際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土面積不大，其實和同樣面積遼闊的俄羅斯（國土面積全球第一），加拿大（面積全球第二），澳大利亞（全球第六）一比較，就覺得還可以了，這也是我國能夠容納超過10億人口的原因。

從實際陸地面積來看，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美國，巴西，澳大利亞是全球前六位，但是其中俄加澳三國不適宜居住的土地面積太大，因此按照可適宜人類居住面積排名的話，全球最大的是美國，第二就是中國，巴西可以排在第三位。

土地遼闊，並且可適宜居住的土地還十分遼闊，這個就好處很多了。

別的不説，我國的國土從低緯度到高緯度跨度很大，因此我國發射大推力火箭，就可以在海南島發射，因為緯度低，地球自轉快，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轉的速度將物體送入太空。像歐洲的維度總體就高，所以歐洲航天發射中心其實不在歐洲，而是在南美洲的法屬圭亞那，這裏維度低，離赤道就很近，是不是萬萬沒想到。

第三點是中國擁有漫長的超過1萬公里的海岸線，擁有很多世界一流的良港，這使得中國可以同時成為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

大航海時代之後，全球化開啓，到現在全球的能源，原材料和商品都主要靠海洋運輸，人類逐漸從陸權向海權發展。

近代帝國主義很喜歡在中國搶佔港口，英國奪取了香港，德國佔領了青島，俄國和日本爭奪旅順，這些港口在天然條件上都是優越的良港。

其實近代以來的世界強權，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像德國，俄羅斯都被認為是陸權國家，但是自然條件限制了這些國家海洋力量的發展。

俄羅斯在遠東的港口就是海參崴，每年有幾個月的結冰期，這也是俄國人很喜歡中國的旅順港的原因。

而在歐洲，俄國的港口也挺尷尬，下圖中我設置了一條路線，起點是聖彼得堡，終點是摩爾曼斯克，是俄羅斯的兩大港口。

從地圖上的紅圈可以看出來，俄羅斯的海軍從聖彼得堡出海，進入芬蘭灣，然後是波羅的海，這其實都是被歐洲大陸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包圍的內海，最後要經過丹麥的羣島才能進入大西洋。

相比之下，摩爾曼斯克雖然是北冰洋的港口，但是因為北大西洋暖流，卻是不凍港，成為俄羅斯異常珍貴的港口。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要想離開黑海進入大洋，要經過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我國當年為了把購買的瓦良格航母從黑海開出來，可是和土耳其費了不少勁，我國只是買航母，這件事搞定了就完了，可是俄羅斯的海軍可是一直要面對這件事情的，可見俄國人在土耳其方向真的很憋屈。

至於德國，不用説了，看下下面的地圖就明白了，德國的“頭上”長了個犄角，就是丹麥，擋住了德國很大一部分海岸線，不過好在德國還有漢堡和不萊梅兩個大港口，不需要經過丹麥，可以直接從德國的海岸線出大西洋，不過總體來説，出海還是很狹窄。

跟德國人出海被丹麥擋住有點像，我國雖然大陸海岸線遼闊，但是有個還沒有統一的台灣擋在中間，也是很影響我國海洋力量的發展的，所以即使單單從海洋力量發展的方面來看，統一台灣也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第四點是我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實這一點我放在最後，是因為我一直有個觀點，那就是自然資源其實不值錢，這個觀點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同的。

全球單純靠自然資源致富的國家當然有，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亞和挪威，但是他們的特徵都是人口非常少，而自然資源又非常豐富，

查詢了維基百科，

澳大利亞人口2021年7月才2584萬，挪威人口2021年4月才540萬。

我們印象中海灣石油富國都很富裕，但最富裕的卡塔爾2021年5月人口才263萬人，阿聯酋人口2019年12月是950萬人，我們覺得是土豪國家的沙特，2019年7月常住人口3422萬人左右，人均GDP不過2萬美元左右的水平，還不如韓國和中國台灣高。

可見即使是全球自然資源豐富程度頂級的國家，充其量也就是讓兩三千萬人過上不錯的生活水平，而且自然資源價格波動很大，某種意義是靠天吃飯。

相反高科技和新興產業的造富能力則遠遠的超過自然資源，遠遠的突破了讓兩三千萬人口致富的體量，日本，韓國，德國，法國，人口都超過5000萬人。

我之前説過，我國未來十年人均會突破發達國家門檻，而其中採礦業增加值佔GDP總量低於10%，我國就是10億人口的體量了，我挺喜歡美國的人一個説法，就是科技是“無盡的前沿”，這個説法確實挺有智慧，科技創造的財富才是無窮的。

**我國國土上藴藏的自然資源，對於我國的最大意義是保證國家戰略安全，其次才是賺錢，**其實看我國每年的GDP，自然資源開採的佔比非常低了，第一大行業是製造業，然後是服務業中的各種類別，採礦業的GDP佔比在10%以下。

接下來我們再説下我國國土的一些“缺點”，我記得劉慈欣曾經寫過一篇科幻小説叫做《超新星紀元》，簡單的説就是宇宙中超新星爆發了，導致地球上12歲以上的人都會在一定時間內死去，全球各國都會只剩下兒童，於是各國政府都開始培訓孩子們從事生產，軍事和政府組織活動，以便於在大人死去後國家還能繼續運轉，孩子們還能繼續生存下去，最後有個情節就是中國和美國互換了國土，總之這個情節讓人感覺有點糾結。

但是我個人認為，單純從自然條件的角度來講，美國可適宜居住的國土面積，大平原，耕地面積大，沙漠小，自然災害程度等來看總體是優於我國的。

由於氣候條件和地形多種多樣，我國自然災害可以説是非常多，

我們就跟歐美比較的話，實事求是的説，中國遭受的各種自然災害的規模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人口眾多，因此會造成非常大的傷亡。

就拿地震來説，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死亡人數在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發生過兩次，

一次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失蹤八萬多人，

還有一次是2010年4月在青海玉樹發生的地震，這次地震截止當年5月30日18 時，經青海省民政廳、公安廳和玉樹州政府按相關程序規定核准，玉樹地震造成2698人遇難，失蹤270人，這個死難人數也不少。

再往前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萬人，

以及1975年創造了地震預測奇蹟的遼寧海城7.3級地震，這次地震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預測並且組織了撤離，極大的減輕了損失的大地震，但儘管如此仍有一千多人遇難。

在民國年間，1920年的甘肅海原大地震（今天屬於寧夏）死亡人數也高達二十多萬人。

相比之下歐洲和美國的地震災害要輕的多，美國的加州算是地震高發地區了，1994年的美國洛杉磯6.7級地震只死了幾十個人，因為震中都是位於人跡罕至的區域。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是1906年的舊金山大地震，死亡人數被認為在3000人以上。

而歐洲只有南歐地區的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家位於歐亞地震帶上，2016年意大利中部就發生了6.2級地震，兩天內政府公佈有296人遇難。

歐洲歷史上傷亡最嚴重的地震發生在1908年的意大利Messina，死亡了75000-82000人左右，這個7.1級的地震震中在海底，其產生的海嘯和地震一起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而跟地震相比，水災也是造成中國人自然災害死亡的一大凶手，

我們都説長江和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實際上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説法，這兩條巨河在歷史上造成的自然災害不計其數，

中國歷史上記載的黃河流域各種河堤決口次數眾多，在河南省開封市的官方網站上寫道：“開封受黃河水患最深，有記載以來黃河開封段決口338次，開封城先後七次被黃河淹沒毀城又原址重建。”，以至於今天開封形成了黃河成為地上懸河的景象。

華北的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長期的為了生存和洪水搏鬥，從《史記》《漢書》《晉書》一路下來，各種史書中都有關於黃河流域大洪水的記錄。

在長江流域，1931年的江淮水災，由於長江流域連續下暴雨，加上堤防年久失修，造成長江流域多個堤防崩潰，尤其是江蘇省高郵的高郵湖堤壩崩塌，造成的損失巨大，水災以及之後產生的瘟疫遍及安徽，江蘇，湖北等多個省份，在不同的資料記錄裏面死亡人數在三四十萬人左右，而實際估計未被記錄的死亡人數甚至可能達到200萬人，使得1931年江淮水災成為20世紀人類死亡人數最多的自然災害（不計算饑荒），

下圖是1931年武漢被洪水淹沒的街道，圖片來自漢口真光照相館（Zenith Studios）出版的照片集

下圖是武漢大智門附近被淹沒，圖中能看到有賓館垮塌。

長江在20世紀發生的全流域大洪水就有三次，分別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就説1998年那次長江大洪水吧，再加上松花江和嫩江的水位也達到了歷史峯值，因此98年抗洪還被長者列入了他人生中的幾個“微小的工作”之一，這個時候的中國其實已經相當程度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了，但是仍然要竭盡全力和洪水搏鬥，可見水災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挑戰性。

水災之外，旱災雖然不會立即的直接造成人員傷亡，但是卻會造成糧食大面積絕收，從而發生大饑荒，“人相食”，活不下去的農民又會發動戰爭，帶來的間接死亡人數極為驚人，可以説旱災以及衍生而來的蝗災，是中國人面對的第一大自然勁敵。

電影《1942》體現的河南大饑荒，就是由於大旱災的情況下，又遭遇了蝗災，造成糧食大量絕收造成的，再加上國民黨救災不力橫徵暴斂，河南省因此死去了數百萬人口。當時的“水旱蝗湯”四個字，體現了老百姓的痛苦與無奈，河南人民求生存的手段，就是坐火車前往陝西逃荒。

中國由於國土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也是全球泥石流災害分佈最廣的國家之一，遍佈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區，2010年8月7日甘肅舟曲縣城東北部山區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達97毫米，持續40多分鐘，引發特大山洪地質災害，截至2010年9月7日，特大泥石流災害中遇難1557人，失蹤284人，下圖是來自《中國統計年鑑》，2008年以前我國每年因為地質災害（滑坡，崩塌，泥石流）死亡人數都在500人以上，2010年因為舟曲全國超過了2000人死亡。由於我國國力不斷增強，災害防治越來越科學化，死亡人數到2019年下降到了211人。

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制度，往往受到地理和氣候條件的重大影響，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無神論國家，世俗的皇權在面對神權時始終佔據着優勢的地位，對宗教進行中國化改造。

我覺得這跟中國人從古至今都在和水災，旱災，蝗災，地震頑強的戰鬥有很大關係，中國人很早就體會到靠神沒有用，必須要靠自己。

中國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建造大型水利工程的經驗，著名的鄭國渠，其實不是鄭國這個國家修建的水利，而是當時的韓國想讓秦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利以“疲秦”，所以派了個水利工程專家名字叫鄭國，派他到秦國遊説並且主持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試圖消耗秦國的國力，結果沒想到秦國從公元前246年開始修建，消耗了大約10年完工綿延三百餘里的鄭國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史記《河渠書》），反而大大增強了秦國的國力。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不僅已經有了像鄭國這樣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經驗的專家，而且不管是韓國國君還是秦國國君，對於水利工程的浩大和艱鉅，以及利弊都是很瞭解的。

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有人寫了本書叫《易傳》，這是一本解讀《易經》的著作，裏面的《象傳》中有一句話流傳至今，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想這是中國人內心思維的真實寫照，這也構成了中國思想在全球的一種獨特性。

從政治制度上來講，自然災害的多發也加強了對中央集權的需求，

中國曆代的封建王朝，是很恐懼發生災荒的，也很非常重視救災工作，因為災害帶來的饑荒，往往會產生農民起義，對朝廷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也不得不耗費大量財政支出來鎮壓，那這樣還不如把錢拿來救災更划算。

而要做到有效的救災，中央必須要做到對地方的強力領導和控制，救災並不是盈利性行為，甲地受災，乙地花費人力物力去救災，在利益上是不符合地方利益的。

如果沒有強力中央集權的存在，各地派系林立，即使是將糧食和物資運送到災區這樣看起來簡單的工作，中間都要遭受各個地方截流和收取税金以充實自己利益。

就以民國時期為例子，“苛捐雜税”橫行，這四個字真的是生動形象，各地軍閥都要收錢養自己的軍隊，沒錢可不行，無一不在自己統治區大肆收税，他們不對過路的救災物資，糧食和資金截流揩油就已經很難了，更不要指望他們還會有很大動力去對另一個軍閥的統治區開展救災工作。

《讓子彈飛》裏面湯師爺説我們來晚了，鵝城的税都收到90年後了，其實在民國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2012年11月4日《湖北日報》報道了武漢税收博物館開館的新聞，其中提到館藏文物中，有民國時期四川省一位叫周玉順的農民的收税憑單，從1915年起，28年間他家至少納税47次，其中至少有7年被兩次以上重複徵收。更離譜的是，其家庭税款甚至被預徵到80年後，也就是2012年。

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由於沒有真正的實現大一統，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使得在全國範圍救災這種工作根本無法有效開展，每次一來自然災害，苦的就是老百姓。

我一直覺得，和歐美人相比，中國人對於政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要求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我感覺對比就很明顯，歐美的政府疫情死亡人數如此眾多，但是政府受到的衝擊並不太大，我查了下截止到2020年7月23日的死亡人數，英國12.9萬人，美國61萬人，相反中國政府受到的壓力則要大得多，你很難想象如果中國達到英美的那種疫情情況會怎麼樣，按照人口比例中國會有幾百萬人死亡。

我覺得這跟中國自身的情況有關係，中國歷史上對抗頻繁的自然災害，必須要有強大的組織才行，單靠農民自救是不行的，這就催生了對政府能力和責任的天然需求，老百姓很自然的會對政府有很高的期待，畢竟關係着自己的生死存亡。

像全球最大的人工運河—京杭大運河，可以把南方的糧食和各種物資運送到北方，京杭運河跨越多個省市，總長度上千公里，直到今天還是我國南水北調工程的東線，這種需要消耗海量人力物力的超級工程，如果沒有隋朝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是難以建成的。

從中國歷史上看，只要中國的中央集權能力削弱了，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國內各地方派系林立，有利於國家的改革無法順利推行，軍隊得不到軍餉發生譁變，各地發生災害後賑災能力大大下降，災民頻頻起義，不斷消耗國力。

國力的削弱又會導致抵抗外敵入侵的能力下降，往往導致異族的軍隊進入中原核心地帶。

分裂，災荒和農民戰爭成為中央集權衰弱後的標準副產品。

我始終覺得，一個國家最終採取什麼樣的制度，產生什麼樣的文化，其實和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真的是息息相關。

最簡單的從居住地的角度出發，

居住在海邊，河邊，人往往就成為漁民；

居住在草原，人往往就成為牧民；

居住在平原地區，人往往就成為農民；

居住在山區，人往往就成為農民或者獵户。

不同的生活方式會發展出不同的技術，

漁民會發展出漁網，魚叉，造船，海上導航，識別海洋氣候的各種能力；

而農民則會發展出鋤頭，犁耙，耕牛，種子培育，施肥，灌溉等能力；

牧民則會發展出馬背上長大的能力，往往戰鬥力很強，但是由於沒有定居，難以發展出高水平的建築和技術製造能力。

自然災害和瘟疫也對人類有重大影響，

中國人天天和各種自然災害搏鬥，環境決定了中國人必須自強不息，無神論在中國就始終是主流，都跑去信神，到寺廟當和尚了，什麼種田，水利工程，運河之類的活誰來幹？

歐洲本來處於黑暗的中世紀，宗教權力和神權達到頂峯，然而一場肆虐歐洲的黑死病，死亡人數驚人上億人死亡，虔誠的信仰在疾病面前並沒有什麼用，使得很多人開始對宗教產生了懷疑，促進了歐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教會的力量逐漸衰退。

同樣是國家，單一民族的國家和多民族的國家，面臨的壓力也是不一樣的，前者面臨的國土分裂的壓力要小得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社會主義國家鉅變，向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轉型，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就解體了，而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之類的卻保持了國土完整。可見多民族國家更需要中央集權保證國家的統一和完整，每個國家在集權與民主之間，都是有一個合適自己的點的。

再比如縱觀中國歷史，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和融合始終在不斷進行。

而從實際的結果來看，中原王朝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情況都處於大一統和中央集權時期，

例如漢朝徹底擊敗匈奴，唐朝消滅東，西突厥和高句麗。尤其是漢朝的勝利非常徹底，以至於後來分裂為三國時期，對外敵作戰仍然佔據很大優勢。

而在中原王朝處於分裂時期時，面對胡人的進攻，往往在軍事上處於對峙和守勢，這個時候往往更加依靠人口和文化上的優勢進行融合和同化。

因此中國對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需求可以説是現實性的，是因為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決定的。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共和國民黨打了那麼久的內戰，卻主張釋放蔣介石，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殺掉了，中國的抗戰如果沒有一箇中央統一領導，那後果是很難想象的，即使是一個能力平庸的蔣領導中國抗戰，也比中國分裂的情況下對日作戰要好。

中央集權並不是沒有缺點，要解決兩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是如何使得中央保持有活力有能力，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都逃不過週期律，

我覺得這跟皇帝只能從十幾人，幾十人的小圈子，也就是皇帝的兒子裏選拔有很大關係，而且皇宮裏長大的人，還缺乏基層治理經驗，長期下來會有很大問題。當然中國的封建王朝有個很好的優點，就是搞了科舉制度，使得官員可以從全國範圍通過考試進行選拔，我一直覺得科舉制度是中國為人類政治領域發展做出的一個重大貢獻，這個制度可以説一直延續至今。

但是在最頂層的皇帝這個層面，始終無法解決選才的問題。

一個是代表性的問題，執政集團能不能始終試圖為更廣大的人民謀取利益，這需要執政階級有統一的使命感，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王朝無法解決的，其實中國歷朝歷代，還是有不少知識分子和官員有胸懷天下，為民着想的使命感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是這種思想的傳播和普及，在封建王朝時期始終沒有形成制度化。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想法和漫談。

每個國家都有適合它的治理方式，一個國家的發展就是不斷探索和發展這種治理方式的過程，在過去的幾十年，西方式的治理方式和民主自由制度，其聲譽達到了頂峯，被認為是人類目前最高級的形式，但事實證明，適合一個國家的才是最好的最高級的形式。

評價一種制度和方式，應該是用結果導向型，而不是意識形態和形式至上，以為把別人實行的制度照抄搬過來，然後明天就能舉國騰飛了，那這樣國家發展也太容易了，這樣的事情並不存在。

找到合適本國發展，同時結果還不錯的制度和治理方式，本來就是一個艱難探索的過程，

全球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過去的一兩百年成功的探索出來這樣的道路的寥寥無幾，當我們好不容易走出了一條結果還不錯的道路，不要輕易的被別人忽悠説你走錯了，要有點自信，通過結果導向來判斷，並相信自己的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