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洪水對比，這國怎？定體問！_風聞

　　烏鴉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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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難興邦”

　　這四個字，我們有陣子不提了，因為隨着輿論環境的變化，很多人已然對這個詞充滿了偏見，甚至認為它不過是一種粉飾的話術。

　　其實，恐怕很多人都沒搞清“多難興邦”到底講的什麼，“興邦”的從來都不是“難”本身，也許只有當真正觸摸中華文明那根跳動血管的剎那間，才能體會到這個詞的內涵和震撼，以及面對這多災多難的土地，最深沉的感動與悲傷。

　　1

　　7月20日，河南鄭州以及周邊幾個地市遭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一天下了全年1/3的量，瞬間街道成為河道，城市變成汪洋，洪水衝入地鐵，水庫遭遇險情。

　　截止目前，河南省已統計58位同胞不幸罹難，5位同胞失蹤，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眼下，鄭州市區已經迅速退水，進入災後恢復，但極端降雨又襲擊了黃河以北新鄉、安陽等地，2小時降水甚至記錄超過鄭州，汛情危急，不斷屠版歷史記錄。

　　河北、山西、陝西，各地紛紛傳來洪水消息，一列列軍車、一批批志願者如戰爭開打，開赴災區，奔赴前線堤壩。

　　而此次河南暴雨的元兇，颱風“煙花”即將登陸閩浙沿海地區，未來洪水考驗更加嚴峻，防汛形勢不由得半分鬆懈。

　　恰恰此時，那些熟悉的聲音來了。

　　由於暴雨陡降，通訊不暢，前期一片混亂，民眾自顧不暇，被困在家裏，困在單位，困在地下車庫，甚至與汽車一起堵在隧道中，面臨生死考驗。

　　其中最讓人擔心的，便是被徹底淹沒的京廣路隧道。

　　由於地勢低窪、漲水兇猛，一些人剛進隧道就調轉車頭逆行開出，而隧道里很多人只能棄車逃生。

　　面對大雨後被整個灌滿的隧道，所有人都在期盼不要再有壞消息了。

　　當幾台大型龍吸水日夜工作、緊張搜救時，刺耳的雜音再次響起，而且越來越誇張。

　　還有人信誓旦旦表示住在旁邊，連多少輛車堵在裏面都數清楚了，活脱脱又一個“中國北方人”。

　　實際上呢？！

　　令無數人揪心的京廣路隧道，其實有京廣南路隧道和京廣北路隧道之分，一共長四公里左右，而京廣南路在7月20日上午已經管制封閉了。

　　如下截圖：

　　鄭州交通廣播公眾號7月20日文章

　　剩下的京廣北路隧道，也就是各平台傳得最多，車輛被淹得最嚴重的地方。

　　實際上，這條隧道有多長呢？

　　下面這段2019年的視頻全程記錄了通過過程，時長一分半，車速大概25km，總長度1.8km。

　　仔細看視頻，中間還有匝道口出地面。

　　這個長度下，雨水倒灌下逃生的確驚險萬分，但難度遠沒有網傳的那麼誇張，更不可能有幾千輛車、上萬人困在其中。

　　下圖是當天隧道中端的匝道，撤退民眾回頭拍攝的隧道內場景，車輛不是很多。

　　隧道內淹水的的視頻也能看出，當時車輛排列並不密集。

　　截止7月24日，經過三天3天的抽水搜救，30萬立方米的積水已經差不多排空，剩下大量淤泥。救出了的涉水車“不到三百輛”，目測隧道內已經沒有其他車輛被困。

　　人員上，已經確認四名不幸同胞的遺體，搜救還在繼續。一位叫李平的搜救人員表示“現在還不敢説一定沒有”。

　　總算，這個結果讓所有人在為遇難者感到不幸的同時，也大大鬆了一口氣。

　　這幾天，與瘋狂傳播“隧道五公里”的誤導信息一樣，大量禁不起推敲的所謂“質疑”就一直沒有停過，而且謠言之間相互印證，被人找證據推翻了，又換個説法繼續散佈陰謀論。

　　比如，公知們擅長的“城市內澇”問題。

　　從7月20日起，微博上就陸續有大V提出質疑，鄭州內澇嚴重，是否與城市排水系統失靈有關。隨着附和聲越來越多，某大v就挖出了鄭州式的“海綿城市”建設舊聞，捕風捉影500多億建設的“海綿城市”建設資金有貓膩。

　　這裏所説的海綿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指的是通過下沉式綠地、透水鋪裝、雨水花園等設施，把整座城市變成一塊下雨時吸水，乾旱時出水的海綿，兩全其美，豈不妙哉。

　　作為河南省“海綿城市”的試點城市，按照鄭州市城建局的説法，全市目前共計消除易澇點125處，消除率77%。

　　但此次暴雨災害，一天降了常年全年1/3的雨量，不但是鄭州“海綿城市”原本設計應對降水量的十倍，更超出了“海綿城市”的理論範疇。

　　出處水印

　　很簡單，“海綿城市”的設計是既要吸水，也要儲水，還要放水。

　　如果這個完全自我調節的系統能夠短時間吸收掉這歷史性的極端大暴雨，到了放水的時候，豈不是要淹掉整個城市？

　　總之，彈性設計是有限度的，並非為了極端天氣。

　　實際上，持續多天的大雨停止後，有網友就表示：“鄭州雨停後水位退得很快，海綿城市是有效果的。”

　　要知道，當下鄭州整個“海綿城市”規劃進度才剛完成22%。

　　有問題當然要質疑，但在事實擺清楚之後，不依不饒，胡攪蠻纏地把矛頭指向同樣被暴雨搞得措手不及的鄭州市政府，那就要説道説道了。

　　比如，上面那位拿海綿城市捕風捉影的微博用户、頭條作者、調查記者@何光偉V顯然是有資料不好好查，轉而開始陰陽怪氣官方“五千年一遇”等説法誇大其詞，推卸責任，被網友們拿着專業知識一頓好錘，喜提了微博禁言。

　　上來就是莫名其妙優越感夾雜着陰陽怪氣，這不是隻是幾聲噪音，幾乎同時一些外媒也聞風而動。

　　2

　　21日，BBC中文網在推特上發佈關於鄭州暴雨的新聞，卻特意點出“鄭州曾投入逾500億元人民幣建設海綿城市”，陰陽怪氣道：“一場暴雨似乎打破了這個神話。”

　　為什麼説BBC陰陽怪氣呢？

　　因為在中國，比之謠傳多年深入人心的“德國下水道神話”，此前壓根沒什麼人提過什麼“鄭州海綿城市神話”，BBC明顯就是想蹭着鄭州暴雨的熱度，為德國人打一波隔空“輿論戰”。

　　美國媒體MSM（直譯：主流媒體）乾脆開啓了大型雙標：

　　上下對比：德國洪水就是氣候變化，中國洪水就是政府失職

　　此前的7月14日，一場世紀洪水突襲德國、荷蘭、比利時等等西歐國家，還刷新了歷史日降雨最高記錄。

　　德國氣象局發言人稱，“説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都輕了，這是一場或許一千年都沒發生過的洪水。”

　　但這場的德國人“千年一遇”的暴雨有多大呢？

　　一天 24小時下了154 毫米的降雨，竟然高達鄭州一小時降水量的3/4，全天降水量的1/4。

　　但後果卻極其嚴重。僅僅在德國西部地區，洪水就造成172人死亡，一度還有1300人下落不明。

　　如今中國鄭州遭遇暴雨，英國、美國媒體着急忙慌幸災樂禍的時候，一向對華不友好的德國之聲中文網反倒出來打了BBC的臉。

　　德國之聲採訪的一位德國錫根大學的洪澇專家嚴森（Jürgen Jensen）認為：

　　“一直開着水龍頭都無法造成這麼大的降雨量。基本上就是天空出現了一個不間斷的水簾。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能應對這樣的情況。”

　　德國聯邦環境部降水與地表問題專家萊興貝爾格（Jörg Rechenberg）博士也説：

　　“毫無疑問，此次鄭州的降雨量當然是巨大的。很容易就達到一個城市排水設施的處理上限。”

　　對於BBC所關注的中德災害對比，德國之聲此文也給了正面回應。

　　嚴森承認，從降水高峯期的數據來看，此次河南鄭州地區暴雨的級別確實遠高於德國上週的暴雨。

　　當然，這裏的報道也沒忘了加一句前提：“如果中國官方公佈的降雨數據屬實”，老陰陽人了。

　　其實，文章最後的中心思想還是為德國開脱。

　　比如，借專家之口，儘量模糊雙方對比，表示很難説清楚多大降水量與災難性洪澇災害的威脅，認為從地形上看，德國暴雨地區多山，雨水不能擴散，與鄭州的洪澇災害沒有可對比性。

　　最後，如何應對這些極端天氣，兩位德國專家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嚴森認為，尤其是對於城市規劃方來説，事先預留出更多的緩衝地帶，減少密封面積——比如柏油馬路和大型建築羣，讓洪水能夠迅速被地面吸收。

　　另一位官方專家則表示，做好更加優化的排水規劃至少能減少這類極端降雨所帶來災害的級別，比如更加重視防洪緩衝區的建設，包括自然的泄洪區和人造的地上地下泄洪儲水管道系統。

　　這裏德國專家們的意見，代表着德國或者説西方多年來防洪思路在近20多年裏的轉變。

　　中國人一般認為，防洪必須採用堤壩、水庫等等大型基礎設施，比如：

　　這個:

　　這個：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是“中國特色”西方不稀罕，其實德國人也曾是高堤、大壩的愛好者。

　　1897年夏天，德國連降大雨，水災席捲多地，山洪把德皇在阿爾卑斯山的避暑聖地都給淹了。當時的德國人認為，山洪暴發太兇猛，風雨不可控，只能在山區建設大量蓄洪/削減洪峯的水壩。

　　1900年《普魯士防洪法》問世，德國人一口氣興建了14座水壩，各種水利工程設施也在全國遍地開花。

　　1902年，德國水利工程師奧托·因策用一個比喻總結了當時的防洪思維：

　　在對付水量很大的河流時……必須將水引入精心選擇、人類能夠戰而勝之的戰場。與自然力作戰的戰場應該是大型水庫。

　　理論上，對付洪水應該是兩條腿走路：

　　一是通過堤壩、水庫等等基建工程措施，把洪水限制在可控的範圍內，最好是不淹掉任何城市、村鎮；

　　二是通過“海綿城市”、非密封路面、下水管道等等措施，使得洪水即便淹來，也可以最大程度止損，並且快速退水，恢復生產生活。

　　兩條腿走路，才能夠穩當，這才是真正的“防洪神器”。

　　然而，近一個世紀後的1998年, 第十二屆歐洲萊茵河流域部長級會議給出了一個與從前完全不同的答案——《萊茵河防洪行動計劃 (1998—2020) 》 。

　　萊茵河流域國家

　　這個計劃總經費高達123億歐元，但工程措施（比如修水庫、修堤壩）僅佔總投入的五分之一, 其他主要都是非工程措施（比如洪水預報、海綿城市、河道生態等等）。

　　為什麼德國人要廢掉自己百年來的強項，放棄水庫這個主戰場呢？

　　2021年遭災的科隆地區防洪中心主任萊茵哈德·富格就認為：

　　“防洪牆修那麼高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完全依靠加高堤防來防止洪水災害是不可取的，堤防修得太高，也不能抵擋特大或者超大洪水，反而給人帶來‘安全’的假象，使沿河地區人們難於認清所處的洪水危險, 也不知道如何應對突發洪水, 導致更大的洪澇災害損失。”

　　熟悉嗎？

　　這類觀點有點像是疫情當初，一些人的消極防禦觀——與病毒完全隔絕不利於長期共存，放棄防守，學習“羣體免疫”才是最佳辦法。

　　為什麼呢？體制問題。

　　真正有效的措施（比如封城、泄洪、修水庫），都面臨相互扯皮的窘境，誰也不願意吃虧，誰也不願意合作罷了，只好硬着頭皮，儘量處理自己這一塊地方的洪水。

　　美其名曰：與洪水共存。

　　所以，那份《行動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僅剩的那點基建工程的建設也沒有落實到位。

　　在薩克森州，在一座叫格里馬的小城市，2002年時老城區遭到洪水破壞，市政局決定修建一堵帶閘門的防洪牆，讓水進出，歐盟還幫忙出錢。

　　結果，有人就把這個項目告上法庭，説防洪牆太醜，影響市容，結果該項目被拖到 2007 年才開建， 2017 年完工，導致2013年該地再次被洪水暴虐了一遍。

　　誰能想到，中國公知們把“德國防洪神器”吹得震天響，德國人自己卻連這也懶得搞了。

　　整個薩克森州，2002 年洪水過後就規劃了 350 個項目，到了2013年，僅完成了 80 個。

　　此外，西方一些激進的環保主義者把堤壩、水庫看做破壞河流生態、引發自然災害的惡魔，把人類看做災害的元兇，不但不讓修防洪設施，還在繼續防洪的時候，更加肆意破壞水壩。

　　德國政壇今天最活躍的綠黨，便是靠這着這股綠色生態的政治思潮起的家，自然也對水壩、大堤沒好感。

　　2013年，德國東部遭到洪水圍困時，一個自稱“憎恨德國的洪水旅”的組織，就直接公開表示，已經摧毀了薩克森-安哈特州的兩處堤壩，還要破壞另外的三處。

　　但阻擋基建施工的遠遠不止“環保”分子，因為防洪堤壩等等公共設施往往抬高地下水位，讓土地貶值、影響房地產和經濟開發，所以很多地方的防洪公共工程寸步難行。

　　即便民眾不反對，聯邦制的德國，16個州之間對於堤壩建設也是相互掣肘，誰也不讓誰，誰也不想吃虧。

　　2013年的時候，馬格德堡市的洪水就非常嚴重，上游薩克森州的德累斯頓修了更高的堤壩，避免了自己被淹，卻讓更多的洪水湧入了臨近地區。

　　這種情況在各自為政的德國各州間非常普遍，比如，勃蘭登堡州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界限是易北河，結果前者的堤壩比後者高 80 釐米，漲起水來，自然就往一邊蔓延。

　　各州扯皮的後果，最終就是所有人都默認修堤壩、修水庫是個費錢卻低效的事情。

　　不但德國內部如此，歐洲各國間也是一個相互扯皮。

　　荷蘭位於萊茵河入海口，在德國的下游，由於地勢極低，而且經常面臨海水倒灌的危險。

　　如果上游的德國人不斷加固水壩的話，荷蘭本來就嚴峻的洪水局面更加難以控制，所以只得讓德國放棄加固原有堤壩，而且還要把堤壩後移，拓寬河道，降低水位。

　　這也就意味着，德國政府不但要重新修一道堤壩，還要徵收沿河的農田土地，不出意料遭到大量反對，項目推進寸步難行。

　　德國的堤壩沒修好，荷蘭也沒減少上游來水，等洪水一來，所有人都遭殃。

　　由於缺乏統一協調、各自為戰、四分五裂，德國乃至歐洲的防洪工程根本無力推進，只好在“綠色環保”的政治正確下，把“非工程類措施”放在了主力位置，直接廢了一條腿。

　　所以22年來，這項《行動計劃》一邊推進，德國的洪水災害不降反增，最終在2020年的截止日剛過，就迎來了本次歷史性人員傷亡的災難。

　　甚至，還為歐洲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歐洲洪水預警系統 (EFAS)，相互推卸起了責任。

　　德國地方抱怨自己組成了危機應對小組，但完全沒有預料到洪水會達到這樣的規模。歐洲的氣象專家則認為系統早在前一週的週五就已有預報，而且是最高級別的紫色暴雨預警，提示河流水位即將暴漲。

　　當警報到達地方，當局主要就是給居民的手機發消息，完全沒有組織政府人員力量動員民眾避難，更沒有人挨家挨户敲門，讓民眾疏散逃離。

　　用咱們熟悉的話總結下：沒有基層組織能力！

　　至於其他下水管道、非封閉土地、海綿城市之類花大價錢打造的、保持美觀整潔的“非工程措施”，在突然的狂風暴雨面前，自然是隻能乾瞪眼，一點用都沒有。

　　英國雷丁大學水文學家克洛克（Hannah Cloke）教授曾參與過該預警系統的運作，她在Politico雜誌上撰文，認為預報沒有問題，是“制度性的重大失敗”，批評德國缺少一個全國性的洪災應對手段。

　　沒有沒有身先士卒的領頭人，沒有相互協調的各地政府，沒有動員組織起來的人民，吹哨人吹得再響，又有什麼用呢？

　　一條萊茵河從上游到下游，串連接起無數可能一輩子都見不上一面的人。

　　洪水一來，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卻各奔東西。

　　3

　　20世紀的德裔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魏特夫（1896~1988）提出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

　　他認為東方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與治水密不可分，中國則是一個“水力帝國”，統治者通過控制至關重要的水資源，給予政府控制人們生死的權利，從而產生東方專制主義，而中國正是這一特徵的集中反映。

　　的確，魏特夫看到了中國社會形態與“治水”的表面關係，但卻無法真正體會“治水”二字的沉重，更沒有感受過近二十年來，歐洲人在洪水、疫情面前，因為四分五裂而束手無策的場景。

　　洪水與疫情最大的相似點在於，“團結”是一切的前提，是自上而下的權威與自下而上的信任兩者合二為一的相互過程。

　　中國古人形容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每一年的洪水到來，從地方到中央，都是一次載舟與覆舟的抉擇，都是現世報，糊弄不過去。

　　民眾在災情面前的不信任，比任何四年一次的選票都要真實可信。

　　為什麼咱們自己遭災的時候，要回頭談德國洪水的問題呢？

　　因為這是一面參考的鏡子，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參考，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未來抗洪救災體系發展的方向。

　　通過這面鏡子，我們才能夠明白自己今天習以為常的那一列列掛着橫幅、奔赴災區的車隊，那一批批主動爬上卡車的普通人，那一幕幕羣眾夾道慰問送前線的場景，到底有多珍貴。

　　以及，那些趁亂隨口造謠，而不是嚴謹求證，甚至別人擺出證據後，還死鴨子嘴硬的人，到底有多麼可恨。

　　團結二字，説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

　　中國腹地位於温帶、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洪澇等災害之頻繁嚴重，貫穿中華文明的整個歷史。

　　只要大陸板塊不變，年年洪澇年年治水，就是中國人永恆不變的命題，也塑造了中國人以“團結”為本色，從最基礎的家庭一直延伸到國家的社會體制。

　　但在歐洲專家眼裏，只剩下了**“專制”**二字。

　　西歐地區大部分是温帶海洋性氣候，一年到頭雨水充沛，極端天氣卻不多，對於中國人而言，可謂長年風調雨順。幾千年來，人們沒有被週期性天災逼着團結在一起，各自過好自己的日子，一直是散裝結構，無法真正理解為什麼這麼大的國家能夠凝聚在一起。

　　進入20世紀，隨着工業化帶來社會聚合程度提升，以及自然環境被人為改造後短時間無法適應氣候環境的變化，德國人自己也開始體會到了什麼叫**“多難興邦”**。

　　2009年，德國一位女主持就寫了一本書**《總理愛雨靴》**，副標題：政治是如此運作的，講的是政治家如何利用自然災害展示自己的執政能力，以此贏得民心和選票。

　　説的是，2002年的聯邦議會大選，各派醜聞纏身，時任總理施羅德靠着赴抗災第一線，緊急宣佈應急措施和紓困計劃，贏得先機，成功連任。

　　無獨有偶，40年前，聲望頗高的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是因為在1962年漢堡颶風襲擊中的果敢表現而揚名全國，成為最受歡迎的領導人。

　　從此，德國的政治家們每逢洪澇都穿着雨靴在災區穿梭，呼應着災難中的民意，蒐羅着珍貴的選票。

　　但歐洲的氣候條件下，通常不需要長年經歷如生死考驗般的洪澇災害，遠遠不足以把歐洲團結起來，依舊是各管各的。

　　所以，才有了今天以“工程師聞名”的德國人，不得不捨棄需要協調河流下上各地利益關係的大壩與河堤，轉而依賴看似高大上，實則向洪水投降的所謂**“與洪水共存”**的理念。

　　而裝模作樣的德國政客們也只能收穫**“雨靴政治”**的戲謔。

　　但對於中國人而言，任何方法與神器，只要能夠減輕災害，管他公知吹得還是德國人無奈的，我們都想方設法去學習，甚至必須更好，而且既要高堤大壩也要“海綿城市”。

　　我們的祖先之所以戰勝洪水，不是因為一艘神蹟加持的船，而是一代代血淚經驗的積累。

　　一切紛爭，在年復一年的滅頂天災面前都不值一提，一切虛妄，在這片見慣苦難的土地上都會原形畢露。

　　大禹治水，距今大概四千多年，現代在長江下游發掘的良渚文化，也不過5300年。

　　茫茫史海，誰也不知道，被淹沒、滅絕在長江、黃河滔滔洪水中的文明火種，到底有多少，才孕育了今天的中華文明。

　　説到底，“多難”本身並不“興邦”，真正興邦的，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從小家到大家，在經歷一遍遍災難考驗後，從骨子裏所向往、期待、寄予重託，不容任何人、任何謊言褻瀆的“團結”。

　　這正是中國人最神聖的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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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Flood Prevention in Germany – What Now?

　　13 JUNE, 2013****BY RICHARD DAVIES IN EUROPE

　　The Dutch solution to floods: live with water, don’t fight it

　　論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博客中國 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