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時代，父母的焦慮，孩子的忙碌，是誰的鍋？_風聞

作者 | 譚舒馨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創新班本科生

責編 | 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

編輯 | 沈小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本科生

慶祝本文主編今日喜得麟兒

養娃“焦慮”從今日開始

（本文6087字，閲讀15分鐘，建議又碼又看）

“內卷”，是近年來大家並不陌生的一個詞。相信即使不瞭解定義的來龍去脈，每個人對其流行含義也有自己的理解。事實上，“內卷”最初是農業經濟學領域的專業名詞，內卷化理論發展已有兩百年，在吉爾茨著作《農業內卷化》[1]中得到系統發展。吉爾茨在考察印尼水稻經濟時發現，農民在人口壓力下不斷增加水稻種植過程中的勞動投入，以獲得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然而，勞動的超密集投入並未帶來產出的同比例增長，而是出現了單位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即“內卷化”現象。

如今“內卷”已然火出圈，在時代賦予的特徵下發展出了外延含義。目前，流行意義上的“內卷”是指一種“囚徒困境”：在“僧多粥少”的競爭大背景下，個人的最優選擇是參與內卷，以獲得個人更優的生活，但每個人選擇“最優選擇”卻會帶來整體的無效性。當被迫的努力惡化了競爭環境，導致每個人需要更加努力來彌補時，“內卷”無疑不會給社會整體帶來預期中的福報。

流行意義上的“內卷”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體現，這次我們側重於討論教育的“內卷”。討論之前，我們首先想拋出一個問題，與大家共同思考：二十年後，教育內卷現象會愈演愈烈還是會減弱？焦慮的父母們能否擁有任孩子釋放天性和自由發展的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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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一代家長更加焦慮：

教養方式的變化

無論是“雞娃”還是“直升機父母”和“虎爸虎媽”，近年來父母對孩子教育的焦慮程度與“內卷化”壓力大家有目共睹。當幼兒園開始學習微積分、爭奪電腦編程大賽的名次，我們不禁發問：參與教育的“內卷”是時代的必然還是我們錯了?

事實上，“內卷化”的趨勢並非中國獨有，近年來全球範圍內均有提升趨勢，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即使沒有親身體驗過英美教育，大家想必也對英美國家精英學校的壓力有所耳聞，其學生的壓力並不小於中國學生。以如今的説法，曾經讓中美家長震驚的“虎媽”蔡美兒必定是“內卷”中的“卷王”。 

教育“內卷”往往體現在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中，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宗教信仰、男女社會地位變化等等因素也會對父母的教養方式產生影響……但什麼才是決定教養方式最主要的因素？耶魯大學教授Matthias Doepke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Fabrizio Zilibotti研究發現：育兒教養方式的變化與差異與經濟激勵密切相關。具體來講是與教育回報率和經濟不平等狀況相關。當教育回報率越高，經濟越不平等，父母越可能採取密集型教養方式[2]。

根據父母在養育和管教孩子中穩定的行為和觀點，鮑姆林德於1965 年最早提出教養方式的概念[3]。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在研究中設置了四類教養方式考察育兒方式：放任型(Permissive)、權威型(Authoritative)、專斷型(Authoritatian)和忽視型(Neglectful)。這四類方式由父母是否“回應”與“干預”兩方面加以區分。“回應”是指父母通過交流溝通、關心、陪伴支持等行為滿足孩子的特定需求；“要求”是指父母會通過行為規範、對孩子活動監督等方式按照自己的意願或價值觀對孩子的行為、偏好進行干預的行為。

其中“忽視型”父母既不對孩子的行為、偏好作出反應與干預，也不關心孩子，不是我們重點關注的類型。其他三種參與度高、父母關心孩子的教養方式區別如下：

圖1：教養方式分類[4]

放任型父母大多數偏向於利他主義，通過孩子的視角與孩子完全共情、認可孩子的偏好，鼓勵孩子規劃，不強加自己的觀點，採取放任型教養方式的父母更加註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獨立性”。

權威型父母和專斷型父母都採取密集型養育方式，他們更偏向於按自己的價值觀對孩子的選擇進行干預，但是二者仍具有差別：

權威型父母趨向於通過自己的軟實力，利用感召力、吸引力和微妙的溝通而非強制來塑造孩子的價值觀和偏好，重視孩子的“勤奮”和“獨立性”，這種類型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能力有一定要求，也是三種教養方式中對孩子的思想價值觀最具入侵性的一種。

專斷型父母通常使用強迫方式以使孩子達到自己的要求，通常會禁止孩子的某種行為或者否認孩子的選擇，專斷型父母在意孩子“服從”的特性，也是最可能採用“懲罰”和“體罰”的教養方式。他們塑造孩子的行為而非偏好。

數據顯示，目前權威型是中國目前最普遍的教養方式，且城市家庭比農村家庭更有可能選擇權威型教養方式[5]。中國父母的教養方式在改革開放後發生了巨大轉變。70後、80後的童年，多半是在彈弓、石子棋、跳皮筋、捉迷藏等户外遊戲中度過，但他們面對自己的子女卻選擇了密集型教養方式（注：包含權威型和專斷型）。

圖2：1983年攝於上海，課間遊戲（圖源網絡）

教養方式改變的趨勢不僅發生在中國。圖3中顯示的六個國家在1975-2011年間，父母的育兒時間都大幅增長，説明****密集型教養方式逐漸受到青睞。為何教養方式的轉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和教育回報率的提高可以為此做出解釋。

圖3：6個國家中母親和父親每週

花在育兒上的小時數[4]

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不平等（如圖4），父母越認為孩子應該學習勤奮的美德，而**“勤奮”是權威型父母最偏好的品質**[2]。在經濟不平等和教育回報率高的背景下，父母渴望孩子在成年後能夠過上好的生活，則傾向於在教育上投資孩子，而勤奮和毅力則是求學中必不可少的特質，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國。“天道酬勤”自古以來便是中國的傳統美德。而相反，若是在經濟不平等程度低、教育回報率低的國家，父母沒有理由督促孩子在成績上下苦功夫，因為教育水平對孩子成年後的經濟狀況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父母選擇放任型的概率會更高，典型的例子是北歐和德國。在這些國家，無論子女從事藍領工作還是白領工作，其生活水平和收入薪酬都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因此父母更可能不會對孩子的教育和職業選擇做太多幹涉。

圖4：收入不平等（基尼係數）與國家之間選擇不同特質的家長的比例（圖源：《愛、金錢與孩子：育兒經濟學》[4]）

在圖4中的國家橫向比較中，中國是經濟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經濟完全平等時基尼係數為0，普遍認為當基尼係數為0.4-0.5時國家經濟不平等程度過大。據《中國住户調查統計年鑑》統計，中國在2019年的基尼係數為0.465）。縱向來看，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總體呈更加不平等的趨勢。中國父母對孩子“勤奮”的贊同度很高，對“想象力”贊同度較低，這表明中國父母更傾向於權威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是採取密集型教養方式最多的國家之一，也可以説明為什麼中國父母育兒壓力越來越大，虎爸虎媽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具有合理性。

這是一種“不得不”，是一種“沒得選”——他們愛孩子，期許孩子的未來。就像未育的夫妻與做父母的朋友聊“雞娃”經歷，經常會聽到“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説得容易做起來難啊”。

經濟激勵不僅可以解釋一個國家在不同時代育兒方式的轉變，也可以解釋同時代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教養方式選擇的差異。

當然，教養方式的選擇也與很多其他因素相關，例如男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文化因素等。隨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無論男女孩，大多數父母均會以密集型教養方式讓子女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以期子女在長大後能獲得更好的經濟水平和生活——這實際上還是經濟激勵的改變對父母教養方式的選擇產生了影響。文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亞洲人自古以來的文化裏便崇尚“勤奮”，即使移民到其他國家，亞裔也可能成為在大環境裏對子女更嚴格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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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教養方式會如何：

養育陷阱與政策扶持

根據庫茲涅茲曲線在不平等領域的解釋，在經濟剛開始發展時，隨着人均收入的上漲，不平等程度的變化是先增大後減小（如圖5）。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初期的中國，無可避免地會經歷一段以犧牲經濟平等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時期。而隨着經濟繼續增長，人均收入繼續上升，越過了某個節點，社會福利逐步提升，經濟不平等程度會慢慢下降，而當今全員“內卷”的盛況或許將日漸衰落，父母們也將逐漸趨向於採用放任型教養方式，彼時將是大多數孩子們釋放天性的“天堂”。

圖5 庫茲涅茨曲線（圖源網絡）

當然，減輕不平等不能僅僅依靠經濟規律，政府政策在促進收入平等方面起到調節作用，也能降低“養育陷阱”風險。

所謂“養育陷阱”[5]，與馬太效應相似，是指中上階層的父母們面對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報率上升時採用了密集型教養方式。而弱勢羣體對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可能會惡化，形成**“養育差距”**，進而進一步加劇不平等，長期看來無疑會阻礙社會流動形成更大的不平等，進而繼續加劇養育差距，形成“養育陷阱”。

導致“養育差距”的原因之一是不同背景的父母對子女期望不同。不同背景的父母對子女未來生活的期望和抱負存在差異，父母理性預見到自己的孩子會走向不同的道路，則會調整教養方式。例如，有的工作是機械的單調的重複體力勞動，“敢於質疑”的思想只會成為這種職業的阻礙。因此認為孩子會從事同類工作的父母可能沒有動力去使用強調推理和討論的教養方式，而是轉向權威不容置疑的專斷型教養方式。低學歷的父母可能更傾向於理性預期，他們在孩子身上投入不太可能會為他們帶來額外回報。因此，低學歷的父母可能會選擇減少對育兒的投資，或以其他的方式進行投資，例如教授孩子為人處世之道、經商本領、手藝活和技術活等。事實上，這種情況更可能發生在教育回報率低的國家。中國的教育回報率在改革開放後僅4%，隨後隨着教育普及化逐漸上升，在2005年教育回報率便已達到了14%，之後回落並穩定在11%左右[6]，在國際上處於相對較高的水平。父母普遍認為孩子有比自己過的好機會，因此不論職業如何，父母都有動力促進孩子受更高的教育。

導致“養育差距”的第二個原因是父母面臨的約束不同，即：經濟背景的約束和孩子成長環境的約束。不平等和可能繼續上升的教育回報率意味着社會底層人口的收入相對頂層人口的收入將繼續下降，富裕家庭對高質量教育服務的需求也會促使教育的價格提升，窮人更加難以支付孩子教育成本，這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同時從孩子成長環境的角度，居住隔離的加劇阻礙了孩子與不同夥伴和成年人接觸的機會，沒有更好的榜樣。同伴效應也強化了父母的直接影響，貧困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被排除在良性循環之外。

有趣的是，當代婚姻匹配模式的轉變對於父母們的經濟約束能力差異的形成具有推動作用。婚戀市場越來越講求“門當户對”，以前的婚姻大概率可能是“男高女低”，現在教育同質性婚姻越來越普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同質婚，夫妻滿意度越高，相反，若是受教育程度不匹配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更有可能面臨婚姻的不穩定性與離婚的風險[7]。這表明低學歷父母更可能單獨撫養孩子，而這無疑在經濟上更具有約束，在教養方式上更加劣勢。

不平等加劇對教養方式帶來的影響具有階層異質性。對於中產階級，這種影響可能是最大的；而對於頂層或底層，孩子的路徑已經確定，這種影響可能是最小的。這預示着下一代之間機會差距日益擴大，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前景，養育差距最終變成養育陷阱。

國家政策可以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以杜絕養育陷阱的發生：解決養育差距背後的不平等，支持弱勢背景的孩子以及教育體制改革。

第一，政府可以推行干預政策解決養育差距背後的不平等、減輕父母的資源約束。推行累進税可以有效促進收入平等，累進税的含義是一個人的收入越高則其應繳納收入税時對應的税率越高，因此也可以相對減弱養育差距（需要説明的一點是名義上的累進税也可能實質上是累退的）。這一點可以通過不同國家之間税收制度對不平等作用後選擇的不同養育方式體現，累進税越高則父母越可能是放任型（如圖6）；另外，政府可以建立公共低收費幼兒園和托育機構，或者對幼兒園以及托育機構進行補貼。北歐國家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值得借鑑，高水平的政府福利給偏好放任型養育的北歐家長提供了底氣。以芬蘭為例，在入學年齡前，所有孩子都會去上託兒所和幼兒園，入園率接近100%，且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這些服務都是免費的。名牌幼兒園通過面試來挑選孩子的現象，在芬蘭家長聽來匪夷所思。因此，政府應積極嘗試探索如何能為兒童，尤其是相對貧困的兒童，提供普惠性早期照護和托育服務，甚至對部分重點人羣納入公共服務兜底範疇，為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孩子提供同樣幸福的童年和一生髮展更公平的起點。

圖6：税收累進程度與不同國家選擇各類教養方式的父母的比例[4]（以美國税收累進程度為1，圖源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

第二，政策應該為弱勢羣體的教育提供幫助。如今，大量的研究表明針對貧困家庭兒童早期發展的干預計劃具有高度有效性[8,9,10,1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ames Heckman也在研究中肯定了兒童在出生頭幾年習得技能的重要性[12,13]。一些干預措施，諸如高質量的兒童養育服務和支持家長在家中育兒的補貼，均對兒童早期發展有着顯著好處。兒童早期的有效干預可以促進兒童認知、運動、語言、社會情感及其他非認知能力的全面發展，提高日後教育投資和終身學習的可能性和回報率，對教育成就、勞動收入、健康水平和婚姻有積極作用，也會降低孩子未來的犯罪概率。小學、中學、高中、職高、大專、大學，各個環節都要更加關注經濟上相對弱勢家庭的兒童，補足家庭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外部投入和效果的正向反饋也會影響父母在育兒上的投資和教養方式。

第三，“一考定終生式”的教育體制會影響父母對密集型教養方式的偏好，因此在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對縮小“養育差距”也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在中國，高考是決定性考試的代表，而當下趨勢也表明甚至小學入學考試、幼兒園入學考試也具有着決定性的作用。正是教育資源的不均勻分佈加劇，不同小學初中之間在教育資源上也出現了分佈不均，“虎爸虎媽”們才愈顯“瘋狂”。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積極推進教育制度在資源分配均等化上的改革，才可能減輕各類考試對孩子人生走向的決定性作用。彼時，當今的“內卷化”也會成為遙遠的記憶，而放任型教養方式也許能成為家長們更青睞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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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卷化”的意義：**普遍的密集型

教育****在當今時代是否可取？

雖然相比起放任型教育，權威型和專斷型教養方式更難培養出卓越的藝術家或者思想家，但從宏觀層面看，權威型教養方式也許是對孩子獲取教育成就最有效的方式。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通過美國國家縱向青年調查（NLSY97）數據調查得出結論[14]，權威型教養方式培養的孩子最有可能獲得大學文憑，而放任型次之，忽視型是最低的（如圖7）[15]。

圖7：不同教養方式下獲得大學文憑的概率估計

（圖源 《愛，金錢與孩子：育兒經濟學》）[4]

為了使統計學研究結果更加直觀，我們請出五位虛構的小朋友：小琳、小珍、小迪、小莉和晶晶。

可以看出，權威型教養方式在教育水平的獲得方面有着較大的優勢，亞裔人羣尤其明顯，無論是完成大學學歷的概率還是獲得博士學位的概率都大幅度提升了。

雖然數據顯示放任型教養方式更能培養孩子的想象力，但放任型家長培養的孩子獲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卻低於權威型。因此，若能預期到孩子未來將生活在收入和地位差距更小的地方，家長才更敢於“放任”——“高考”失敗了也沒啥關係唄。在目前中國教育回報率高、教育全面普及的背景下，權威型更能在當下經濟上漲增速期為中國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也更符合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

結

語

“內卷化”的出現，意味着“密集型”教育的普及化，與其説是父母的主動選擇，不如説是特定經濟背景下的必然產物。與其甩鍋和嘆息，不如一起努力，期待一個更加平等的未來。

**特別緻謝：**本文感謝中央民族大學白鈺副教授的指導和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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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epke, M. , &  Zilibotti, F. . 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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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佳麗,趙楷,梁會青.養育差異還是養育陷阱？——家庭教養方式對學生髮展的異質性影響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20(09):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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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偲琪,史耀疆,王蕾,楊寧,劉步瑤,黨瑞瑞,白鈺.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兒童早期發展與其照養人養育行為關係的實證研究[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38(06):102-115.

[10] 嶽愛,蔡建華,白鈺,湯蕾,史耀疆,羅仁福,羅斯高.中國農村貧困地區0—3歲嬰幼兒面臨的挑戰及可能的解決方案[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37(03):1-16.

[11] 史耀疆,張林秀,常芳,劉涵,唐彬,高秋風,關宏宇,聶景春,楊潔,白鈺,李英,湯蕾,嶽愛,茹彤.教育精準扶貧中隨機干預實驗的中國實踐與經驗[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38(0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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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eckman J J ,  Moon S H ,  Pinto R , et al. The Rate of Return to the 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J]. Working Papers, 2009, 94(1):114-128.

[14] Shpakovskaya L .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o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5] Shpakovskaya, L. . (2019).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o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