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會，台灣省隊兩人起義，對岸抓狂：是美人計！下藥了！_風聞

1964年東京奧運會波瀾不驚，佔據 “中國” 身份參賽的國民黨當局代表團沒有任何斬獲，然而就在計劃啓程返回台灣的前兩天，他們突然發現有兩個人不見了。

這兩人分別是射擊隊的馬晴山和奧運觀察團兼攝影師陳覺，很快，國民黨當局代表團就得知此二人已經分別前往東京警視廳尋求了政治庇護。慌亂之中，國民黨當局先是宣稱二人為“失蹤”，然後轉稱此二人遭到“綁架”，隨後蔣介石責成有關方面向日方提出交涉希望帶回兩人，但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

幾個月後，馬晴山和陳覺在東京華僑總會組織部長博仁特古斯和日本促進中日貿易的社會活動家鈴木一雄的協助下，從山口縣下關港搭乘挪威籍貨輪，前往中國大陸。

至此真相大白，原來兩人是決定“起義”（台灣方面稱“叛逃”或者“投共”），借東京奧運會，投奔祖國大陸了。

輪船靠岸，馬晴山和陳覺受到了祖國人民的熱烈歡迎。踏上故土的第一時間，馬晴山見到了父親馬俊峯、弟弟馬學禮和馬學信，陳覺也見到了自己的母親和妹妹。兩人迴歸祖國的新聞登上了1964年第48號新聞簡報。

1964年11月17日，超過1500人在政協禮堂集會歡迎馬晴山和陳覺，出席大會的包括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國家體委副主任蔡廷鍇、李達等。在會上，蔡廷鍇代表國家體委向馬晴山、陳覺頒發了獎金各10000元的證明書——這在當時絕對算是一筆鉅款，要知道那年北京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800元。

在會上，馬晴山透露了迴歸的原因：“台灣人民對美蔣的黑暗統治深為不滿，我在兩年以前就有返回祖國大陸的想法了。”

陳覺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我這次由日本回到祖國來，好像是浪子回頭一樣的做了一件正確光明的事。今天的台灣，並不像外國人所謂的‘美麗的寶島’，而是虎狼集團所控制的罪惡的地獄。我相信凡是有血性的台灣愛國同胞，都會像我們一樣的渴望着回來，更盼望着祖國能夠早日去解放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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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馬晴山和陳覺起義，是自抗美援朝之後，第二起由台灣返回大陸地區的案例（第一起為1955年的洪進山事件），國民黨當局對此反應強烈，但對於馬晴山和陳覺出走的原因，對岸方面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按照台灣《中央日報》體育記者蘇玉珍的説法，兩位“叛逃”者其實都是中了美人計：馬晴山在東京結識了一名富家女，兩人交往後，富家女希望他作為贅婿在日本繼承財產。心動的馬晴山前往東京警視廳，表達不願意返回台灣的意願，但由於沒有合法居留權遭到扣留，馬晴山無法和台灣方面取得聯繫，最後只能被日本遣送到中國大陸。而陳覺同樣墜入情網，但不知為何被日本黑道大哥帶走。國民黨方面經日本國會議員協助，費盡周折找到了黑道大哥，被告知已將陳覺賣給了大陸。

蘇玉珍，前中國台灣女籃隊長，退役後成為台灣第一位女體育記者

這種説法很長一段時間是台灣島內對此事件的主流意見，但這個“日本美人計”+“黑道大哥”的劇情顯然有點過於魔幻，而作為事件的親歷者，韓慶愈的描述就少了很多鹹濕的味道。

韓慶愈當年在東京華僑總會從事組織和文化工作，根據他的回憶，兩人最初不是先去的東京警視廳，陳覺是先來到蘇聯駐日大使館，尋求回中國大陸的途徑，東京華僑總會接到消息後，委派韓慶愈去接人，而馬晴山則是主動找到了東京華僑總會，由於當時中日尚未建交，華僑總會以民間組織的身份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這才要求為兩位出走同胞向警視廳提供政治庇護……

當然不管怎麼樣，反正這倆人最終是投奔紅色中國大陸了，國民黨方面大感丟人，以至於這次事件後來在蔣介石的日記中都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1964年10月的反省錄中：“馬晴山投匪，殊為不幸之事。” 另一次就是痛斥時任“外交部長”的沈昌煥：“對昌煥只知其外交部如何，不容為他人所指責的一點上，而對政治與外交有關之政策在所不顧，對馬晴山案之處理毫不顧及我之指示，以致外交與政府無為，故多蒙恥辱，可痛。如此無常識者，何能再負今日外交重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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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情對於大陸方面已經告一段落，馬晴山後來參加了兩次全運會，之後成為了一名射擊教練，在河北培養了不少射擊運動員，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是心直口快、嫉惡如仇，很有江湖大哥的味道，他和陳覺的故事則隨着一代人的老去，慢慢被歷史所淡忘。

但在對岸，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的，馬晴山的名字一直被人不斷提起，原因則在於另一個與他有關的傳奇人物：楊傳廣。

楊傳廣，台灣本地阿美族馬蘭部落原住民，出生於日據時期，“楊傳廣”三個字是他的漢文名，1951年，他在國民黨軍運會中嶄露頭角，尤其擅長跳高跳遠，後來被發展成為十項全能運動員。1954年他在亞運會十項全能比賽中斬獲金牌，4年後破亞洲紀錄再次奪冠，遂被國民黨當局送往美國UCLA留學&訓練。

1960年，楊傳廣一鳴驚人，在羅馬奧運會上獲得男子十項全能銀牌，直到最後一項1500米才和最後的冠軍拉夫-劉易斯-約翰遜分出勝負——這是中國人在奧運會上的第一塊獎牌。3年後，楊傳廣以9121分的成績打破了十項全能的世界紀錄，他在這個項目的壟斷地位直接導致國際田徑總會修改了計分方法，因此還登上了體育畫報年終最後一刊的封面。

楊傳廣（左）

顯然，楊傳廣是1964年國民黨當局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會上的最大希望，眾人都期盼他能再創輝煌奪下金牌。但在比賽前一天，楊傳廣卻突然感到身體不適，據他事後回憶，比賽前三天他開始感到頭暈，劇痛的膝關節難以伸直，有流鼻涕的症狀，還以為是得了感冒（也有別的説法稱是嚴重腹瀉），比賽當天完全提不起勁。

最終，楊傳廣只拿到第五名。

東京奧運會之後，楊傳廣心灰意冷決定退役，投身政界的他後來一度參選過台東縣縣長。但在多年後，回憶其東京奧運會時楊傳廣卻表示，自己可能是“被下藥了”，而“下藥”的人正是馬晴山。

據台灣媒體的報道，楊傳廣是在1979年左右參加台灣體育總會秘書長的餐宴時，與在座的一位退休情報人員交流後才驚覺此事，而據其回憶，被馬晴山“下藥”的方式是喝了他的一杯果汁。楊傳廣表示，自己當時和馬晴山並不熟悉，而馬晴山是在到奧運村之後才和他表現得很熱情的。

然而，這個由楊傳廣本人透露的説法卻並沒有得到一致認可，據傳，楊傳廣有貪杯的習慣，當時其他人怕擔責任不敢和他喝酒，但馬晴山卻是例外，此前兩人就經常在一起小酌幾杯，另外還有人稱，十項全能決賽前見過他們兩人在奧運村外一起喝酒，所以兩人恐怕不是之前入楊傳廣所説的“並不熟悉”，反而可能素有交情。

此外，楊傳廣本人十分迷信（早年信基督教，晚年改信道教），年紀大以後更是神神叨叨，後來他甚至上過台灣著名的靈異節目，稱自己通靈（“靈”有時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弟弟，有時是金母娘娘），要做“神靈的代言人”。因此，他在多年後的爆料，很多人持懷疑態度，畢竟除他自己賭咒發誓以外，這事從沒有第二個人（哪怕是台灣當局方面）站出來證實過。

而至於“下藥”的説法，之前在馬晴山&陳覺起義案中提供了“黑幫綁架+美人計”説法的記者蘇玉珍也並不同意，她表示，當時楊傳廣被代表團隨行人員嚴密保護，去哪和什麼人見面吃啥喝啥都有人跟着，想神不知鬼不覺的突然通過一杯果汁給楊傳廣下藥無異於天方夜譚。

事實上，雖然島內民間大多默認“下藥説”，但關於楊傳廣成績失常的原因，台灣的媒體也沒有達成共識，一些體育界人士認為，他的失敗和政治因素完全無關，僅與積分方式的改變有關，因為在全新的計算公式中，楊傳廣擅長的撐杆跳得分大幅降低，對他非常不利，而且他是年已經31歲，體能和競技狀態都已經不在巔峯……

至此，此事成為一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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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身份政治立場或宗教信仰，1960年勇奪奧運銀牌的楊傳廣都會被作為“中國人”的驕傲被歷史銘記。後來楊傳廣也來過大陸，在北京申辦奧運會期間，楊傳廣作為對岸代表團團長，參加了大陸和對岸共同舉辦的“北京奧運-炎黃之光-海峽兩岸長跑”活動，為北京申奧助威，2007年，楊傳廣去世，享年73歲。

楊傳廣（左）2001年來大陸

因為剛直的性格，馬晴山在體制內並未一帆風順，不過最終他還是坐到了遼寧省體育局副主任的位置，並在80年代末以這個身份退休，關於他“起義”的歷史，則隨着兩岸交流的增加，與大陸多年來不斷向對岸釋放善意而被慢慢淡化。

但，他們造成的影響卻延續多年……雖然這一切可能並非他們本意。

由於忌憚大陸的統戰力量，擔心再發生類似馬晴山這樣的“起義”事件，蔣介石給給自己的運動員戴上了緊箍咒，至此台灣方面嚴格限制體育團體出國的名額，除了正式的國際比賽之外，其他的能免則免。

而前往香港和日本比賽的運動員，從此開始要經歷最嚴格的政治身份審查，出發前必須附上回程機票證明，還要參加講座，內容圍繞一個主題：國民黨治下的台灣繁榮昌盛，人民生活安康富足。

1967年，國民黨當局正式出台《體育團體人員申請出國辦法》，將政治審核的對象從之前的團體細化到個人，明確規定所有出國比賽的運動員、教練員應公開甄選產生，出國三個月前要將出國計劃送教育部審核，到達目的地後立即向當地使領館或聯絡處報到。

其中第二十四條耐人尋味：申請出國之體育團體及體育人員以思想純正，無不良記錄者為限。

這條法令延續二十多年，直到蔣經國改革逐步開放島內政治環境才廢止，如今，台灣運動員前往大陸終於不用偷偷摸摸，即使放棄台灣的户籍也不會被扣上“叛逃”的帽子。

2011年，台灣台球名將吳珈慶為了尋求比賽舞台選擇落户大陸。一年之後，吳珈慶從大陸返回台灣服兵役（因台灣地區規定，15歲以上男性必須服過兵役才允許“轉籍”），而面對媒體的追問，他只是簡單地回答：

“心情還不錯。”

吳珈慶，和他胸口的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