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為什麼要下南洋？_風聞

下南洋是近代中國持續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

　　與闖關東、走西口不同，下南洋的目的地是模糊的，涵蓋了當時東南亞多個依舊是列強殖民地的地區（暹羅除外）。

　　晚清至近代，一南一北兩個方向的大規模移民

　　對中華民族來説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

　　當時的東南亞基本被西方列強所瓜分

　　南洋華人只能在這種環境下夾縫中求發展▼

　　南洋華人依靠吃苦耐勞的性格和拼搏精神，在東南亞的莽莽叢林開闢出土地，靠幾代人持之以恆的勤勉與精明，最終成為東南亞富人的代名詞。在獲得了穩定富裕的生活以後，他們還在家鄉有需要的時候反哺家鄉，成就自己的同時帶動家鄉的發展。

　　閩南華人華僑中的代表人物

　　首推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

　　他是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的創辦者

　　（圖片：wiki）▼

　　其中，福建閩南華人的貢獻尤其突出。他們人口基數大、社會成就高、鄉土意識強，在不同的時期依依北望，用自己的方式守護着那回不去的故鄉。

寸土寸金

　　福建閩南地區指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廈門市、漳州市、漳平市等地，嚴格來説應該算作福建東南部。

　　福建省山地丘陵佔到土地面積的八成，平原面積狹小，且大都分佈在沿海，閩南地區的河流下游也集中了少量珍貴的平原，這些地區也自然成為了福建的人口密集區域。

　　全省最重要的平原地帶其實是北邊的閩江流域

　　次之便是南邊的廈漳泉了▼

　　閩南多良港，促進了附近港口的發育並在歷史上成為中國南方的貿易集散中心之一。但這裏的土地終歸有限，人口自然增加加上大量不事農業的城市人口，就出現了明顯的人口過剩現象。

　　在現代，這並不是什麼難題，但在農產品產量和運力都較低的古代，就意味着當地人必須開墾更多的土地，但坡地的農業加之較低，大量開發還會造成水土流失，人地矛盾愈發尖鋭，由此也引發了族羣間對生存資源的爭奪。

　　閩南的諸多河谷相比閩江要狹小得多

　　但還好這裏離海邊近

　　所以不斷的對外移民就成為此處的歷史常態

　　（圖：google map）▼

　　到了清末，一隻腳踏入近代的閩南人，生存狀況也並不美好。沒有高產良種、化肥、農藥、農機的前現代農業，產量並不高，像閩南的薄田，一畝只產二三擔谷，而且收穫期要等到六月。女人忙家務、照顧孩子，空閒時要紡紗織布，時常一直織到三更，而清早還要在男人起牀前做好早飯。普通人只有節日、慶典才會買塊肥肉，先保養鐵鍋後吃是常規操作。

　　閩南女人以勤勞賢惠著稱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泉州惠安縣的“惠安女”

　　（圖片：wiki）▼

　　以上還是祖上在山區中成功開荒的自耕農的生活，佃農的生存狀態只會更差。

　　好在除了農業，閩南地區還有發達的商業。泉州、漳州、廈門自宋元以來就是重要的貿易港口，與南洋各島上的當地人或殖民者貿易，構建了閩南最重要的貿易網絡。商人帶回了南洋的商品、南洋的銀元，也帶回了南洋的信息。對於那些無法向土地討得生活的閩南人來説，下南洋逐漸成為了一條必選的生路。

　　面向南洋最近便是廣東與福建兩省了

　　不光相比農業富庶且官商色彩較重的廣州港

　　歷史上的閩南人下南洋更多是出於羣體求生的目的▼

　　恰好此時南洋已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列強對東南亞有着強烈的開發動機，尤其需要老練的農民、小商人、吃苦耐勞的勞工和手工業者。願意從宗主國移民到東南亞的白人畢竟是極少數，源源不斷的華人移民則正好可以填補這一空缺。這些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引起了閩南人的注意，形成了南洋遍地好賺錢的共識。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許多後來的南洋華人商業鉅子

　　最早都是從小本生意起家的

　　（圖片：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閩南人的家族與家族觀念則是在異域求生存圖發展的關鍵組織。因家族關係而形成的情報網快速傳遞着來自南洋的發財消息，在南洋紮根的人也會選擇帶走一些親戚，宗族內部湊盤纏、船票也很容易。參與過公車上書的黃乃裳就曾經先後動員1118人去泗務墾荒，這樣“先去帶動後去”的故事在下南洋的歷程中屢見不鮮。

　　下南洋的華人們，把祠堂建到了東南亞

　　宗族，是他們構建共同體、強化認同的紐帶

　　（東南亞建築風格的鄭氏祠堂）

　　（圖片：Fotos593 / Shutterstock）▼

　　於是在種種因素的推動下，早已延續了幾個世紀的零星人口遷移在19世紀洪波湧起，下南洋的大浪潮來了。

篳路藍縷

　　《南京條約》簽訂後，廈門成為通商的五座港口城市之一。這裏與南洋的交通便利，夏季時受西南季風的影響，越南沿岸流和中國沿岸流自西南向東北，船隻自印尼出發順洋流可以到達廈門，冬季風向洋流則反之，可以從廈門到達印尼，於是廈門成為了閩南華僑出海的集散地。

　　據統計1841到1875年，閩南約有525000人從廈門下南洋。

　　這一季風航線早已有之

　　但即使到了19實際仍是一種相當低廉的旅途方式▼

　　此時南洋部分地區的開發程度不高，很多閩南人正是看重這一點，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時逃離官府的苛捐雜税，便選擇下南洋。這也就註定了這些初代華人要經歷一番艱辛的草創時期，他們學習當地人，用木頭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樹葉做牆和房頂，搭出簡易的高腳屋，一個屋子裏往往還要擠着好幾個人。

　　身上若無千斤擔

　　誰願他鄉萬里行

　　（圖片：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從修建住房到擁有自己的社區，閩南人逐漸站穩腳跟並融入當地社會。

　　但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的艱難險阻不足為外人道，逐漸成為了南洋華人間的秘辛。

　　南洋的氣候、生態畢竟與閩南並不完全相同，初來乍到很多閩南人也出現了水土不服、感染熱帶疾病情況。人們當時對霍亂、瘧疾、腹瀉都缺乏防治方法，當地還有蟒、蛇、蠍子，以及喜歡偷吃、踐踏莊稼的野獸。這一切都讓開荒的閩南人面臨巨大的風險，一個定居點在一場疫病中死亡幾十人、上百人的記錄史不絕書，更多的小定居點，則連記錄都不會留下。

　　有些在南洋身故的打工人

　　最後只能通過引魂的方式，回到故里

　　（圖片：Shutterstock）▼

　　當然，風險越高，收益也越高。種種不確定性死亡的同時，也有通過移民實現階級躍遷，徹底翻身的可能性。除了務農，不少閩南華人會選擇靠手藝吃飯或者做點小生意，他們憑藉自己的勤勞勇敢逐漸形成了產業聚集區，並主導了一些當地行業，度過了早期的悲慘生活。

　　這些產業聚集區

　　有些後來發展成了唐人街

　　（位於吉隆坡的茨廠街，圖片：wiki）▼

　　南洋各地早在17世紀時就已經有了數百到兩三萬人不等的華人聚居區，到清末，華僑已達四百萬之眾，他們在越南、緬甸北部、婆羅洲等地開礦，在爪哇島與馬來半島承包甘蔗、香料種植園。其中，閩南人黃奕住算是一個傳奇，從剃頭匠一路逆襲，終成印尼糖業大王。

　　幾百年來，華人下南洋的歷史

　　其實是一段從謀求生存到到自我實現的歷程

　　團結的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

　　（圖：YouTube）▼

　　除了鄉鄰間有組織的下南洋之外，還有一類是華人契約勞工。這些工人在一定時期內沒有人身自由，處境更為悲慘，奮鬥史也更為曲折。僅僅1849-1875年。便有約236500名契約勞工下南洋，佔到下南洋閩南人的一半。

　　但有意思的是，無論是以什麼契機下南洋，只要他們在當地能夠成功立足，就往往會帶着宗親一起下海，和在老家一樣，通過宗族和同業社區立足於陌生的環境，應對天災、野獸和其他族羣的侵襲。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

　　（圖：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人丁興旺又手有餘糧的閩南集團，在與當地勢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對有利的地位。這種發展路徑的強化，便是他們繼續承襲傳統文化：通過修家譜、修祠堂、祭祖等方式來強調長幼尊卑，明確每一個人在所屬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鞏固其宗族的向心力。

　　在宗族基礎上

　　圍繞籍貫形成的閩南人同鄉會

　　則是勢力更廣泛，影響力更大的存在

　　（泉州安溪縣人創辦的安溪會館）

　　（圖片：lib.nus.edu.sg）▼

　　到清末民初，閩南裔華僑在暹羅數量最多，人數可達百萬。按比例算，閩南華僑在菲律賓華僑中佔比最高，可達八成。印尼華僑和新馬華僑的佔比也很高，且對國內有很大的影響力。

　　許多閩南大商賈在當地有深厚的政商資源

　　例如馬來西亞賭王林梧桐

　　在馬來獨立後獲得了全國唯一一張賭場牌照

　　（圖片：wiki）▼

衣錦還鄉

　　華僑在外鄉依靠堅韌和智慧成功緻富。而在當地被歧視、被政治勢力盤剝的經歷和濃郁的家國情懷，激發了他們更強的國家認同和鄉土意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衣錦還鄉之後，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為家鄉和祖國做出貢獻，成為了國家在積貧積弱時代一股重要的援助力量。

　　1937年，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成立

　　該會號召中國僑胞捐款捐物，抗日救國

　　三年內為祖國籌得約合4億餘元國幣的款項

　　（圖片：wiki）▼

　　當然，衣錦還鄉也免不了要解決財產保值和自身享受的問題。作為通商口岸的廈門，自然成了他們置業的首選。其西南角更小的鼓浪嶼風光秀麗，相對僻靜，可滿足富豪們的居住需求。在20世紀初到40年代之間，這裏逐漸發展成了歸國華僑住宅區。

　　有些南洋富商的後代

　　至今仍居住在祖輩留下的建築裏

　　（鼓浪嶼上的西式建築）

　　（圖片：廣州盧文 / 圖蟲創意）▼

　　此地的建築融合了古典、現代、南洋多種風格，因為成本高且規劃用心，大多避免了仿西式建築東施效顰的尷尬，反而顯得別具一格。從某種程度上説，佔廈門GDP四分之一的旅遊業，有很大比重都是靠這些歷史建築撐起來的。這是後話。

　　落定了自己的生活以後，南洋華僑們就開始了對家鄉城市的投資，畢竟買了一座城市的房就成為了它的股東，誰都希望這座城市能越來越好。

　　廈門鼓浪嶼上的西式住宅建築羣

　　是華人華僑給這座城市的重要遺產

　　（圖片：shutterstock）▼

　　這也有時代背景的影響。

　　民國初期經濟脆弱，政局不穩，加之長期內戰，政府並沒有多少能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社會服務，一些本應是政府份內的事便由市民階層自己去實現。這正好是南洋華僑回饋鄉里的好機會，簡單的做法如捐資助學，更有能力的富商則直接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黃奕住牽頭一眾華僑、廈門紳商籌建的廈門自來水公司。

　　這也是中國傳統觀念裏，有成者“造福鄉梓”的體現

　　（廈門鼓浪嶼自來水公司舊址）

　　（圖片：glysyw.com）▼

　　當抗戰爆發，愛國華僑還紛紛組織籌賑會、義賣、義捐，為抗戰捐款。截止1941年，各地華人捐款不下三十億元，而南洋華人捐款佔其中的三分之二。各個社區中也湧現出了一批地下組織，展開愛國活動，更有人直接回國參與機場地勤、醫療隊、維修隊、運輸車隊，成為當時中國極為珍貴的技術人員和高素質兵員。

　　這些在抗日戰爭期間

　　歸國參與戰時運輸工作的愛國華僑

　　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新加坡晚晴園內的南僑機工紀念雕塑）

　　（圖片：Angbinmarist / wiki）▼

　　在之後的數次歷史轉折點中，人們總能看到閩南華人審時度勢，做出正確選擇的情況，作為一個規模龐大又與故鄉始終相連的羣體，在已經民族國家化的21世紀更顯出其特殊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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