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首金”背後的3個刻意偏見, 反被一個美國人犀利戳破｜文化縱橫_風聞

✪ 梁雅茜 |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刊發時)|

【導讀】2021年7月23日，因疫情而延期的東京奧運會開幕。首次空場比賽、“讓人迷惑的”開幕式、多名運動員“失蹤”、“首金”的歸屬……這可能又是一個充滿話題的夏天。一個顯著的現象是，網上興起了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重温熱。實際上，當年中國辦奧運面臨種種壓力，西方媒體態度曖昧乃至自相矛盾，在這種微妙張力下，中國崛起成為全世界共識。

現代體育觀念以及作為其最主要載體的奧運會，是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產物，而一國組織體育運動的方式，正是觀察其政治和文化心態的絕好窗口。本文指出，在西方主導的現代競技體育中，中國體育長期面臨着西方反覆塑造的3種偏見。對於中國而言，競技體育有其產生的必然性，但也反映出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的特有焦慮——奧運會不但關乎中國體育，也揹負國際形象、民族自尊心、國民認同等沉重包袱。某種程度上，對中國體育的討論也隱喻“中國模式將走向何方”的究問。而這背後，則是不少人仍在通過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的眼睛來觀照和定義自身。

不過，今天很多國人對奧運的心態，已從急於成為獎牌大國轉向面對“首金”的理性與淡然。這恰是中國已在西方主導的競技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最好註腳。未來，能否對這個競技場做出一些根本的改變，使更多元的聲音和身體成為可能，將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課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現代體育與國民的身體塑造》，篇幅所限，文章有所刪編，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現代體育與國民的身體塑造

今年夏天，不但各國頂級運動員將在東京比拼得如火如荼，國內外也將再次點燃各種關於奧運的口水戰硝煙。第一次空場辦奧運、奧運會開幕式、運動員失蹤、興奮劑爭議、少年運動員的集訓模式……會讓人覺得這真是一個多事之夏。奧運會不但關乎中國體育之後的發展，而且揹負着國際形象、民族自尊心、國民認同等一系列沉重的包袱。對中國體育的討論思考一直隱喻了國內對體制的整體思考——“中國模式”將走向何方？但翻開研究中國體育的著名學者、人類學家包蘇珊（Susan Brownell）於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出版的《北京奧運：奧林匹克對中國意味着什麼》（Beijing’s Games: 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不難發現這些貌似只是“中國特色”的問題其實已經伴隨現代奧林匹克紛紛擾擾大半個世紀。早在中國恢復奧運會的席位以前，且植根於現代體育誕生的歷史語境。

包蘇珊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運動員，1980年她是美國奧林匹克運動代表隊七項全能選手。上世紀80年代留學中國時，曾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全國大學生運動會，並獲得一金二銀的成績，被稱為“為北大贏得榮譽的美國姑娘”。曾任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文化與教育委員會委員、國際奧委會（瑞士洛桑）的顧問。她是最早以歷史和人類學研究視角對中國奧林匹克運動、中國體育和運動員進行學術分析的西方學者。美國《華爾街日報》認為，“作為中國體育研究方面的權威，包蘇珊的資歷在西方恐怕無人能比。”憑着運動員主位的體驗，紮實的人類學田野，加上中美的跨文化觸角，包蘇珊對中國體育的分析有着獨到的見地。

▍體育“舉國體制”非中國獨有

相信很多人仍然清楚記得NBC主持人鮑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對中國體育代表隊的那番評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佔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每年達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經濟大國都想從它那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上分一杯羹，但當然了，存在着人權、知識產權等諸多問題。在奧運方面，經過30年的缺席，他們表現非常優異，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他們以16金、54枚獎牌的成績名列第四。1984年（重返奧運會）以來他們在體育方面都很優秀，他們正在崛起——但不無可疑。特別是他們的田徑運動員和女游泳選手，很可能使用了興奮劑。雖然沒有人在巴塞羅那被逮住，但1992年之後有好幾個落網了。”

科斯塔斯這番言辭立即掀起軒然大波，讓國人非常憤怒。而倫敦奧運關於16歲女泳手葉詩文的爭論似乎是一個十年後的迴響。其實80年代中國開始參與國際體育賽事以來，西方媒體就不斷重複生產着幾個關於中國體育系統的負面的刻板印象：1. 這一由國家資助的體育系統其實是生產呆板的體育機器人的大工場；2. 中國的體育學校制度體現了國家支持的、系統化的虐待兒童；3 .中央政府組織運動員使用違禁藥品。中國體育經常被貼上“體育工廠”、“共產主義體育機器”、“生產痛楚的流水線”這樣的標籤。而**支撐這些刻板印象和推論的往往是意識形態的想象——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它採用的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的體育系統。**包蘇珊認為，**從中國這些具體體育實踐，到舉國體制“原罪”的結論，中間跳脱了很多論證環節，似是而非。**通過細緻的歷史梳理和中美對比，包蘇珊質問：“中國和美國，真的那麼不同嗎？”

首先，90年代初中國運動員的興奮劑醜聞不過反映了當代世界體育違禁藥品這一普遍現象。阿姆斯特朗、卡爾·劉易斯、 瑪麗恩·瓊斯……從19世紀末現代奧林匹克誕生開始，就從未走出過興奮劑的陰影。**那麼為什麼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指控特別激烈、用詞尤其極端？包蘇珊認為，中國仍然在為冷戰買單。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始，西方媒體開始把中國塑造成前東德（體育）的繼承者。**但其實中國體育系統在集中化程度上從來沒有達到過前東德的水平。國家隊與地方省隊之間長期存在激烈的競爭，其利益衝突隨着經濟轉型、省隊通過地方贊助獲得更大自主性而越來越明顯。再加上省隊間的競爭，中國體育實際上是一個多方利益角力的競技場。

包蘇珊以廣為人知也飽受爭議的“馬家軍”為例，指出恰恰是國家控制的放鬆，才使得像馬駿仁這樣的人物得以出現：一個沒有受過正規體育教育訓練、處於體制邊緣的“土包子”，帶領省隊而非國家隊出身的人馬，用備受國內外爭議的培訓方法，取得驚人的成績，並從中為自己牟利。1994年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曾派出幾位專家調查馬駿仁並撰寫了一份內部報告。也就是説，馬家軍當時是否真的使用了興奮劑，國家也很難知道。早前德國一位違禁藥物方面的專家Hajo Seppelt在評論關於葉詩文的爭議時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即使葉詩文使用了違禁藥物，也很可能不是國家隊安排的，鑑於目前各地方隊間激烈的競爭以及實行全面監控的難度，運動員可能在地方隊的壓力下使用興奮劑。這不禁讓人想到2001年羅雪娟在奪得奧運金牌後炮轟全運會：“泳池的水不是很乾淨，但我是乾淨地站起來的。”這一切都表示，所謂的“中國體育”離前東德那種高度集中化的秘密體育已經很遠。著名的《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1995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國綜合徵：中國運動員和教練也開始受到困擾西方體育的頑疾和引誘影響》（The China Syndrome: Chinese Athletes and Coaches Are Increasingly Subject to the Ills and Temptations That Afflict Sports in the West）更指出，是市場經濟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推波助瀾，讓中國的一些教練和運動員因為個人利益跟上了使用違禁藥物的國際“潮流”。

“舉國體制”的刻板印象往往認為中國政府將鉅額資金堆放在體育上——遠遠超出了資本主義國家體育事業所得到的投入。但包蘇珊指出，**雖然美國政府對精英體育的直接投入比中國政府要少，但美國體育的資金來源渠道要比中國多得多，若單從規模來説，美國體育發展也不可謂不“舉國”。**幾乎所有屬於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區（NCAA Division I）的頂尖大學，都擁有比中國國家隊訓練中心還要好的體育設施。而光是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區轄下的四個頂尖聯盟（conference）的成員就多達45所大學（一區約有30個聯盟）。**中國集中化程度高的體育系統，很大程度上是資源不足、體育資金來源窄以及經濟制度相對集中化的現實情況下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包蘇珊認為這是中國唯一有可能為具有天賦的兒童提供機會成為世界級運動員的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種迥異但高投入的發展模式下，中美兩國體育都出現了獎牌總數名列前茅、人均獎牌數卻不理想的情況。也並非所有發達國家都走美國這條路線。**德國的體育事業也主要由政府資助，只是他們發展出非集中化的體育聯盟，通過競爭爭取中央政府的資金。國家會給這些聯盟下達指標，根據指標完成情況來分配資源。還有一部分運動員來自軍隊，他們的資金相比這些聯盟更為充足和穩定。**德國隊在倫敦奧運中的失利 ，引發了關於這種體育資助模式是否需要改革的大辯論，有聲音質疑在這樣的體系下，這些聯盟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培訓世界級的頂尖運動員？國家是否提供了足夠的（經濟）獎勵保證運動員繼續從事這個有點孤注一擲的事業？

至於兒童運動員的問題，是奧林匹克運動從70年代開始的一個焦點，因此也逐漸對參賽運動員做出年齡限制。此前，多組關於中國兒童體操運動員訓練“慘況”的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在國內外均激化了本就存在的對中國體育年輕化的質疑。“我覺得職業體操給兒童所施加的一些壓力和進度已毫無疑問構成虐待兒童”，早在90年代，約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這位學術界對奧林匹克運動最有代表性的批評者就質問：“人類付出了什麼代價？”“多少痛苦算是太多？”**但霍伯曼針對的並非中國體操，而是世界體育整體。“中國剛巧是其中一員，因為他們也想要勝利。”他認為現在的體育系統就是一個不斷生產完美機器的高性能工廠，而全世界都參與到轉動工廠齒輪中。這個生產過程都無可避免地痛苦。中國兒童體操運動員進行柔軟度訓練的照片經所展示的中國培訓方法的“特殊殘忍性”，包蘇珊認為這是一種想當然的他者化：柔軟度訓練的本質就是痛苦的。因為要獲得職業體操、跳水、花樣滑冰所要求的柔軟度，必須向身體施壓，直到痛楚誘發身體放出進一步放鬆肌肉的信號。相同的柔軟程度意味着經受相同的痛苦，認為只有中國運動員才需要忍受非人的訓練強度，是違背常識的。**2016年夏天德國隊優勢項目失金，使得德國媒體紛紛質問，德國隊的失利是否由於訓練強度不夠？在當今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體育中保持領先優勢，是否只能靠繼續增加強度了？

雖然美國沒有國家組織的寄宿體育學校，但不少有潛力達到全國頂尖水平的少年兒童運動員為了得到更好的機會，也會選擇離開家裏到別的城市受訓，有些獨自住在寄宿家庭，有些由其中一位家長“陪訓”，有些則舉家遷移。而為了發展孩子的體育才能而讓他們離開正規學校、專門請家庭教師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即使在美國，少年兒童運動員受到心理甚至生理虐待的情況也並不少見，而家長的過度參與也是爭議焦點：這些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家長是否真的能充分保障他們自己孩子權益？

如何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強”、不斷突破極限的同時與保障基本的人道達到平衡，已經是全球體育都無法避開的兩難。真正需要追問的是，怎樣的奧運精神將人類推到了這一步？競技體育對我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競技體育、現代性與東方化

我們不難設想現代體育競爭如此白熱化的一些功能性原因：國際形象、各種商業利益……但首先，這些力量為何要推動這樣一種“體育”？為何每當我們談論體育，特別談論頂級體育盛事，必然在談論競技體育？這是體育天然具有的面貌嗎？

我們現在所説的“體育”（sport）**是一個在19世紀末才在西方真正成形的文化類別。它與西方現代國家相生相伴，其背後更大的圖景是一種新身體的出現。**因此，包蘇珊強調要把體育放回到更大的“身體文化”（body culture）來考量。身體文化幾乎包含了所有與身體有關的實踐，從衣食行到衞生到禮儀。**在現代，我們在看待體育時往往將體育——尤其是精英競技體育與日常生活層面的身體實踐割裂開。這種人為的割裂，在前東德被進一步放大，最後導致了競技體育成為少數人的精英活動，同時又強制普羅大眾參加讓人不太愉快的軍事化的操練。**這種分裂的另一個弔詭之處在於：通過去歷史化，體育成為了塑造特定國民氣質的核心手段，這是一個灌注價值觀的文化過程。

在包蘇珊至今最重要的學術專著《為祖國鍛鍊身體：道德秩序與中國體育》（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中，其結合布迪厄的“慣習”（habitus）概念與福柯的身體規訓技術理論，深入分析了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如何利用體育這種身體技術來對運動員的身體進行不同的規訓。不難想象，體育也被用於改造殖民對象。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對印度“國球”板球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子。包蘇珊正是運用身體文化這個理論框架，將“體育”從狹義的競技體育中解放出來，從歷史、文化以及政治競技的脈絡中，分析體育塑造了怎樣的國民身體與國民關係，如何造就了當今的世界體育格局，而中國在裏面又處於哪個位置。

著名體育史學家卡爾·蒂姆（Carl Diem）曾説過：“體育是文藝復興的孫子，是法國大革命的兒子。”**“源遠流長”的奧林匹克體育歷史，其實在18世紀才重新開始受到關注，並被再“發現”和書寫。這離不開文藝復興以降古典主義復興的背景。**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西方啓蒙運動，乃至法國大革命，都從古希臘文明中獲得社會革新的動力。奧林匹克體育也隨之逐漸受到關注，並被加以新的時代註腳。直到法國大革命，體育終於獲得了更高的能見度，革命領導者對其注入了自由、理性和民主的新內涵。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復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呼聲。**與新古典運動、奧林匹克運動復興不可分割的，是東方主義的出現：古典主義為西方人提供了“我們是誰”的歷史基點，而東方主義則以“他者”為這一身份認同提供邊界。**因此，整個“東方”（包括奧特曼帝國）都被劃分到民主、理性與這個新生的體育概念的對立面。

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新的國家觀念和新的身體觀共同發展。身體觀開始與國力以及國家福祉關聯起來並發展出一套現代民族國家的規訓技術。隨之興起的是各種國家體育教育項目，理性化的體育訓練成為當時政治運動強有力的中心點。到了19世紀，德國古典學家開始建構以競技為核心的奧林匹克精神，作為新的國族身份認同的支點。努力爭勝，不為物質目的，而為榮耀、為真正的快樂，被視作古希臘人最本質的民族性格。這種競技精神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體育被認為是其精髓。作為反面的東方，在德國古典學家眼裏完全缺失了奮發圖強的美好精神，因為東方人重視物質享受、佔有，而且是個沒有自由的社會，大眾只能乖乖服從。競技體育因此被認為從根本上與東方的文化和社會格格不入。而在以競技精神定義體育的西方話語主導下，整個東方甚至被剝奪了擁有體育的“資格”。競技體育的發展與西方文明認同以及西方各國的民族主義同構共生。

在這個背景下，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於19世紀末在立國不過64年的希臘舉辦。其創辦人顧拜旦推動的比賽項目基本都是英式專項競技運動（足球、網球、田徑、摔跤或者由美國基於英國模式發明的籃球、排球），而非當時德式的全面的體能訓練。**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體育賽事之所以這麼重要，其原因在於它是公開展示身體最重要的舞台之一，並在公共（政治）意見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現代奧林匹克選擇展示了一個客體化、標準化、科學化的身體，並在其全球傳播的過程中把“體育－科學”的世界觀和身體技術帶到每一個（希望）參與奧運的國家，使全球的身體技術愈趨單一。

**這個西方進程發展了將近一個世紀以後，德國人和日本人將現代體育介紹到清末的中國，與之一起到來的是現代國家的概念以及當時最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競技精神與進化論中的競爭求存一拍即合，民力與國力被關聯起來，在國難當頭的歷史背景下，引發了中國改良派和革命派對於中國缺乏體育傳統、國民體質羸弱導致的國力衰落的普遍恐慌。**科學化的現代體育教育迅速在各軍校開展，與軍事培訓結合以來，成為共同塑造中國新身體的兩大西方身體技術。**這種救國、而非自我救贖的熱情到當時在中國開展體育教育項目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始料未及也大感失望。“東亞病夫”不只是鴉片戰爭帶來的實質後果，還是不同身體觀碰撞所帶來的對自身和國家的新視角。**而要以“先天不足”的孱弱身體加入到這個競技的世界並且爭勝以治癒一道道的歷史傷痕，構成了中國至今仍揹負的焦慮。這就是為什麼1980年代中國女排的勝利對中國具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意義——它洗刷了“東亞病夫”的烙印，重燃了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精神。**女排國家隊收到了超過三萬封人民來信，裏面除了激動、興奮、仰慕，還有那十年的血與淚以及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體育與傷痕文學打開了與過去和解的一條通道。雖然之後中國體育長期的陰盛陽衰使之成為仍未完成的命題。

“新體育”/“西洋體育”還成為改良派和革命派用以切割落後的過去的重要工具。它不僅為爭強國力鍛鍊更強壯的身體，更為新民族國家改造帝國的舊身體，與科學、民主這些普世觀念一起，體育掃除了橫在國家與國民中間的各種地方主義和割據局面，為國家制造可以直接規訓的均質的個體，以及有別於帝國忠誠的新的民族主義。**在毛時代，羣眾體育受到高度重視，每個人都被要求參加軍事化的體育訓練，以為社會主義生產、保衞國家貢獻力量，廣播體操就是其產物。同時，羣眾體育與精英體育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頂尖運動員作為新身體文化的先鋒被挑選出來接受專門的訓練，通過體育賽事向羣眾展示了政治正確的身體和道德秩序。體育“靜默”的本質也區別於其他可能構成批判聲音的大眾文化，從而不會構成威脅。在這個時期，競技體育被全面停止，競技精神更是政治不正確。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競爭”成為時代的關鍵詞，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才從市場經濟中誕生。**競爭成為發展中國經濟、改造國民性格、提高社會活力、在世界崛起的靈藥。體育則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培育中國人所缺乏的競爭精神的具體技術，也成為了理想市場經濟的隱喻：自由、開放、平等。對奧運會的報道也開始集中在它的競技精神上。現代體育進入中國近一個世紀後，競技精神終於接上地氣。

經歷了歷史波折後，當代中國希望在現代體育舞台上繼續崛起。在奧運上爭勝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國家榮耀的符號遊戲，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國際政治生意。引用約翰·卡馬農（John MacAloon）的話：“要在全球系統中佔有正當且自主的立足之地，其首要的要求是成之為一個國家，擁有一個文化。”“而要成為一個受他人認同的國家，一個民族就必須在奧運開幕式上接受檢閲。”**現代奧運會無疑已經成為國族文化生產和全球消費的最大盛事。在“同一個世界”的號召下，無論是西方文明“原點”的希臘，還是東方大國中國，都在西方的強大話語下艱難尋求自己的位置，嘗試與自己的過去和解。**對於希臘，是如何根據這個“西方文明”的論述擺脱東方的歷史包袱，重新成為純淨的西方國家；而中國則開始檢視是否可以重拾被摒棄的傳統，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發出另一種聲音。

▍更多元的體育

包蘇珊一直致力於對抗針對中國（體育）的偏見，以至於很多人、包括一些學者都認為她變成了中國的辯護者。包蘇珊的問題在於，她的研究對象似乎已與她書中所描述的有所出入。這本書很容易給人一個過去的人類學家很樂意製造的印象：中國人是一個相對同質的整體，出於互相尊重互給面子的傳統文化而不希望受到對方的負面評價，而且西方媒體應該報導中國人民最關心的事情——我們取得的新建設、經濟成就和生活水平提高。這種本質化似乎意味着無論我們作為客場還是主場，都沒有人應該批評我們，中國內部越來越多元的個體最終還是構成一個“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事實上，中國並不乏對體育制度、奧運舉辦方式的反思。在奧運之夏，這方面的爭論總是到達白熱化的程度。筆者的個人觀感反而是，國內越來越渴求外面的聲音，希望從別人的經驗中找到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危機的良方。其實這和20世紀初期有志之士救國圖亡的熱切和路徑不無相似。也正因如此，**包蘇珊書中的一個觀點仍然很合時宜：清末民初至今，我們仍然在通過自己想象中的西方的眼睛來觀照和定義自身——無論持贊同或反對意見。**北京奧運開幕式“中國公敵”鮑勃·科斯塔斯仍然擔任NBC主持，他對中國非常正面的評述令不少人出乎意料並感到一種吐氣揚眉的勝利感，以至於很多網友認為“大國崛起”讓他也不得不認錯歸流。但從書中包蘇珊對科斯塔斯的多次訪談可以清楚看到，這不過是敵/友二分邏輯下的一廂情願。科斯塔斯的轉變並非來自他對中國認知的根本轉變，更多是因為經驗的積累學會了如何跨文化溝通。亞特蘭大奧運會僅是他第二次主持奧運開幕式，他當年就強調他從來都沒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意圖。但他也從不覺得他在亞特蘭大的評述是無中生有或是錯的，因此他從來沒有公開道歉。

我們也不難看到每年夏天許多所謂激烈的反思聲音，不過是一些西方偏見的複述，且由於語境的轉變和信息傳播的碎片化顯得更加想當然。中國正處於一種雙重焦慮中：國際上， 我們這個崛起中的大國仍在這個西方主導版圖中搖搖晃晃卻又過度用力地尋求認同；在國內，深層焦慮使人們急於尋找另一套敍事——而我們能聽到的最響亮的往往是可能帶有偏見的西方主流聲音。事實上，現實世界總是錯綜複雜且不停變化的。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以及身體觀也在醖釀着轉變。比如仍然被奧運體育拒之門外、曾被視為落後的武術就隨着影視媒體的潮流，已逐漸成為國際上另一種男性氣質。正如包蘇珊在書中最後寄語的，中國作為目前奧運舉辦國中最不“西方”的大國，是否能為這個被西方主導的競技場、也為自己做出一些根本的改變，使更多元的聲音和身體成為可能。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原標題為《現代體育與國民的身體塑造》，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