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翔：關於城市手工業考古問題_風聞

當前，中國的考古事業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新時代。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全面推進中國的考古事業，是歷史機遇，更是時代責任。作為考古學者來説，如何更好地肩負起這一歷史使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積極探索、認真實踐，需要我們努力建設並不斷完善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需要我們在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上不斷創新。

基於當今的時代背景並結合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態勢，這裏提出“城市手工業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Urban Industry）的命題，並就這一命題的提出及相關問題加以初步思考和討論，跟學界同仁交流。首先需要説明的是，這裏所説的“城市手工業考古”，是指古代城址範圍內外（包括城址本體及其近郊範圍在內）手工業遺存的考古發掘和研究。

一、城市考古視野下的城市手工業考古

城市（或“都市”）作為文明時代特有的高級聚落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並且往往被視為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之一，甚至被稱之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就古代城市的物質形態來説，中國古代的“城”往往有高大的城牆所環繞，從而成為中國古代城市的一個突出特徵，從史前時代末期各地的區域性中心聚落的城址到先秦時期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洹北商城、黃陂盤龍城、東周時期的列國都城，從秦漢時期的都城和郡縣治城到明清時期的都城及地方性城市，大都如此。但是，有些早期城市尚未發現環繞四周的城垣，尤其是先秦時期作為王都或國都的“都邑”，如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安陽殷墟遺址、先周和西周時期的周原遺址、西安豐鎬周都遺址以及西周時期的洛邑遺址等，都未發現高大的城垣，但它們都是當時的都邑，而“判斷城市與否的決定性標誌是其內涵而非外在形式”。因此，這裏所説的城市，並非僅限於用高大的城牆環繞起來的“城”，而是還包括那些沒有城牆環繞但規模巨大且具有城市性質的大型的“邑”。從這個意義上説，這裏所説的城市也可以稱之為“城邑”。

中國城市的出現和早期發展具有鮮明的東方特色，即城市的出現，並不是農業與工商業分工的直接產物，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作為區域性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安全防禦中心和文化活動中心而產生的。正如前輩學者所説，“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中國最早的城市的特徵，乃是作為政治權力的工具與象徵”；或曰“是社會內部嚴重分化和戰爭衝突頻繁的產物”。因而，中國早期城市的“政治性”特徵異常明顯和突出，並且成為中西方古代城市的重要區別之一。儘管如此，隨着歷史的腳步向前邁進，中國古代城市逐步發展成為既有東方特色又有人類城市之一般特徵的城市傳統，即：作為王朝之都的城市，是國家的政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和軍事指揮中心；而作為區域性中心的城市，則往往是該地區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正因為如此，以古代城市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為基本內涵的城市考古（又稱之為“城址考古”），便成為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重中之重；即使在史前考古中，史前時代末期城市遺存的考古探尋、發掘和研究，也是社會複雜化進程、文明起源之考古學探究的至為重要的一環。

中國古代城市儘管有鮮明的東方特色，但城市之所以被視作文明時代的高級聚落形態而稱之為“城市”，在於它具有一系列有別於鄉村聚落的社會功能和物質特徵。譬如，人口相對集中、居民構成多樣；作為國家或區域性社會管理的中樞所在，是社會統治者的施政、生活之地；社會文化生活相對豐富而多樣，往往是文化薈萃之地；往往具有一定的防止外敵入侵和自然災害侵擾的防禦功能；居住、交通、給排水等基礎生活設施相對比較完備，等等。但無論如何，手工業和商業的相對集中和發達，同樣是城市的基本特徵之一，也是城市有別於鄉村聚落的根本區別之一。因為，任何一座城市都離不開經濟生活，而古代城市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手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尤其是在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歷史背景之下，手工業更是城市經濟生活的主要構成要素。於是，作為古代城市的物質載體，既包括城牆、城門、護城壕、道路、給排水設施、防禦設施等城市基礎設施，包括政治性和禮儀性建築、宗教和文化性公共設施及其空間，包括居住建築、商品交換設施及其空間，更包括手工業作坊或工場。前輩學者曾經指出：“城市這種人們的居住點，可以有許多特徵，但歸根結蒂是由居住在裏面的人們的經濟活動狀況決定的，這種人們的居住形態，是當時社會前進到在某些地點出現了人口、手工業生產、商業交換以及財富的集中時而出現的”；商代西周時期的都城中，“集中了當時規模最大的、技術最為複雜的手工業生產”；東周時期的列國都城中，“無論宮城內還是郭城內，都有許多手工業區”。手工業作坊，是從考古學上界定中國早期城市的六大要素之一。即便到了帝國時代，“手工業和商業是都城的主要經濟部門，手工業中各類遺址反映出當時相關手工業行業的生產規模、管理體制及技術水平”。毫無疑問，手工業考古是城市考古的題中應有之義，並且具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

從各地城市考古的實踐來看，歷代城址考古中都發現有手工業遺存。就先秦時期的城邑而言，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發現有鑄銅作坊、綠松石器加工作坊、制骨作坊、陶窯址以及多處石器加工點等手工業遺存；鄭州商城遺址，發現有鄭州南關外和紫荊山北等2處鑄銅作坊、紫荊山北制骨作坊，以及銘功路製陶作坊等手工業遺存；安陽洹北商城遺址，發現有鑄銅和制骨作坊遺存；安陽殷墟遺址，手工業遺存極為豐富，分佈範圍大，手工業門類多樣，包括多處鑄銅、制骨、製陶、玉石器加工等手工業作坊遺址；作為西周都邑的西安豐鎬遺址，發現有制骨作坊、製陶作坊遺址以及與鑄銅有關的遺物；陝西周原遺址，發現有莊李鑄銅作坊等多處商周時期的鑄銅遺址、齊家制玦作坊、雲塘制骨作坊等手工業遺存；在洛陽老城北郊瀍河西岸的北窯一帶，發掘了屬於西周早中期之洛邑（成周）的大型鑄銅作坊遺址；東周列國都城遺址中，鑄銅、制鐵、制骨、製陶以及玉石器加工等手工業遺存更是普遍存在，並且相當豐富，如秦雍城和秦咸陽城遺址、新鄭鄭韓故城、侯馬晉都新田遺址、易縣燕下都、臨淄齊故城等。秦都咸陽發現有製陶、制骨、鑄銅等大量戰國晚期和秦代的手工業遺存。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發現有陶器窯、陶俑窯、磚瓦窯以及鑄錢、制鐵作坊遺址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都城遺址中，儘管經考古發掘的手工業作坊遺存有限，但也發現不少手工業生產的跡象。譬如，北魏洛陽城，西郭城內有大市，東郭城內有小市，南郭城內有四通市，而市不僅僅是交易的市場，而且是手工業的聚集地，“郭內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工商業相當發達的地區”；在東魏北齊鄴城，東郭設有東市，西郭設有西市，並在西郭內勘探出磚瓦窯和陶器作坊遺址等；東晉南朝建康城，外郭區“御道西側主要設置市場、手工業作坊和居民閭里等，這一區域保持了郭城的傳統功能”；十六國至北朝長安城，在小城西南的大城內發現了大量成片分佈的陶窯遺址，其年代為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及其以後的歷代都城及地方性城市遺址的考古中，也都不同程度地發現有手工業遺存。

總之，手工業是古代城市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手工業遺存是古代城址的重要物質文化遺存，手工業遺存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是城市考古的基本任務之一。

二、手工業考古視野下的城市手工業考古

手工業考古（Archaeolog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是指近代工業革命之前各種加工製造業以及礦業等各種傳統工業的考古學研究，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新世紀以後基於中國考古學學科建設、考古事業和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新命題。近十年來，中國的手工業考古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呈現出方興未艾的發展態勢，這就需要我們就手工業考古的理論和方法繼續進行探索，以推動手工業考古的健康持續發展並逐步走向深入。

中國古代手工業門類眾多，最初曾劃分為25個門類。其中，除採礦業之外，大多與城市手工業有關。

就中國古代手工業的產業佈局或者説手工業的空間分佈來看，儘管時代不同和產業不同而分佈特點有所不同，並且同一手工業門類的作坊遺址往往在各地都有所發現，但又常可見到兩種類型的集中分佈區，即“產業集聚地”。

一種類型是以原材料產地為中心的集中分佈區，即以原材料產地為紐帶形成的產業集聚地。譬如，在山西運城盆地的區域性系統調查中，發現聞喜千斤耙遺址等多處夏商時期與冶銅有關的遺址，其中規模最大的絳縣西吳壁遺址夏商時期冶銅遺存的面積達70萬平方米，就是以中條山銅礦產地為中心形成的銅礦採冶集聚區；位於浙江省西北部的東苕溪中游，在德清龍山和湖州南山等地發現20餘處商時期的原始瓷窯址，是目前已知商時期最大規模的原始瓷窯址羣，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當地豐富的瓷土資源和燃料資源；山東北部渤海南岸的濱州和濰坊兩個地區，發現了數十處商周時期的製鹽遺址，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海鹽煎煮遺址羣，顯然是由於當地豐富的高濃度滷水資源所形成的海鹽業集聚區；河南西平縣酒店鄉的棠溪河兩岸，曾調查發現酒店村、何莊、鐵方崗、冶爐城、鐵爐後村等多處戰國至漢代的冶鐵遺址，河南南召縣鴨河上游草店一帶調查發現草店、廟後村、下村和硃砂鋪等多處古代冶鐵遺址等，都是因當地富有鐵礦資源而形成的冶鐵業集聚區。又如，南方地區考古發現的孫吳至南朝時期的瓷窯遺址，其突出特點之一，是“集中分佈在依山傍水地區，兼得瓷土、燃料、交通之利，如浙江的曹娥江、江西的贛江、湖南的湘江流域瓷窯遺址特別豐富”；江西省婺源縣溪頭鄉硯山（又稱為“龍尾山”“羅紋山”）一帶盛產優質硯石，在12平方千米的範圍內，已發現上堆竭、戴家等6處唐宋時期的制硯作坊遺址，形成以硯山為中心的制硯作坊集聚區；江西高安市華林鎮的周嶺村石腦頭溪和鄰近的西溪村西溪的沿岸，發現有16處宋元明時期的造紙作坊水碓遺址，是一處基於當地水利資源豐富、溪水落差大和盛產毛竹等而形成的以毛竹為原料的造紙作坊羣；湖南桂陽縣境內，集中發現桐木嶺、陡嶺下等14處明清時期的煉鋅作坊遺址，顯然是基於當地豐富的鉛鋅礦資源而形成的煉鋅作坊集聚區。

另一種類型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集中分佈地，即以城市為載體的產業集聚地。前述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遺址、陝西周原遺址、西安豐鎬遺址、東周時期的列國都城遺址等，都發現了數量多、門類多樣的手工業作坊遺址，無疑是城市手工業產業集聚地的一種突出反映。又如，“戰國時期的鐵工場除了像興隆鐵範出土地、鶴壁鹿樓鑄鐵工場以及泌陽下河灣鐵工場等設在鐵礦附近外，更多的是分佈在當時城市的附近或城內”，如登封陽城制鐵遺址、輝縣古共城鑄鐵遺址、新鄭倉城村鐵器冶鑄遺址等；易縣燕下都的東郭城內，分佈有武陽台21號遺址、郎井村10號遺址、高陌村5號遺址等多處戰國中晚期的鑄銅和制鐵工場址。再如，在臨淄齊故城遺址，城內發現東周秦漢時期的青銅冶鑄遺址6處、鑄錢作坊址5處、鑄鏡作坊址3處、鐵工場址18處，同時，城內外還發現多處制骨、製陶和磚瓦燒造遺址；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城內分佈有鑄錢、制鐵、陶俑和日用陶器燒造等作坊遺址和磚瓦窯場址的同時，城郊以及上林苑範圍內還發現有多處鑄錢、製陶和磚瓦窯場址等。正如前輩所着所指出的：東周列國的都城中，“無論是宮城內還是郭城內，都有許多手工業區”。很顯然，城市是古代手工業的重要產業集聚地。

更為重要的是，古代城市中的手工業不僅門類多樣，而且往往是當時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地，以及高端物品製作生產集中地。譬如，偃師二里頭夏都遺址發現有鑄銅作坊遺址的同時，還發現有綠松石加工作坊，而兩者在當時都屬於高端手工業；青銅冶鑄業是夏商至春秋時期的高新技術產業，而鑄銅作坊往往集中分佈在都邑以及區域性中心城邑。正如前輩學者所指出的，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最初階段的商代和西周時期的都邑中，“集中了當時規模最大的、技術最複雜的手工業生產”。又如，在春秋至秦漢時期，鐵器工業屬於高新技術產業並且是支柱性產業，東周列國都城、秦漢都城以及郡縣治城內外，往往集中發現有鐵工場址；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錢幣鑄造業，更是集中在都城內外或郡縣治城之中。很顯然，城市手工業考古對於研究當時的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手工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總之，古代城市中手工業不僅門類多樣，而且更重要的是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手工業的集聚地，在某種意義上説，城市手工業是當時手工業發展水平的代表和“縮影”，城市手工業遺存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無疑是手工業考古的重點之一。

三、城市手工業考古的幾個問題

城市手工業考古，既是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又是手工業考古的重點之一，於是具有諸多鮮明的特點，是不言而喻的。手工業考古十個方面的主要研究內容——原材料、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工藝技術和生產流程、產品、產品流通和應用、生產者、生產經營方式、產業佈局和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社會文化，三個方面的主要研究方法——考古學基本研究、多學科合作研究和多種視野研究，同樣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主要研究內容和方法，尤其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多學科融合研究更是其根本途徑，這裏不再贅述。但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研究對象既然是古代城市的手工業，那麼，在研究的實踐中，從城市手工業的實際出發，突出其特點，把握其要點，是必要的。

首先，產業結構及其變遷，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要點之一。也就是説，一座城市中究竟有哪些手工業門類、各門類的數量和規模、不同門類之間的比重及相互關聯，以及歷時性演變等，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這不僅是從整體上觀察和把握一座城市的手工業及其發生和發展的需要，以及由此反映的城市經濟生活狀況的需要，而且有助於從一個側面瞭解和認識該城市的性質和社會功能，並且在與其他城市及聚落的共時性比較中，從一個側面認識該城市在當時整個社會經濟乃至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考古尤其是先秦秦漢時期城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中，迄今所見主要的手工業遺存是鑄銅、制鐵、骨角蚌器加工、玉石器加工、製陶以及磚瓦燒造等，而其他門類的手工業遺存很少見到。這一方面是由於這些手工業的物質遺存易於保存並被發現；另一方面與市場和居民區及其手工業遺存缺乏足夠的關注不無關係，因為，城市手工業作坊以市場為中心集中分佈，同時在居民區之中也有相當的分佈。當然，至於那些以開採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初加工為主要生產內容的手工業，或者説產業鏈中的上游產業一般不設在城市中，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產業佈局及其與城市佈局結構的關聯和變遷，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另一個要點。我們知道，古代城市的佈局結構及其變遷的研究，是城市考古的基本內容，也是考古學着力最多、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個方面。城市考古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城牆、護城壕、城門、道路系統、給排水系統等城市基礎設施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無疑是城市考古最為基礎的工作，因為據此可以大致查明城市的總體佈局結構。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手工業作為城市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空間分佈及其變化與城市的佈局結構及其變遷直接相關。因此，通過城市手工業作坊的年代、空間分佈、類型及其內涵，尤其是它們跟其他城市功能區之關係的考察，可以為城市的佈局結構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有助於更完整、更全面地認識整個城市的佈局結構及其變遷過程。同時，可以據此考察手工業與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與其他城市空間之內在聯繫以及手工業不同門類之間的關聯，並且能夠為不同手工業作坊生產性質的探究提供有益的信息。

其三，生產經營方式研究，即手工業生產的性質和所有制問題，是城市手工業考古的又一個要點。任何一種手工業，任何一處手工業作坊或工場，都是在一定的生產經營方式下進行的，因此，生產經營方式成為手工業考古的基本研究內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城市內外作為手工業的重要集聚地，其手工業不僅門類多樣、專業化程度高，而且生產經營方式多樣而複雜。就先秦時期尤其是夏商至春秋時期來説，城市手工業中主要的是由王室控制並直接服務於貴族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等的王室手工業，但與此同時，還有不少“非王室手工業”。那麼，這些非王室手工業，究竟是家庭經營、家族經營、宗族經營抑或是氏族經營？其產品如何流通，即以何種方式從生產者進入消費者手中？當時是否存在以及如何“通過市場銷售出去”？戰國秦漢時期及其以降，官辦手工業與民辦手工業並存，那麼，城市手工業及其作坊或工場中，哪些屬於官府手工業，哪些屬於官營手工業，那些屬於民辦手工業？民辦手工業中，是否包括家庭式手工業、作坊或工場化手工業等不同類型，它們之間如何區分和辨析？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手工業生產經營本身的判斷，而且關係到當時社會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認識。在城市手工業考古中，生產經營方式研究是其難點之一，但通過作坊址的人文地理環境、佈局結構和規模、產品類型和風格乃至銘刻、產品流向及其社會應用狀況等，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知的。

其四，“供應鏈”和“產業鏈”，是城市手工業考古中的兩個重要視角。任何一種手工業，都是一個由原材料獲取或供給、上下游產業緊密銜接的產業系統——儘管這個產業系統在古代社會相對比較簡單。古代城市作為手工業的一種常見的產業集聚區，與以資源為紐帶形成的產業集聚區的根本區別之一，在於其原材料主要是“外來”（以泥土為主要原材料的製陶業及磚瓦燒造業等除外）。其中，有的來自附近或遠距離之外的礦山，如金屬冶鑄業等；有的則來自鄉村聚落的農林牧漁業，即使在近代社會依然如此。與此同時，古代城市之所以成為手工業的一種集聚區，其動因相當複雜，如服務於政治統治和貴族生活的王室手工業集中於城市而便於掌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形成的需求多樣且規模龐大的消費市場等等，但上下游產業的相對集中、關聯產業的相對集中，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動因之一。因此，在城市手工業考古的實踐中，從“供應鏈”的視角考察手工業生產原材料的來源和供給，從“產業鏈”的視角考察上下游產業以及相關手工業之間的關聯，不僅有助於深入觀察和分析手工業的城市集聚現象和動因，而且有助於考察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手工業與礦產資源產地之間、手工業與農林牧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乃至政治聯繫，從一個側面構建當時社會的交通網絡、經濟網絡乃至政治網絡。

實際上，城市手工業考古涉及的問題還有許多，如城市居民構成問題。人口相對集中、居民構成多樣，是城市的基本特徵之一，也是城市有別於鄉村的主要區別之一。因此，城市人口及其構成是“城市社會”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而手工業人口又是城市人口的有機構成之一。有學者在論及漢代城市人口時指出：在漢代的城市中雖然不像西方封建城市那樣“手工業者構成城市的主要居民”，但“在一般地方城市中……獨立的自由工商業者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手工業者雲集，他們世代‘相陳以巧，相示以功’”。應當指出的是，手工業人口（包括手工業經營者、工匠和輔助勞動者等）及其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往往因時代而異、因城市而異。舉例説來，戰國中期的齊宣王時期，“臨淄之中七萬户”；漢武帝初年，“齊臨淄十萬户”。若此言不虛，戰國中期臨淄城的人口或在21萬～35萬人之間，西漢前期臨淄城的人口或在30萬～50萬之間。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臨淄齊故城內發現的6處青銅冶鑄遺址、5處鑄錢作坊址、3處鑄鏡作坊址、18處鐵工場址以及多處制骨作坊遺址中，絕大部分為戰國至西漢時期遺存，並且有的鐵工場址規模龐大。由此可推知，當時臨淄城中的數十萬人口中，手工業人口占有較大的比重。又如，西漢首都長安城，有學者認為“總人口當在25.6萬左右”，而由五座宮城構成的宮殿區“佔全城總面積的2/3以上”，手工業作坊區侷限於西北隅的西市一帶。很顯然，漢長安城的手工業人口數量有限，當時它們應主要居住在城郊一帶。再如，北魏遷洛之後對漢晉洛陽城進行大規模擴建，洛陽城內“户十萬九千餘”，人口或在30萬至50萬之間，而迄今洛陽漢魏故城內外雖發現多處磚瓦窯址以及鑄銅遺物，但總體上“手工業作坊遺址卻發現得不多”，或許與當時洛陽城內手工業人口不多有關。與之相類似，東魏北齊鄴城（即“鄴南城”），人口至少有40萬之眾，而迄今只在鄴南城內城的西南部及西牆以西一帶發現有陶窯和磚瓦窯址等為數不多的手工業作坊遺存，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鄴南城內的手工業人口數量有限。很顯然，通過城市手工業考古，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城市中手工業的人口及其所佔比例，有助於城市居民構成的研究以及城市特色的考察。

總之，城市手工業考古作為城市考古和手工業考古的交叉研究領域，既是深化城市考古的需要，也是推進手工業考古的需要。在中國城市考古取得長足進展、手工業考古方興未艾的今天，城市手工業考古的提出和不斷推進，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附記：本文以筆者2020年11月7日在“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以城市手工業為中心”上的學術報告為基礎增刪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