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場化結束了_風聞

教育市場化結束了。

01 市場驚雷

7月23日，一份16頁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開始流傳，人稱“雙減政策”。

該文件力度之大，已然將整個教培賽道的資本化連根拔起。

週五當日，資本市場（港股、美股）就先後給出了巨大反應。

要知道，過去半年來，上述多家企業如好未來和新東方等，均已經超跌了70%以上。

此次暴跌，頗有“蓋棺”之意。

翌日，新華社確認了該消息，並給出全文。

通讀全文後，我們可以明確得出結論：“國內的教育市場化結束了”。

對這些上市企業來説，它們的資本故事已經進入了尾聲。

從本週一開始，一切圍繞着中概教育股的資本行為都可以定性為刀口舔血的投機。

或許，在情緒的短期起伏間，藝高人膽大者還有賺錢的機會，但終局來看，很難會走向樂觀。

“雙減政策”的相關規定原文如下：

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學科類培訓機構，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學科類培訓機構資產；

外資不得通過兼併收購、受託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等方式控股或參股學科類培訓機構。已違規的，要進行清理整治。

另一邊，對作業幫和猿輔導這類準上市獨角獸而言，它們的資本故事已經基本講完了。

“雙減政策”的相關規定原文如下：

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

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

人民銀行、銀保監、證監部門負責指導銀行等機構做好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風險管控工作，清理整頓培訓機構融資、上市等行為。 

對這些獨角獸而言，接下來的路已經非常明白：

轉型成為非營利性機構。

或者砍掉全部的K12相關業務線，成為“非學科類培訓機構”。

第一條路意味着資本力量的大結局，但不意味着企業家的終局；

第二條路也不是坦途。

文件規定，關於“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各地要區分體育、文化藝術、科技等類別，明確相應主管部門，分類制定標準、嚴格審批。

同時，在收費，反壟斷、廣告等方面都要接受更大力度的執法檢查。

簡而言之，最具市場潛力的，一度號稱着“除了它，其他教育項目都是偽需求”的K12賽道，不再被允許資本的介入。

與此相關的所有公司，不準再融資；融過資的，不準再上市；已上市的，不能再募股。

同時，有關部門將加大執法力度。

清理，整頓。

02 教育市場化的危害性

3月初，新華社旗下的新媒體“半月談”曾發表這樣一篇文章——《不能讓校外培訓再造一個“教育體系”》。

文章嚴厲指出：“學校教育、家長、學生、教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訓機構綁架，校外培訓大有再造一個國民教育體系的趨勢。”

面對這一論點，彼時的市面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一種是麻木的“so what？”覺得即便如此，也沒有什麼不妥。

還有一種嘴上説着“細思極恐”，但更多是來自於本能的警惕。

筆者認為，比態度和立場更重要的，是細節論證。

根據相關統計，在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之後，校外培訓機構總數在2019年新增到達近60萬家峯值，2020年又新增40餘萬家，註銷10餘萬家，機構總數遠超同期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數量。

除了數量優勢之外，教培機構在市場經濟的盤活下，在廣告營銷，“唯分數論”的結果導向下，也在短期內釋放出巨大能量，進而在影響力上也進一步逼近乃至超越既有的學校教育體系。

論證完“是不是”，再來看“為什麼”。

具體來看，資本主導下的教培市場，有以下三個矛盾，是無法調和的。

1、資本市場的競爭屬性，與教育成果“非標準化”之間的矛盾；

教育行業本身具有高度的複雜性：成績好只是教育成果的一個切面，除了成績之外，個體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質，文化認同，合作屬性等，均隸屬於教育的範疇，即評判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是多元的。

但是，在逐利的本質驅使下，資本會逐步篩選競爭出市場需求最為旺盛的“標準”，進而作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在這種大環境下，堅持追逐兼顧“多元化教育成果”的教培機構，一定會被市場所淘汰。

目前來説，市場篩選出的標準就是“唯分數論”。

在這種傾向下，焦慮情緒的渲染，學生之間持續加深的“做題內卷”，以及社會之間瀰漫的撕裂與敵對情緒，都會成為頭部教培機構擴大市場規模的利好信息。

2、資本對效率的追求，與教育行業從業模式之間的矛盾；

哲學家喬姆斯基對此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可直接引用：

教育市場化是氾濫成災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帶給社會的惡果。

商業的理念和模式一直追求所謂的“效率”，其核心意思就是要強制推行所謂的“勞動力的靈活性”。所有這一切最終轉化為在教育領域大力推行一些有害的教學措施，導致過去那種教工的長期就業關係遭到破壞，轉而依靠那些廉價的不得不接受教育機構盤剝的臨時工（包括助教和研究生）來提供教學服務。

這樣做徹底損害了所有的教職工、學生，也損害了研究和思考質量，一句話，損害了高等教育致力於實現的所有目標。

關於“助教，研究生的盤剝”，網上有太多的第一人稱案例可查。

此外，在這些從業者的帖子中，我們普遍瞭解到，與其説追求教育質量，倒不如説在追求銷售能力。

“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輕鬆拿到‘百萬年薪’。”

羅永浩的早期演講中也曾提過，新東方某老師，每次課堂臨近結束之際，都會講述自己對一個高位截癱的女孩不離不棄的愛情故事，並且每次講都會哭。

該老師通過這種方式來換取學生的“高評分”，進而換來實際的金錢獎勵。

3、資本逐利的天性，與教育公平之間的矛盾；

這是二者之間的根本矛盾。

無論是競爭的不斷激化還是對效率的孜孜以求，其背後都是“逐利天性”在底層主導。

隨着教培市場的進一步深化，“優中取優，強者恆強，差異定價，價高者得”的趨勢將不可能避免的出現。

而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政策基調下，教育公平已然成了我們不可能讓步的重要陣地。

03 未來去哪？

大學時期，我有一個好朋友阿邵，是一個富二代。

阿邵告訴我，他非常不願意跟自己的舍友出去玩，原因是這樣的：

“大家出去了，路邊看見什麼好吃的，我想吃，他們都不願意買，就十幾塊錢的東西也嫌貴。”

“大家都不吃，我一個人也不好意思吃了。那隻能請客大家一起。”

“一次兩次也就罷了，你總不能老是我請客吧？逛商城，買東西，一樣，老是這毛病。”

我充分理解阿邵舍友的處境和心態，而阿邵的視角，對我來説則是新鮮的。

如今再次回想起這段話，我更加充分理解了“阿邵們”對“好東西”的孜孜以求。

進而認識到了教育市場化與教育公平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那麼，明確了“不要什麼”之後，“要什麼”就成了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雙減政策”中我們看到，“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發揮學校主體作用”等詞彙，分別出現在“指導思想”和“工作原則”當中，可謂是提綱挈領之點。

具體手段，根據全文可知，重點在於對學校教師力量的盤活。

具體體現在以下三點：

1、給家長減負；

政策明確提出：“嚴禁給家長佈置或變相佈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

此前，許多老師都選擇在“微信羣治天下”（如今大約是釘釘了），家庭作業的“檢查、批改、收集、提交”等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了家長肩上，令無數家長不堪其憂。

工薪階層還只是辛苦罷了。

某同事曾告知我，其老家姐姐因幼年條件艱苦，讀書不多，認字不多，面對日益複雜的家庭作業逐漸顯出了吃力。

稍有不慎，其孩子的老師便公然在家長羣威脅叫囂：“你自己都不重視你家孩子，我肯定也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照顧。”

2、以質換量；

政策硬性規定了作業的總量上限，對作業設計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時，教育部門將牽頭，做強做優免費線上學習服務。

此外，在最引人注目的“課後服務”中，教師也應當承擔起指導學生完成作業，對後進生進行補習答疑，為學有餘力的學生開拓科普、文體、藝術、勞動、閲讀、興趣小組及社團活動。

3、中台思維。

“中台”概念起源於互聯網企業，具體指把資源集中，提煉出模塊化經驗，可以同時支撐多個業務線。

此次的“強化學校主陣地作用”，就讓人看到了中台思維的體現。

在“雙減”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到學校教師的“多功能複合型”趨勢，在日常教課之外，教師還需要承擔起更多的引導作用，迴歸教育的本源。

同時，教育部門的統籌協調作用，在此次政策中進一步放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提到，“教育部門可組織區域內優秀教師到師資力量薄弱的學校開展課後服務。”

這本身就是管轄權歸屬權的一次放大。

基於此，我們有一定的理由推測，在不遠的將來，教師們的編制很有可能直接由“地區”統轄，而不是歸屬於某個特定學校。

通過這一方式，將進一步促進優秀師資的流動性和學區公平。

04 尾聲

三年前，在線教育市場發展最為迅猛的時候，猿輔導的創始人李勇曾説過這樣一句話：

一家公司的發展，是與所處時代的雙人舞。

一語成讖。

關於這支舞，筆者仍有許多想要探討的內容，但基於篇幅考慮，不便再過多展開。

在此，權且將相關的思維導圖放出，也歡迎各位留言討論。

教育是短期容錯率最高的行業；

教育是長期失敗後惡果最大的行業；

教育是權責最模糊的行業；

教育是薪酬最難定的行業；

教師可以像傭人，像苦工，像奴隸；

教師可以像國王，像玩主，像暴君；

教育是混子的温牀；

教育是煉化聖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