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全球化下的控制和反控制,中美之爭的實質_風聞
任泽钢-2021-07-26 10:04
拜登上台前説,他當上總統的話將一改特朗普無視盟友的對華戰略,組織起民主自由國家聯盟對中國施壓。這一點上他沒有食言,上台後的拜登拖着西方對中國展開一輪又一輪的攻擊。
拜登這些動作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搞清楚西方處於何種發展階段以及特質。
西方目前處於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冷戰以後,隨着全球化的推進,跨國投資成為西方資本擴張的關鍵。但不要以為跨國投資主要指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事實上歐美內部的所謂跨大西洋投資才是國際投資的主體。美國對歐盟的投資總額是對亞洲投資總額的三倍。歐盟在美國的投資大約是歐盟在印度和中國的投資總額的八倍。西方的跨國公司通過股權投資和產品分工協作已經高度融合。都説造光刻機的ASML公司是荷蘭公司,可是從股權上看更應該説是美國公司,波音公司飛機的30%零部件由外國公司提供,這些公司主要在歐洲。跨國公司內部半成品和成品的交易佔歐美貿易的三分之一。歐盟和美國經濟加起來約佔世界 GDP 的一半,佔世界貿易量的近三分之一。
當然西方金融資本也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大量的投資。這些投資主要集中在大規模生產製造,例如大眾,通用,蘋果在中國的投資,以及西方資本在非洲,拉美和中東圍繞礦產和石油項目的投資。
西方金融資本向回報率最高的行業進行戰略性的密集交叉的投資使得財富向少數金融集團快速集中。有報道説,歐美國家的150家跨國公司佔據全球財富40%以上,而150家跨國公司背後的真正主人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業屈指可數的一些金融集團。BBC曾有文章評論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金融寡頭國家。根據福布斯報道2020年美國最富有的 400 人的身價達到創紀錄的 3.2 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15%。首富亞馬遜CEO貝佐斯的財富飆升超過 2000 億美元,貝佐斯的資產是典型美國家庭年收入的 300 萬倍。
然而,在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的資產富可敵國的同時,西方政府債務卻普遍急劇攀升,包括了美,日,英,加拿大,歐盟,澳大利亞等幾乎所有發達國家。
為什麼會這樣,首先是因為金融資本全球佈局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規避税務,第二個原因是金融資本的全球佈局使得高工資高税收的製造業不斷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失,西方國家政府的税收能力自然下降。然而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和爭取選票,西方政府不可能縮減社會福利開支,寅吃卯糧成為普遍現象。美國還加上濫發貨幣,靠鉅額債務和外貿赤字來支撐政府運作和國內消費。
金融資本的一支獨大加劇了西方的各種社會矛盾。崇尚競爭,個人主義和追求物質享受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基礎,可以説這種生活方式加上高房價是最有效的避孕藥,幾乎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生率都顯著下降,在東亞的日本和韓國特別嚴重。人口不足和老齡化成為西方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很多西方政府的對策是擴大移民。鑑於西方製造業的空心化,流入的移民和外籍勞工自然流向低工資的服務性行業。這進一步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擴大兩極分化,激化種族和民族矛盾,破壞國家認同等等。
金融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問題一點不比發達國家少,在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下,發展中國家很難接觸到核心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大多數國家只能在低端生產和原材料供應上討生活,並且承受環境惡化的代價。國際金融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權貴結合形成裙帶資本主義是常態,導致發展中國家資金外流,人才外流,兩極分化,戰略資源被外資控制。由於受制於國際金融資本,發展中國家受美元匯率變動的衝擊更嚴重,更易於在金融危機中被西方金融資本割韭菜。
總之,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雖然推動了全球的生產和發展,但是得益最大的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的壟斷性超高利潤造成了世界性的極大不公平,金融資本推動的全球化表面上五光十色轟轟烈烈,實際上各個國家都面臨危機。美國成為一個高度分裂的國家,發生了以往難以令人想象的衝擊國會山事件。今年4月法國的1500名退休軍官致信總統馬克龍,要拯救國家分裂瓦解,引起了法國政壇的很大震動。
按理説各國政府應該合作修理金融資本主義,找到一種全球普惠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合理徵收金融寡頭獲得的超高利潤並分配給各國人民。然而完成這些任務在西方需要一場革命性的改革,而西方各國在當前根本不存在如此改革的可能性。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勢力,不論在朝還是在野,進步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神聖化,都不想從根本上動搖金融資本主義的根基。
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資本的主體存在於西方,金融資本的異常發展雖然帶來各種問題,但另一面,金融資本的擴張也為西方提供了巨大的溢出效應,西方社會的精英是這種溢出效應的主要得益方。對西方精英來説,西方面臨的問題是對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避害趨利,對西方而言這種避害趨利的先決條件是要控制中國。
為什麼這麼説,因為一旦西方金融資本控制了中國,那麼藉助中國的巨大產能,資源和市場,就能為美國和西方經濟的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因此中國在2000年加入WTO對西方意義非凡。美國和西方希望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造中國,既實行國企和土地的全面私有化,徹底開放金融和投資,實行多黨執政的小政府。
如果中國全面走上這條路會變成什麼樣,其實當下一般的中國人大概也能有個判斷。中國的關鍵資產將轉入私人手中,然後通過開放投資而國際化。中國的資產和人才,包括商業人才和學術人才將基本被納入國際金融資本的體系。西方金融資本和壟斷寡頭將通過控制高科技產品研發和供應,制定知識產權和國際貿易規則來控制中國製造業。中國成為國際製造基地,向西方提供大量一般製成品,維持西方的低通脹;同時用出口賺回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
總之,如果西方金融資本主義拿下中國,不僅排除了中國挑戰西方的可能,而且中國向西方轉移的各種資源足以保證21世紀繼續成為美國的世紀。
然而中國曆代領導核心從來沒有想過要把中國全面納入西方的體系。中國努力試圖把現行政治經濟體制和市場競爭結合起來,努力建立獨立自主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經濟體系,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為更好利用手中的美元資產提供出路,開展大規模扶貧尋求共同富裕。
中國所作所為顯然是要限制資本的異常獨大,追求普惠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雖然中國政府一直表示不會挑戰美國,希望和美國在一個多極世界的框架下共同發展,但美國人和西方仍然認為中國動了西方的奶酪,關鍵就是因為中國不願全面納入西方體系,不願被西方金融資本薅羊毛,不願向西方國家輸送資源和利益。
因此拜登要聯合西方盟友對華進行制裁,要打各種牌限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拜登聯合西方壓制中國的邏輯所在,與民主,人權無關。
拜登的政策能否成功?實際上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西方不可能吃下中國,在拿不下中國的情況下,美國就不能依靠中國的資源來緩解自己的內部危機。美國的各種內部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美國很可能會因為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大選引起的內部衝突而突然自亂陣腳。
在與美國的對峙中,中國首要的問題是要防範和治療金融資本主義對中國肌體的侵蝕。根本上中美相爭的決定性戰場都在各自的國內,誰能在維護社會公平的條件下穩步發展誰就會笑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