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真相】澳大利亞“囚犯暴動”！【有視頻】_風聞

土澳終於在繼歐美的“反疫”浪潮後，也“嗨”起來了。

CNN: 一張在樹膠樹間閒逛的袋鼠明信片寄到了我們在倫敦的信箱中，寄給了我 4 歲的女兒。

“親愛的，”它説。 “你好嗎？你喜歡上學嗎？你有朋友嗎？你弟弟現在一歲了。我希望你有一天能來澳大利亞看我。我愛你，經常想起你——來自’澳大利亞的娜娜。’”

“澳大利亞的娜娜”是我筆記本電腦上像素化的臉，手機上的聲音。

她住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一個不存在 Covid-19 的地方，或者至少沒有達到它以可怕的兇猛肆虐英國的程度。

在 2020 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澳大利亞在控制病毒方面的成功令世界羨慕。到那年 3 月，由於意大利醫院因病例而淹死，而英國對限制措施猶豫不決，澳大利亞果斷地關閉了邊境——這一策略最初得到了回報。

作為一個擁有 2500 萬人口的國家，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它已記錄了超過 900 例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死亡。其總病例數約為 32,000——英國每天都在超過這一數字。它的經濟已經反彈。

但是一年多過去了，澳大利亞人仍然被關在鍍金的籠子裏，依靠一系列短暫而嚴厲的封鎖來平息高傳染性delta變種的爆發。

在出現數十起新病例後，超過一半的人口——包括州首府悉尼、墨爾本和阿德萊德的人口——再次生活在封鎖措施之下。

當其他西方國家大力推進疫苗接種並開始重新開放時，澳大利亞卻進展緩慢。超過 11% 的澳大利亞人完全接種了疫苗——這是經合組織 38 個國家中最低的。

“澳大利亞堡壘”現在面臨着令人不安的問題，即這個島嶼保護區願意走多遠來保護自己免受外部威脅——包括為自己的公民架起吊橋。

悉尼大學悉尼政策實驗室主任馬克·斯蒂爾斯 (Marc Stears) 表示，澳大利亞人一直願意“忍受在民主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能的限制”。

Australians have been willing to “put up with restrictions which elsewher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would have been entirely politically impossible,” said Marc Stears, director of the Sydney Policy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斯蒂爾斯補充説，這是因為這些限制傳達了“一種非常深刻的文化意識，即危險潛伏在海外，澳大利亞在這些時刻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與世界隔絕。

現在的挑戰是如何重新加入它。

“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運氣”

作為一個在澳大利亞長大的孩子，我一直認為我的家是“幸運國”—— 一個美麗、和平的國家，擁有酷炫的有袋動物和最優秀的奧運游泳運動員。

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幸運國度”是一個諷刺短語，由作家唐納德·霍恩在 1960 年代所寫：“澳大利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家，主要由分享其運氣的二流人經營。”

It was only later I realized that “Lucky Country” was an ironic phrase, penned by author Donald Horne in the 1960s: “Australia is a lucky country run mainly by second rate people who share its luck.”

儘管如此，幾十年來，“幸運之國”已成為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繁榮國家的愛稱。

斯蒂爾斯説，澳大利亞的好運在大流行開始時保持穩定，當時該國“及時”關閉了邊境。更重要的是，它“非常幸運，沒有太多的社區傳播，”他説。

去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澳大利亞的生活相對沒有發生變化：凱恩斯的一位朋友在場場爆滿時繼續為他當地的籃球隊加油。黃金海岸的一位堂兄談到音樂會上的人羣。

除了墨爾本經歷了世界上最嚴格的封鎖之一，“全國其他地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斯蒂爾斯説。 “有一種真正的感覺：‘哦，天哪，我們在這裏躲過了一顆子彈。’”

關閉邊境是“幸運國家”零新冠病毒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專家表示，該政策也激起了一種恐懼和孤立主義的本能。

悉尼大學社會學和政治理論教授、澳大利亞前種族歧視專員蒂姆·索普霍馬薩內 (Tim Soutphommasane) 説：“國民心理中有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

“在過去，這以白澳移民政策的形式表現得最為有力，”Soutphommasane 説，他指的是歷史上禁止非歐洲移民的種族政策。

“顯然，這已經不存在了，”他説。 “但這種情緒仍然存在於表面之下。對於任何感知到的威脅，我們仍然存在關閉邊境的強烈反應。”

它讓人想起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前總理約翰霍華德領導下的反尋求庇護者言論。他的名言：“我們將決定誰來這個國家以及他們來的環境”自那以後幾乎每次聯邦選舉都成為一個關鍵問題。

澳大利亞報紙《悉尼先驅晨報》和《時代報》駐倫敦記者拉蒂卡·伯克 (Latika Bourke) 表示，由於明年將舉行另一次選舉，現任總理斯科特·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不會很快開門見山。

她説：“這是一個在一個、兩個或三個案例中將數百萬人的城市置於封鎖狀態的國家。”莫里森“不想冒這種病毒在該國發生大規模爆發或普遍傳播的風險，即使每個人都接種了疫苗，可能在大選之前。”

到目前為止，公眾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關閉邊界的決定。根據公共廣播公司 ABC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近 80% 的受訪澳大利亞人同意，在全球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前，該國的國際邊界應該保持關閉。

他們已經看到病毒傳播的速度有多快，即使在擁有先進衞生系統的國家也是如此。衞生官員每天召開新聞發佈會，更新當地的數字，無論規模如何。本地集羣總是與酒店隔離的泄漏有關，返回的旅客必須隔離 14 天。

減少返回旅客的數量被視為減輕系統壓力的一種簡單方法，因為接觸者追蹤者會收集有關暴露地點的信息，並且國家領導人實施地方限制和封鎖。

但最新的一系列封鎖正在考驗澳大利亞人的耐心，週六全國主要城市對新限制措施的抗議吸引了數千人。

該國糟糕的疫苗推出越來越令人沮喪。政府最初計劃在 10 月底之前為所有成年人全面接種疫苗。週四，壓力越來越大的莫里森表示，他對澳大利亞未能實現其目標感到“抱歉”。

在一個沉悶的冬夜，墨爾本的第五次封城令 38 歲的演員吉納維芙·內芙 (Genevieve Neve) 繼續進行，她來自聖地亞哥，十幾歲時隨家人移居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一個流放地，現在感覺就像那樣，”她説。 “**在這個國家，我們感覺自己像囚犯。”

“Australia was a penal colony, and it kind of feels like that now,” she said. “We feel like prisoners in this country.”

內芙、她的紋身丈夫和他們 2 歲的女兒在經濟上受到了嚴重的封鎖；她説他們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獲得的政府援助很少。

在情感上，這種情況也造成了損失：Neve 無法參加她姑姑在美國的葬禮。

在過去的一年裏，她目睹了家鄉局勢的轉變。 “去年這個時候，我覺得在澳大利亞生活比在美國好得多，因為那裏看起來很混亂，”她説。但在拜登政府推出疫苗後，她覺得“美國有更多的希望”。

她説，內芙“渴望接種疫苗”，但“我太年輕了。”

疫苗提供給 40 歲以上的人和其他符合條件的羣體，包括醫療保健和老年護理工作者、殘疾人以及 16 歲以上的土著和託雷斯海峽島民。

根據 Soutphommasane 的説法，澳大利亞現在正在出現代際鴻溝，封鎖和邊境關閉對年輕人的影響不成比例。

他説，許多年輕的生命被“擱置”。年輕人被剝奪了“前幾代人享有的機會和自由，即使不是理所當然”。

政府在採購疫苗方面缺乏緊迫感——莫里森説澳大利亞可以坐在“前排座位”來觀察其他國家的免疫接種工作——這意味着該國迄今為止的供應有限。

它曾計劃用該國生產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劑量為大多數澳大利亞人接種疫苗。但對血栓的擔憂改變了官方的健康建議，這意味着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現在正在等待尚未交付的輝瑞疫苗。

由於供應不足，40 歲以下的人尚未正式獲得輝瑞的第一劑疫苗，因此政府邀請他們購買阿斯利康疫苗的剩餘庫存，但前提是諮詢了他們的醫生。

Soutphommasane 説，關於阿斯利康的混亂信息削弱了公眾對疫苗的信心，許多人滿足於“等待輝瑞”。

他説：“不幸的是，許多澳大利亞人認為只有兩個真正的選擇：要麼在必要的時間內在‘澳大利亞堡壘’中躲避，要麼讓病毒在社區中肆虐。”

但 Soutphommasane 認為還有第三種方式：“儘快接種疫苗，並分階段、可控和安全地重新開放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