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假先知假教師的預言！正在實現 文明走向崩潰 人類只剩20年_風聞

【編者按】1972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羣科學家研究人類文明崩潰的風險。他們得出結論：由於資源過度開發，工業文明將在 21 世紀的某個時候崩潰。 

50年後，新冠降臨。世界上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KPMG)結合新的數據對麻省理工學院這個著名的崩潰預言進行了新的研究，他們驚訝地發現，這個預言變得越來越接近實現：如果全球文明繼續按照現有的軌跡一切照舊，未來十年就將走向經濟增長的最終衰退 —— 最壞的情況是，可能在 2040 年左右引發社會崩潰 。

人類，只剩下10-20年的時間了。

文/飛鳥鳴

2040年，一場人類歷史空前的經濟危機席捲全球，糧食生產大幅減少，人民生活水平急劇倒退，社會秩序隨之崩塌，人類文明進入了動盪不安的新紀元，這不是好萊塢科幻電影裏的末日場景，而是最新數據模擬出的人類未來最可能的發展結果。

時間拉回到54年前，也就是1967年，曾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長期工作的意大利實業家和慈善家奧雷利奧·佩西（Aurelio Peccei）與時任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科學事務總幹事的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在一次偶然的場合相遇並交流了對全球性問題的看法，他們決定召開一次會議，以研究如何着手從世界體系的角度探討人類社會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

1968年 4月，在阿涅爾利基金會的資助下，他們從歐洲10個國家中挑選了大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計劃專家，在羅馬林奇科學院召開了會議，探討什麼是全球性問題和如何開展全球性問題研究。會後組建了一個“持續委員會”，以便與觀點相同的人保持聯繫，並以“羅馬俱樂部”作為委員會及其聯絡網的名稱。

羅馬俱樂部對資本主義“增長極限”和社會大崩塌的預言

幾乎與此同時，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傑伊·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正在對“人類的困境”展開研究：經濟持續增長對人口增長、農業生產、不可再生資源枯竭、工業產出和污染產生的影響。他向羅馬俱樂部提出要約，以利用其動態模型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兩週後，一羣俱樂部成員拜訪了麻省理工學院，並確信該模型可以用於解決俱樂部感興趣的全球性問題。

1972年，一部總結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成果的書《增長的極限》出版，該書對2100年前地球上人口和物質生產增長的原因和後果進行了探究並得出結論：和其他動物不同，人類不僅要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還要不斷滿足自己的貪慾，對經濟增長有着幾乎偏執的追求，如果目前的增長趨勢繼續保持不變，**地球將在未來一百年內達到增長極限，資本主義社會將面臨崩潰。**大名鼎鼎的“增長極限”理論橫空出世了。

為了得出“增長極限”這個結論，傑伊和他的項目團隊構建了13個計算機模擬場景，在所有這些情景中，人均工業產值等主要全球增長指標均在 2015 年至 2050 年間停止增長並開始下降。

首先，人口和經濟的爆炸式增長給自然生態系統帶來了壓力，降低了它們的自我調節能力。其次，消費的增長迫使我們更有效地利用資源。效率是我們想要的產出與生產它所需的投入之間的比率。提高效率意味着每單位產出消耗更少的投入。就其本身而言，更高的效率當然是好的。然而，提高效率不可避免地會降低抗逆力。

抗逆力是指當投入出現中斷時產出不會遭受嚴重的、持久性破壞的能力。

人們都想投入越來越少，產出越來越多，生產變得越有效率越好。然而，巨大的技術進步無法改變人類消耗資源的事實，高效率的生產只能放慢資源被消耗的速度。

所以，傑伊和他的項目團隊得出的另一個結論是：人口增長放慢，減少對資源的消耗和依賴，經濟活動的放緩甚至0增長，這些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有利於減少人類不斷提高效率的壓力，併為提高抗逆力留下更多的空間。

然而，“增長極限”理論一經推出就招來非議，外界批評羅馬俱樂部具有極端馬爾薩斯主義和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是歐洲權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魯精英的聯盟。更多的批評指責該俱樂部發表警告的動機是其左傾政治日程，而非科學事實。陰謀理論家有時把該俱樂部與一些國際陰謀聯繫到一起，比如“新世界秩序”。儘管如此，該理論對各國的政策趨勢仍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人口和環保政策方面。

1978年，中國火箭專家宋健在赫爾辛基出席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大會期間與荷蘭教授奧爾斯德探討控制理論時第一次接觸到《增長的極限》。宋健對該書使用的數學推算模式深感興趣，因為他看到用來推算彈道導彈的數學模式同樣可以用來推算人口增長。

回國後，宋健開始推銷《增長的極限》對人類文明做出的悲觀的預言，並要求必須採取行動來減緩中國出生率的增長。1979年底，宋健終於説服了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由時任中國衞生部長的錢信忠將軍把宋健的觀點付諸實踐，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實施，為此，錢信忠將軍還在1983年獲頒聯合國“世界人口獎”。

最新數據和研究顯示預言即將成為現實

《增長的極限》問世四十九年後，諮詢公司畢馬威(KPMG)的可持續發展和動態系統分析研究員蓋亞·赫林頓(Gaya Herrington)領導的一項新研究再次將目光聚焦到羅馬俱樂部的預言，新的數據似乎證明了其預見性。

為了驗證麻省理工學院的“增長極限”學説，赫林頓的新研究分析了 10 項關鍵變量的數據，即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工業產出、食品生產、服務、不可再生資源、持續污染、人類福利和生態足跡。研究發現未來二十年可能出現兩種情景：“BAU2”（一切照舊）和“CT”（綜合技術）。

BAU2 和CT 情景顯示，從現在起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增長將停止，”赫林頓在她的研究中寫道。“因此，這兩種情景都表明，繼續一切照舊，即追求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即使出現空前的技術進步和應用，在BAU2情景下，工業資本、農業產出和福利水平都將在本世紀內出現崩潰。”當然，崩潰“並不意味着人類將不復存在”，而是“經濟和工業增長將停止，然後下降，這將損害糧食生產和生活水平……就時間而言，BAU2情景顯示將在 2040 年左右出現崩潰。”

而在CT 情景中，經濟衰退也會在未來十年出現，並可能產生一系列負面後果，但這不會導致社會崩潰。在最理想的CT情景中，文明遵循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由於技術創新以及對公共衞生和教育等社會福利的廣泛投資，經濟增長的下降幅度最小。

所以，雖然兩種情景都預言未來10年經濟增長將觸及“天花板”，但比較看來，“一切照舊”的模式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崩潰，而將科學技術與良好治理結合的“綜合技術”模式則能實現經濟增長的軟着陸，人類文明仍能延續發展。

赫林頓警告説：“不幸的是，這兩種情景目前沒有一個更佔上風，這表明未來仍充滿了不確定性”。然而，技術進步和增加對公共服務的投資不僅可以避免崩潰的風險，而且可以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上達到新的穩定平衡，延續人類文明，這應當是我們在未來二十年努力改變的方向。

從疫情中涅槃重生

隨着世界經濟正從疫情中反彈，畢馬威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即試圖簡單地恢復到疫情前的“常態”可行嗎？我們是否會錯過自我革新的絕佳機遇？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梅利莎·利奇（Melissa Leach）在《後疫情時代的大轉型》論文中指出，COVID-19疫情打破了傳統的發展觀，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現在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例如促進經濟增長、市場自由化、全球化、碳排放密集型產業亦或是計劃經濟的模式，COVID-19 危機揭示了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及其所嵌入的更廣泛的資本主義結構的侷限性。

英國塞薩斯大學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海莉·麥格雷戈 (Hayley MacGregor)説：“拜登推出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其目的是通過二戰後使用的凱恩斯式刺激來鼓勵投資並使經濟重回正軌。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復甦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教訓，當時採取的救市措施重組了全球銀行體系，華爾街繼續歌舞昇平。然而，同時也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併為後來的政治危機埋下了伏筆”。顯然，拜登政府不應再側重標準化的基礎設施投資修復現有結構，促進經濟增長，否則美國又會錯過一次重要的轉型機會。

美國必須重新思考經濟中的“價值”和“目的”，需要考慮經濟轉變的方向。“增長”是唯一的目標嗎？還是存在其他對人類福祉更重要的價值，例如公平或可持續性？普渡大學教授蒂蒂·巴塔查裏亞（Tithi Bhattacharya）在接受美國知名勞工記者薩拉·賈菲（Sarah L. Jaffe）採訪時説：“社會再生產的關鍵意味着創造生活而不是創造利潤，凸顯出社會福利與資本之間的矛盾。與其恢復到用狹隘的 GDP 衡量的高碳經濟，不如趁機提出多種替代方案。這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協商社會治理的“限度”，以及如何將保護弱勢羣體的社會底線（包括諸如普遍基本收入之類的機制）與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結合起來。合作、再生和循環，而不是無節制開採和擴張，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這意味着摒棄對發展無節制的貪慾，並採用更加關懷、包容、愉快的發展方式。社會保障、可維持生計的基本收入、子女教育、全民醫療保健，甚至4天工作制等“社會基礎設施”或“軟基礎設施”應當成為西方國家下一步關注的核心議題。

雖然從過去的經驗來看，人類並未學會吃一塹長一智，但我們仍然保持樂觀。COVID-19 疫情的廣度和深度，或許意味着這一次我們會覺悟，正視不斷導致危機、產生不平等的傳統資本主義發展結構。當然，共和黨會抵制，歸根到底需要我們做出政治選擇，需要民主鬥爭和動員。

紐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