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於內卷的年輕人，正陷入“社科熱”陷阱？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7-27 23:34
從自發的各種讀書小組、青年空間，到越來越多的社科類自媒體，再到網絡社交空間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與討論，社科學術的公共化似乎正在成為年輕人的一種潮流。為什麼年輕人開始熱衷社科？社科對他們的魅力究竟是什麼？
2021年的全國高考結束後，一場關於高考、教育與社會的討論在Zoom會議軟件上展開。思宇先講述了她對中法兩國教育與考試製度的觀察，隨後張敏接棒，依託於她在西北一所中學做的學校民族誌，從高考延伸到對整個中學教育的討論。討論區裏不斷彈出新的消息，對於教育這個切身的話題，幾乎每位聽眾都有旺盛的表達欲。
思宇是里爾大學和巴黎高師的聯合指導博士學校的研究生，張敏是中央民族大學的青年教師，身處地球的不同角落，她們在線上圍繞同一主題展開了對話。為這場對話牽線搭橋的是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文丸。他一邊在撰寫博士論文，一邊打理着一個以人類學為特色的自媒體公號，積極產出面向公共的文章與活動。
像文丸這樣從事社科學術公共化的年輕人不是個例，從社科自媒體的增長速度來看就可見一斑：除了人類學方向的結繩志，還有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學會社、Sociological理論大缸，政治學方向的Political理論志、政文觀止Poliview等，上述自媒體多由個人或團體的青年志願者獨立運營。無論是數量，還是受關注程度，社科類自媒體都在逐年增長。社科學術的公共化，似乎正在成為年輕人中的一種潮流。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熱衷於社科？對他們而言，社科的魅力究竟是什麼？
2019年12月，《南方週末》一篇名為《“不寒而慄”的愛情：北大自殺女生的聊天記錄》的報道在朋友圈刷了屏，北大女生包麗與男友牟林翰之間畸形的親密關係，令許多讀者“不寒而慄”。
讀到這篇報道時，翰墨的感受是“特別氣憤”。在國內某高校社會學系讀博的她，恰好看到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佩奇·L. 斯威特（Paige L. Sweet）2019年發表於《美國社會學評論》的一篇論文《“煤氣燈”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煤氣燈”理論指出了親密關係中一方利用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另一方所面對的結構和制度不平等來操縱對方的現象，與北大女生包麗的故事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呼應。翰墨頓時覺得，“第一次有種如此強烈的想要跟人分享的衝動”——
“這篇文章對於現實問題有太好的回應了，它告訴大家：首先，牟林翰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絕對的惡；其次，這種惡是普遍性的，大家需要注意到它；另外，這種惡本身是一種性別的不平等，背後包含着非常複雜不平等的機制。我想要告訴大家這些事情。”
翰墨抱着一種“我一定要讓大家看到這篇文章”的念頭，把關於“煤氣燈”的那篇論文摘譯了出來。推出之後，洶湧的閲讀量與轉發量，似乎意味着“煤氣燈”理論與讀者之間的強烈共鳴；這種共鳴感與聯結感，對於翰墨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在她看來，在通訊越來越便捷、幾乎所有事務都可以在線上搞定的當下，人們反而失去了線下見面的必要性：“羣裏@一下就好，大家完全沒有了線下見面的必要，人和人之間變得特別個體化，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個體變得特別孤單和孤獨，很多情緒沒有辦法得到緩解，很多困惑也沒有辦法得到解答。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你發現在網絡上能跟一羣人有相同的觀點、相同的認識，甚至圍繞一些議題進行討論，真的是一件特別好的事。”
共鳴，不僅發生在社科學術新媒體與讀者之間，也發生在這些運營學術新媒體的社科青年內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互相激發、互相鼓舞，推動着彼此把“我想做點什麼”變成“我們應當做點什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社科青年本身就結成了一個個小共同體，在輿論日趨分化、共識日趨稀缺的當下給予彼此以支持。
**此後，他與朋友們不斷調整，把學術的話語打碎再重組，嘗試更加貼近大眾。**除了學術思考之外，更多更鮮活的體驗也在被不斷引入，例如身在武漢的朋友會來講述作為親歷者的真實體會，從事民間救援的組織者也來分享自己的經驗。兩三個小時的討論結束後，社羣中仍有諸如物資協調之類的信息不斷傳播。這些都讓文丸對於人的“自發性”有了更多的信心。
**學院知識與社會脱節、學術話語與大眾割裂，是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正在面對的一個巨大的危機。而走出學院，把學院知識與大眾所關心的現實議題相聯結，是這些社科青年們共同的嘗試。**不僅是為了學術，也是為了在後疫情時代增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和共鳴。
老象本碩博都就讀於社會學專業，是“社會學會社”公眾號的創始人之一。起初，他和朋友們對於這個公眾號的定位是傳播社會學理論經典，設想的主要受眾也是學術共同體。但漸漸地，他們開始嘗試以學術研究回應時下熱點，例如：當對“陽剛之氣”的討論正火熱時，他們梳理了關於“男性氣概”的一系列學術研究，試圖在熱點面前提供一些“冷思考”。在老象看來，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為社會學這個學科從誕生以來，一直就在面對非常現實的社會狀況；可以説，關切現實議題是這個學科的根本屬性：“如果這樣的學科跟社會現實發生斷裂，對於學科本身來説是一個極大的反諷與悖謬。”
▍寬慰與自由：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為個體帶來什麼
在豆瓣2020年外國文學（非小説）榜單上，排名第一的是一本具有自傳性質的社會學作品——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裏蓬所著的《迴歸故里》。在豆瓣上，它獲得了超過一萬人評價，評分高達8.8。作者以自己的出身背景和成長經歷為線索，講述了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求學與求生的故事，並將對階層、原生家庭與身份認同的反思融入其中。
迪迪埃·埃裏蓬將微觀的個體敍事與宏觀的社會結構相融合的寫作手法，承襲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謂的“反思社會學”，通過深刻且坦誠的自省，展現社會結構是如何滲透進個體的生命中。反思社會學，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研究視角，也是一種認識自己、理解自己的有效方式。在評論中，許多讀者對作者的故事表達了強烈的共鳴，有人還從作者的成長曆程中讀出了與中國的“小鎮做題家”、“985廢物”的共通之處。
用翰墨的話來説，這是社科視角帶給人的“寬慰感”，它讓人意識到“原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原來這是大家都普遍面臨的困境”，比如當公司要求一個人996式拼命工作時，社科的視角會讓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我做不到不是我無能，是這個制度本身就不合理”；個人面臨的困擾，因此覓得了社會性的根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於身處緊張狀態的個體來説，社會學具有着治癒的作用。
老象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社科看問題的角度和思維方式，尤其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一種路徑，“是一種很大的革命性，讓人擺脱了以前的很多偏見”。當一個人不再把個體的遭遇完全歸咎於自身原因，“蕩婦羞辱”、“你弱你有理嗎”之類的話語便可被破除，對於不同人羣的境遇也會有更多的寬容。
五十年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日後成為經典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中闡明，洞察個人煩惱背後的社會原因是社會科學的根本使命。“社會學家有責任向一般讀者闡明，他們的私人困擾並不只是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與全社會結構性問題密不可分；社會結構若不發生根本性轉變，他們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在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時，最富收益的區分或許就是‘源於周遭情景的個人困擾’（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與“關乎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這種區分是社會學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會學科中所有經典研究的共同特徵。”
談到社科對於個體的意義時，老象還分享了他個人的一個感悟，即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具有着一種“冷峻”與“憂鬱”的色彩，它將現代性與現代社會作為重要的思考對象；但對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看法，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深入其中的複雜性。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韋伯。一方面，他認為理性化帶來進步，在精神層面的祛魅讓人類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在現實層面也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理性化的危機也隨之浮現，理性的“鐵籠”是貫穿韋伯整個思想體系的憂慮。這是研習社會學所帶給老象最深的感觸與感動。
“冷峻在於，社會科學沒有非常盲目樂觀地認為現代社會取得了絕對的進步和勝利，同時又不是一味的否定。很多問題需要去克服，而克服起來是相當困難的，有一些問題甚至在今天看來無解，但人們必須得面對這樣一些特別富有張力的、特別要命的問題。”社會科學所具有的這種“中間”態度，是讓老象覺得是極為難得的一點：“一旦把握到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就會發現那些簡單的立場都只是一種抽象意見。如今在公共領域裏，很大的一個問題也在於，有一些意見太簡單太抽象了，人們經常在網絡上以立場來論敵我，對所有的社會問題有一些簡單抽象的判斷和意見，這個恐怕是非常有害的。”
除了寬慰感和冷峻感，社會科學還可以帶給人一種“自信”和“自由”。
本科讀新聞，碩士轉到社會學的宋抒，如今在一家媒體做社會新聞記者。於她而言，社會科學給了她“抗爭的力量”，抗爭並不必然意味着激烈或激進，哪怕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進行無數微小的抗爭。她舉了一個例子：曾經她把一頭長髮剪到極短，面對父母的勃然大怒，是社科理論讓她理解女性所受的社會期望，從而給了她堅持自己選擇的底氣。“以前對於自己的困惑和迷茫，哪怕自己內心裏有一些小火苗，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沒辦法理性地去進行梳理，也很難突破自我。**而社科的理論框架，可以説給了我一種‘理論自信’吧，它保護住了我內心追求自由的小火苗，讓自己開始有力量，開始明白什麼是反抗。**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剪個短髮，也讓我很開心。”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中所指出的那樣：“社會學給予我們的真正自由在於給予我們一點機會，讓我們去知曉我們參與其間的遊戲，讓我們在置身某個場域的時候儘可能少受這個場域的各種力量的操縱，同樣也少受從我們的內部發揮作用的、體現在我們身體層面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擺佈。從而就為自己開闢了一種可能性，以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並因此踏上了塑造小範圍的、謙和而又切實可行的道德的征途。”
▍學科的轉向：“近二十年是社會科學發展的黃金時代”
年輕人對社科的熱衷，或許與中國社會所處的階段也有關係。長期以來，經濟學作為一門“顯學”佔據着主流話語，也影響着政策進程，社會學、人類學及其他相關學科則顯得默默無聞。然而，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對後者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迫切而直接的需求。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曾在一場新書對談活動中提到：過去的四十年時間裏，中國社會經歷着劇烈的社會轉型。當社會更需要經濟發展時，往往是經濟學家站出來；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伴隨出現很多社會問題，如城鄉不平等、收入差距擴大等，這些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學家去解讀與解決。由此，嚴飛認為，近二十年時間是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發展的黃金時代。而在二十年以後，人們會發現社會問題的最終指向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那時便輪到政治學發揮作用。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人類學終身教授金光億也提及類似的觀點。八十年代以前的韓國，經濟是人們關注的核心；但隨着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到了八十年代，社會學突然開始被重視。當時，韓國很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都依賴於社會學。當韓國社會發展漸趨穩定平緩，即進入新世紀以來，人們對於解決社會問題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樣迫切，社會學的重要性便有所下降，人類學的重要性開始上升；韓國高分學生選擇專業時，也越來越青睞人類學。**金光億觀察到，自己剛進大學的時候，大學常設的通識課是哲學概論，如今許多高校的哲學概論已經被換成了人類學概論。**在金光億看來，這是因為人們在社會變化中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更希望藉助人類學的視角去理解社會中紛繁多元的文化。
**如果從文科內部進行觀察，則會發現社會科學的相對上升，伴隨着人文學科的相對衰落。**在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科的危機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據《大西洋月刊》調查顯示，相較於六七十年代人文學科發展的高峯時期，美國高校人文學科的學生佔總體學生的數量比例在逐年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人文學科受到明顯衝擊，一些大學的人文學科縮招或停招，多所文理學院關閉。美國歷史學會的另一數據則顯示，2014年到2017年，歷史課程的招生人數下降了7.7%。
中國亦有類似趨勢。一門學科是否受歡迎，始終受到追求實用的價值取向的影響。老象對中國社會思想史有着濃厚的研究興趣。回顧中國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歷史時，他提到，最早引進社會科學一批學者，如康有為、章太炎、嚴復、梁啓超等，很多都具有經世致用的學術追求，這與中國人講求“學以致用”的傳統性格有很大關係。他推論，對實用的追求，也影響着當下的學科發展：“儘管我們現在講的實用跟那時人們講的實用可能已經非常不同了，現在講的實用有着更多現實的焦慮和緊張感，我們也面臨着很多非常具體和複雜的問題，這種壓力可能是讓社會科學仍然處在重要位置上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同為文科的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則顯得更加“無用”，在年輕人對現實的強烈焦慮下，有着更強的實用性色彩的社會科學取得微弱優勢。
▍“社科熱”陷阱：破圈的假象與另一種形式的雞湯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熱衷於社科？對他們而言，社科的魅力究竟是什麼？在與一些年輕人們討論是否真的存在“社科熱”這一趨勢時，一些認知上的陷阱也漸漸浮現。
**第一個認知上的陷阱是，社會科學本身可能並非變得熱門，只是關於社會科學的討論在媒介的發展下變得越來越可見而已。**換句話説，在一定程度上，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幫助社科逐漸“破圈”
一方面，互聯網不斷普及，網民羣體的持續擴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較2020年3月增長8540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0.4%：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羣體，佔比分別為40.3%、20.6%；小學及以下學歷的網民羣體佔比，由2020年3月的17.2%提升至19.3%。另一方面，通訊軟件、社交平台的出現，也在客觀上為公共討論提供了空間。過去的人們並非沒有對公共領域的需求，只是技術上很難實現，僅能形成地方性的、區域化的小社羣。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接入互聯網方式的便利化，在客觀上極大地擴展了公共領域的範圍並增強了其可達性。儘管表達受到種種限制，但不得不承認，微博、公眾號、豆瓣等平台的出現，對公共領域的培育具有極大的意義，繼而使得社科的可見性也比以前有所改觀。
**第二個認知上的陷阱是，看似關於社科的討論越來越普遍，其實很大一部分談論的只是社會議題而非社科本身。**網民羣體數量不斷擴大的背後，是網民平均學歷下降，互聯網的使用越來越去精英化。在翰墨看來，對於大多數人來説，他們沒有受過文學、歷史的訓練，“而社會議題，或者説社會科學所研究的這些議題，是普羅大眾每天都在關心、在討論的，只不過現在越來越被看到而已。”“討論文學和歷史是有一定門檻的，起碼需要一定閲讀積累才能討論一些相關的議題。而社會，一方面它是跟人們切身相關的，我們每天都在經歷；另一方面，我們不需要有相關訓練就能夠討論一個社會議題。”她認為，這是令我們感到談論社科的人越來越多的一個原因。
第三個認知上的陷阱是，年輕人們熱衷的是社會科學中的哪一部分議題？細究起來便會發現，破圈議題多是中產階層關注的議題，更加底層的聲音仍然沒有被聽到。
翰墨也指出這一點：“出圈的這些研究或演講，跟像我們這樣的學生羣體有非常多的聯繫和共鳴。”例如人類學家項飆關於“懸浮” 的論述和對“內卷”的分析、北大社會學博士陳龍對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共鳴，是因為這些概念或調研指出了當今社會整個工作機制的壓抑性，尤其跟年輕的學生羣體與城市中產階層有非常強的聯繫感，直接戳中了他們的痛點，才會引起朋友圈大面積刷屏，繼而給人一種“社科出圈”的錯覺。但翰墨也指出，“出圈”背後被遮蔽的聲音，或許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現在最火的議題是性別，還有中產們的996工作制度，但這個社會上還有非常多的社會問題，也許跟所謂的中產或者學生羣體沒有那麼強的聯繫感，比如説工人、農民的問題，關於這些議題的作品，目前來看是很難出圈的。”
受益於社會科學的這些年輕人，從未停止過對自我的反思和追問——社會科學的確能夠給人以思考的力量，促使人關懷外部世界，但這種關懷可能僅僅存在於和自己有關的層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社科也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雞湯。傳統的雞湯關注個體的能動性，相信努力就能成功，付出就有收穫；社會科學則指出，個體在很多時候是受制於結構的，是身不由己的，人們由此為自己的困擾找到了社會層面的原因，繼而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但，“然後呢？”
當我們問出這一問題時，便會發現許多年輕人往往止步於此。社科對其的影響，並不能導向真正的反思，更不用説導向行動或改變了。宋抒也十分警惕這種“停留在個體層面的關懷”：“反思自我的話我也會發現，有時候自己僅僅在社科層面做批判。社科甚至可能成為我一個逃避的港灣——你看，我批判了，我不是一個沒有觀點的人，我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但批判是很容易的，在批判之後，我又做了什麼呢？”
這恐怕是一個沒有盡頭的追問。但至少，反思便意味着改變的可能。
（受訪者翰墨、老象、文丸、宋抒為化名。）
**本文原載“燕京書評”，原題為《“社科熱”的陷阱：年輕人熱衷社科，是破圈的假象還是另類的雞湯？》。**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