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賤任重的古代“法醫”——仵作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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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部名為《御賜小仵作》的電視劇熱播，引起了人們對“仵作”這種類似古代“法醫”職業的好奇心，今天來談談仵作這一職業的前世今生和發展演變。

　　一、什麼是“仵作”‍

　　《辭海》《辭源》等辭書解釋“仵作”説：“舊時官署中檢驗死傷的吏役。”據考證，“仵作”一詞，原作“仵作行人”，本意是指經營殯葬行業者，最早見於五代時期王仁裕所著《玉堂閒話》及和凝等著《疑獄集》。在宋代，某一行當稱為“某某行（音háng）人”（仵作一行被稱為“仵作行人”），又稱“團頭”。如《水滸傳》第二十六回裏，潘金蓮毒死武大郎後，王婆説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斂”。此處“團頭”即仵作別稱。

　　“仵作”為什麼取了這麼一個略顯奇怪的名字，有何深意？東漢劉熙所著《釋名》中解釋説：“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忤逆也”。“仵”字表示陰陽相剋、忤逆之意。古人認為活人屬陽，身上充滿陽氣，人死之後，陽氣消散，充斥陰氣，即俗話所説的“陰森森”的。元代徐元瑞在其所著《吏學指南》“獄訟”篇中解釋“仵作”説：“仵作，中人也。仵者，偶也；作者，任事也。仵字從人從午，故萬物至午則中正也。又午位屬火，火明破諸幽暗，所以仵作名中人也”。這幾句話不太好理解，大概意思是説，仵作是介於死人和活人中間的“中人”，即“中間人”，因為他既和死人又和活人打交道。之所以用“仵”命名，是藉助“午”時陽氣最盛，以防止死者陰氣過重對生者造成傷害，這和古代行刑殺人選定在“午時三刻”陽氣最重時是一個道理，都是一種“禁忌”和化解。

　　二、“仵作”源流‍

　　“仵作”一詞雖然出現的相對較晚，但這種職業的歷史卻很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據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考證，古代有關法醫學檢驗最早的記載出自《禮記》，《禮記•月令•孟秋之月》記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這裏“理”指“理官”，在古代是負責審理刑事案件的官員，後世“大理寺”“大理寺卿”即源於此。理官的職責是“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根據東漢蔡邕的解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創、折、絕”分別指“皮外傷、肌肉傷、骨傷和骨骼肌肉傷”四種不同的受傷狀況，“理官”進行的“瞻傷、察創、視折、審斷”行為即“後世檢驗之法”。可見，我國古代的法醫學檢驗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了。

　　大理寺

　　1975年在湖北省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許多涉及秦代律法的內容，其中《法律答問》與《封診式》兩則與司法檢驗密切相關。《法律答問》中記載，對於鬥毆的懲處，要根據檢驗鑑定的具體結果來進行不同程度的懲處。《封診式》與司法鑑定的聯繫更密切，“診”即診斷、勘驗，“式”即格式，“封診式”即有關診斷勘驗程式的法律規定。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記載的檢驗涉及對活體、屍體、首級的勘驗以及犯罪現場的調查，內容十分廣泛。進行檢驗的人員被稱為“令史”，令史有“隸臣”即男性奴隸作為助手，負責搬運屍體、進行測量等，另有“隸妾”即女性奴隸專為女性進行檢驗。

　　唐代司法檢驗制度已經比較完善，《唐律》中對司法檢驗的程序、對象以及責任處罰作出了明確規定。

　　到了宋代，對司法檢驗機構、人員作出了更詳細的規定。北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設置提點刑獄司，負責本路州縣的刑獄。提點刑獄官員主責是審理案件，查明實情，在斷案過程中趕赴現場親自檢驗。《洗冤集錄》的作者宋慈曾經在江西、兩廣等地擔任過提點刑獄，在大量司法檢驗積累的基礎上，寫出了《洗冤集錄》這部舉世聞名、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法醫學著作。除了《洗冤集錄》之外，宋代還出現了司法檢驗的格式化文件《驗屍格目》，對清代使用的《屍圖》《屍格》等司法檢驗格式化文書起到了先導作用。

　　《洗冤集錄序》，圖源：孔夫子舊書網

　　宋代法律要求主管刑獄的官員必須親自進行檢驗，以免仵作從中做手腳。自元代開始，司法檢驗的主體變為“仵作”，官員雖然也必須到場，但並不親自動手進行屍檢，只是起監督作用。這種變化一直延續到清代。

　　清代之前，中央與地方雖然事實上有仵作存在，但一直沒有明確規定。清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就仵作設置做出明確規定，“大縣額設仵作三名，中縣額設兩名，小縣額設一名。仍於額設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隨學習，預備頂補”。即使是在户口稀少的小縣，至少也有仵作一人、候補一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又下詔，在中央刑部專設仵作二名，結束了此前刑部遇到案件向京師五城兵馬司借調仵作的局面。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又下詔明確，各地仵作出現缺額要及時補充，不得侵吞仵作的工食、銀兩，違者要對地方官進行懲處。到了清代，自先秦時期就已萌芽的司法檢驗制度和專門人員已經完善、定型。

　　三、清代仵作的來源及日常工作

　　清代仵作都是面向社會招募，在京師由五城兵馬司、在地方由州縣進行招募，一般是在原設仵作出現缺額、亡故或被辭退等情況下遇缺即補。招募之後，官府要進行一段時期的培訓。每名仵作發給《洗冤錄》（即《洗冤集錄》）一部，選派對該書明白曉暢的師傅進行詳細講解。官府每年要對仵作的學習情況進行考核。考核形式是讓每個仵作講解《洗冤錄》中的一節，講解明白的給予獎勵，講解悖謬的進行批評，勒令限期學習整改或予以辭退。

　　《洗冤集錄》中的“檢骨圖”

　　仵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隨長官趕赴命案現場進行檢驗。清代對人命案件非常重視，以州縣為例，地方上如果發生“鬥殺、故殺、謀殺”等案件，知州、知縣等正印官必須立刻帶人趕赴現場。如果正印官因故外出，則由知事、吏目、典史等官，帶領老資格的仵作趕赴現場查驗，寫明查驗情況，等正印官回來之後填寫上報。如果正印官暫時不能回來，就請臨近的州縣正印官前來查驗填報。

　　雖然是地方官員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查驗，但他們只是起監督作用，自己一般不會動手查驗。設想一下，當時沒有隔離衣、沒有橡膠手套，沒有口罩，也沒有其他的防護、隔離措施，而面對的是可能已經變質、腐爛、發臭的屍體，官員老爺們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湊到跟前仔細查看的。

　　仵作檢驗屍體有一套完整、規範的操作流程，按照《屍圖》《屍格》等規定的項目逐一進行檢驗，檢驗完畢後，要進行“喝報”，所謂“喝報”即大聲報出檢驗情況，如死者身長、五官七竅是否流血、身上是否有傷，傷口的長短、深淺、顏色，所受傷害是刀傷、燒傷、摔傷、溺亡等何種性質。除了要完整報出屍體情況外，還要做出對死亡原因的判斷，以便官員斷案。按照清代法律規定，仵作進行檢驗後，官員還要進行復檢，為的是防止仵作檢驗不細緻或弄虛作假，但這項規定執行的如何，就因人而異了。

　　檢驗完成後，仵作要填寫“甘結”，即擔保所寫內容屬實甘願承擔相應後果的檢驗文書，將剛才喝報的內容以文字形式記載下來，防止漏報、錯報，以消除當事人及親屬的爭議，也為後來斷案保存基本資料。事後，官員要根據仵作所寫甘結及其他材料彙總寫成司法文書逐級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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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代仵作的尷尬地位

　　清代仵作的境況可以用“位卑任重”四字來概括。“位卑”即地位卑賤，清代律令明確規定，“凡衙署應役之皂隸、馬快、步快、小馬、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為賤役”，一個“賤”字決定了仵作地位的低下和卑賤。《大清律例》明確規定，仵作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違者要處以杖刑一百。不但仵作本人不行，其子孫後代也不能參加科考，哪怕是過繼給良民為嗣也不行。這樣一來，許多仵作只能世代相傳、以此為業。據考證，北京一地，自清代直到解放前，仵作這一行當基本不出宋氏、傅氏和俞氏三姓，資格最早的宋氏從明代開始就以此為業了。

　　仵作不但地位卑賤，官府發放的工食銀（即俸祿）也不高。京城中刑部仵作算是工資最高的，每月二兩工食銀、二兩飯食銀，一年有48兩的收入，地方郡縣的仵作一年只有6-12兩左右。由於收入水平不高，許多仵作經常會利用工作機會向當事人、嫌疑人及其家屬索要所謂“開手錢”“洗手錢”“燒香錢”，有的甚至收受賄賂後謊報、瞞報驗傷結果，這種“灰色收入”是仵作重要的經濟來源。

　　一方面仵作的地位卑賤，另一方面作用卻很重要。無論什麼樣的人命官司，仵作的檢驗是最基本的程序，其檢驗結果是案件定罪最重要的證據之一。由於責任重大，清代律法對仵作檢驗疏漏、不實做出明確的處罰規定。按照《大清律例》記載，仵作如果“檢驗屍傷不實”要杖責八十，如果因檢驗有誤造成他人無辜入獄，以故意陷害他人罪論處。仵作收受賄賂，輕者要予以開除，數額巨大要處以絞刑。不但如此，如果仵作工作出現疏漏造成冤假錯案，其所在州、縣長官也要追究連帶責任，以此督促州、縣長官對仵作工作進行嚴格監督。一方面地位卑賤，另一方面責任重大，夾在中間的仵作不是那麼好乾的。

　　五、清代與仵作相關的兩件“驚天大案”‍

　　仵作由於其特殊的工作性質，有時候身不由己就捲入了朝堂上下的權力角逐和官場派系爭鬥中，很多重大案件中都能見到仵作的身影，甚至直接影響到案件後續的發展演變。這裏舉兩個清代的例子。

　　一是乾隆年間的海昇殺妻案。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十二歲的海昇擔任吏部員外郎兼軍機章京，雖然官階不高，但系天子近臣，地位很重要，是朝堂上的明日之星。海昇與其妻烏雅氏不和睦，經常爭吵。一日，兩人因為瑣事再起爭執，海昇一怒之下一腳踢在烏雅氏胸口，造成其當場死亡。海昇誤殺其妻後為逃避罪責，對外謊稱其妻是自縊身亡。但烏雅氏的弟弟貴寧素知兩人關係不和，懷疑是海昇故意殺人。按照清代律法，京師內的命案由步兵統領衙門首接之後再上報刑部，由刑部官員帶領仵作進行檢驗。貴寧先到京城步兵統領衙門狀告海昇。當時主管步兵統領衙門的是和珅，和珅知道海昇是其政敵軍機大臣阿桂的親屬，決心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一下阿桂。但阿桂也不是好惹的，其父阿克敦曾任刑部尚書十餘年，樹大根深，在刑部的人脈無人可及。有了這層關係，刑部官員授意負責檢驗的仵作李玉按自縊身亡上報，海昇的管家也給李玉以賄賂，於是刑部得出了“自縊”的結論並以此迅速結案。

　　清代地方衙門審案情景

　　在刑部作出自殺結論後，和珅並沒有善罷甘休，他多次向乾隆皇帝上奏，説刑部有意包庇海昇。乾隆帝命刑部與都察院會同審理複查。刑部派出杜玉林、景祿兩位侍郎和王士棻、慶興兩位司官，都察院派出左都御史紀昀（紀曉嵐），還有兩位御史。仵作由刑部派出的李玉更換為五城兵馬司仵作王國泰。按説這麼多的人員、這麼大的陣仗，應該能夠查出實情，推翻原來的結論，但經過一番折騰之後，複查結果仍是“自縊”，耐人尋味。

　　原來一切都是官場中的派系作怪。刑部派出的四人都是阿桂一黨或與和珅有嫌隙，左都御史紀曉嵐是阿桂之父阿克敦的學生。上層有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讓王國泰這個小小的仵作如何據實檢驗。兩次檢驗的結果都有利於海昇，烏雅氏家族拒不接受，通過和珅再次向乾隆帝上奏，要求再次進行復檢。本來清代律法規定，屍檢最多複檢一次，但由於關係重大，牽扯到朝中重臣，乾隆特諭進行第三次複檢。這次選派與雙方沒有瓜葛的户部侍郎曹文埴和工部侍郎伊齡阿主持，仵作是京城所轄大興縣仵作王全。沒有了人事和利益糾葛，自然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事後，參與包庇海昇的官員都受到懲處，阿桂罰俸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紀曉嵐“下吏議”，兩位刑部侍郎和刑部郎中王士棻發配新疆，參與檢驗的兩名仵作李玉、王國泰流放伊犁為奴。經此事件，朝中權傾一時的阿桂一黨深受打擊。

　　另一案件發生在清末的浙江餘杭縣，一個豆腐坊夥計的意外死亡，一個小小仵作引發了一波官場大地震，這就是有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該案件被稱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幾乎家喻户曉。案件過程我們不多説了。但是案件中的仵作沈祥錯誤的驗屍結論（認為“小白菜”的丈夫葛品連是中毒死亡的，實際上是因病而亡），是導致冤案產生的重要原因。

　　戲劇舞台上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形象

　　在這一案件中，浙江省、府、縣三級大大小小百餘名官員獲罪，其中浙江巡撫楊昌浚，浙江學政胡瑞瀾、杭州知府陳魯等人革職，餘杭縣知縣劉錫彤革職發配黑龍江。而關鍵人物仵作沈祥因查驗不準被杖責七十，處二年徒刑。這一歷時三年多，跨越同治、光緒兩朝的驚天大案才算是正式結案。

　　清末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進行司法改革，將“仵作”改為“檢驗吏”，並設置專門學堂進行培訓，延續幾百年的“賤役”開始向現代意義上的法醫轉變。

　　今天，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法醫的鑑定技術和手段與古代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再也不用“滴血認親”“銀針試毒”等傳統、落後手段了。從古代仵作到現代法醫，不僅是名稱的變更、手段的更新，更是法制觀念的昇華，法治思維的體現。

　　主要參考資料：

　　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羣眾出版社1984年6月版；

　　楊奉坤，《“仵作”小考》，《法學》1984年第7期；

　　徐忠明，《“仵作”源流考證》，《政法學刊》1996年第2期；

　　茆巍，《緊要與卑賤：清代衙門仵作考》，《證據科學》2014年第22卷第2期；

　　王鑫，《“似醫非醫”：清代仵作社會身份與地位淺析》，天津師範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