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門還是死門？_風聞

東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了馬上就要到了，這場從新冠疫情中走來的奧運會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人類與病毒搏鬥的場面，主角正是我們的鄰居日本。

當全球的目光都投向日本時，可以説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焦頭爛額又猶豫不決的政府，常常朝令夕改，上午頒佈的政令晚上可能就撤回，今天説不可以的事情明天又原則上同意。我們可以理解舉辦規模如此巨大，標準要求如此之高，協調對象如此之多，又疊加疫情、核污染和高倍數的媒體曝光，日本政府有多難，但困難一來就如此拉跨，也是讓人大失所望。

如今的態勢基本就是被疫情壓着打，開幕式倒計時每臨近一天，感染人數就增多一些，日本政府就猶豫一次，最終日本政府與東京都、東京奧組委、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反覆磋商，在7月8日第四次對東京都發布緊急事態宣言（適用期為7月12日至8月22日），正式敲定東京奧運會在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一都三縣”的賽事以無觀眾的空場形式舉辦。

首先，日本是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組織能力不至於這麼差勁；其次，辦奧運會這麼大的事是2013年9月申奧成功就定下來的，不是臨時安排給日本的，有接近9年的時間準備，疫情雖然是個突發事件，但也給了日本一年的時間推演和決策；最後，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處處都有老大給開綠燈，在國際上可謂一帆風順，還搞成這樣，簡直難以想象要是沒有美國加持該怎麼辦。

（一）為什麼要舉辦奧運會

國際政治領域曾拋出過一個問題，和平時期如何比較各個國家之間的綜合實力？得到認可較多的答案是舉辦大型體育賽事。

能夠成功舉辦世界級的體育賽事，意味着這個國家擁有充足的經濟實力、強大的組織協調能力和軍事保障能力、悠久的文化魅力，較廣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還是社會治安良好、自然環境優美、人民熱情友善、體育精神蓬勃的明證。

這就相當於評估一個國家的全面大考，成績優異者就是拿到了含金量十足的權威認證，屬於辛苦一次，受益終生，小虧即大賺的買賣，尤其得到國力處於上升期或需要刷新世界對自己認知的國家青睞。

日本正是後者，它太需要一場盛大的儀式來提振國家形象和國民士氣了，就像1964年東京奧運會那樣。那是奧運會第一次在東亞國家舉辦，被譽為“重生般的開始”，當時世界最高的建築東京電視塔、世界第一條高鐵東海道新幹線、環首都高速公路、煥然一新的城市面貌通過人造衞星首次在全世界進行實況轉播，直接奠定了全世界人對日本先進、發達、整潔、有序的印象，至今顛撲不破。

日本人也正是通過那年的奧運會首次大規模接觸了東亞地區以外的全世界訪客，促進了日本的國際化，無異於一次意識形態的重塑。在2011年舉行的一次關於“昭和時代象徵”的民調中，排名最高的竟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對於日本人來説，那真是個夢幻般的年代。

除了喚醒輝煌的歷史記憶，日本政府的小心思便是借奧運推廣氫能源技術。2016年裏約奧運會的閉幕式上，日本作為下一屆承辦國，在會上進行了時長8分鐘的表演，通過科技元素結合動漫，將“東京8分鐘”展現給了 全世界，其中對高科技的應用令人耳目一新，氫能源便是其中重點展示之一。

日本從70年的中東石油禁運事件後，便大力決心發展新能源，選來選去，日本選定了氫能源，過去數十年，日本在氫能源上投入巨大，但回報達不到預期，於是便希望通過奧運這個絕佳的平台向世界推廣氫能源。

此次東京奧運，火炬的燃料是氫能源，公交車是氫能源，連奧運村的發電都是用氫能源，日本政府還覺得不夠，打造了一個晴海人工島，島上一切需要能源的東西都用氫能，儼然一個氫能源小鎮。試圖通過這些舉措去促進氫能源行業的發展，新增大量工作崗位。

如今的日本，整潔、有序還稱得上，繁華卻不再了。即便沒有新冠疫情的衝擊，日本經濟的增長率也連續二十多年都停留在0.5%到1%左右。其實看GDP，總量和人均的意義都沒有增長率的意義大，因為增長率代表着新興的產業和新增加的就業人口。

總量大小是方便外界從宏觀層面去判斷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處於哪個段位，人均高低反映的是這個經濟體是依靠什麼產業驅動來使它處於這個段位的。總量大、人均高對於普通國民來説自豪一下是可以的，但並不意味着就一定惠及到每個人，相反，如果增長率低，意味着今年和去年沒什麼不同，去年能賺到錢的人今年還能賺到，去年賺不到的今年還賺不到，去年賺多少，今年還賺多少，因為行業格局、人才分佈早已經定型了，沒有流動了。

這也是為什麼日韓這樣的經濟體，雖然面子上數據好看，是發達國家，但學習內卷、職場高壓、生育低迷、養老焦慮的原因，就是沒有新興產業，以前牛逼的還是牛逼，起點不行的八輩子也追不上。輝煌只屬於老年人，一茬茬的年輕人畢業後發現根本沒有自己的位置，想過勞死也得先有崗位給你勞啊，連新增的崗位都沒有，只能啃老躺平。

那奧運會能給日本帶到生門入口麼？死馬當活馬醫。被中美兩個大國夾着，日本不可能再靠發動戰爭來打亂社會格局了，和平年代能給社會帶來巨大改變的就是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新蓋房子、新建高速、新修場館、新增服裝等各類訂單……只要有新增的東西就有希望，哪怕是新增個景點售票處呢，也能解決幾十人的就業。

有了就業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有了消費，有了消費就有了訂單，有了生產，有了企業擴張和更多的就業，這是最健康、最長久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真實的GDP。

新冠疫情前，據日本政府自己估計，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能為日本帶來3%的經濟增長，這對日本來説已經足夠令人振奮了。而奧運會對國家形象和國家實力的展示就是個最好的招商引資平台，等於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直接投在了全世界數十億觀眾面前，光是文化產業和旅遊業上的長久回報就足以抵消那些舉辦賽事的成本了，何況那些真正在商業貿易上的投資？

（二）損失到底怎麼算

由於新冠疫情突然在全球爆發，奧運會延遲了一年舉行，如今疫情反彈，又面臨空場舉辦，各方都在緊盯着盈虧負債表，給出相應的估算數字。由於各方傳出的數字差異過大，這裏還是以日本自己給出的數據為準。

東京奧運會舉辦經費總額為1.644萬億日元，其中東京奧組委將承擔7210億日元，東京都政府將承擔7020億日元，日本中央政府將承擔2210億日元。如果按原計劃舉辦，舉辦費用為1.35萬億日元，推遲1年後，舉辦費用增加了2940億日元，達到1.64萬億日元。

但隨着第四次緊急事態宣言的發佈，東京都和日本政府都需要再推出巨大的財政措施，用於新的防控對策、停業補償及補貼等，會直接產生超過2000億日元的支出。而目前東京奧組委的預收賬款1183億日元的三分之二都來自兩年前賣門票的收入，如果空場舉辦，這部分錢要退給觀眾。

退票其實都是小事，更麻煩的是贊助商。

東京奧運會共有超過60家日本贊助商，其中等級最高的“金牌合作伙伴”——同時也是贊助費最高的團體幾乎都是日本名企，包括NTT、朝日啤酒、佳能、ASICS等15家品牌。其次是32家奧運會官方合作伙伴，包括三菱電機等知名日本公司。東京奧組委從日本國內企業獲得總額3500億日元的贊助費，如果空場舉辦，贊助商會要求撤資，這個才是大頭。

當然這只是賬面上的投入，如果連賬面外的也算上，就遠不止這個數了。比如2016年法國當局在調查一項金融犯罪時發現，東京奧林匹克競標委員會的一家諮詢公司（名為“黑潮“，註冊地和總部在新加坡，現已停業）在2013年9月日本首都被選為東道主城市期間，向有影響力的國際奧委會成員拉米·迪亞克及其兒子在俄羅斯的賬户上轉賬了4267萬日元。

借新加坡註冊的公司向俄羅斯賬户匯款，為的是左右來自非洲的奧委會成員投票來幫助日本競選，最終被法國查了出來，可以看出做得相當隱蔽。不知道如今虧成這樣的日本，會不會後悔自己當年不惜行賄來競選這個舉辦資格。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木內登英測算，接受一半日本國內觀眾，大概損失734億日元；接受1/4日本國內觀眾，經濟損失大概有1101億日元；無觀眾的話，經濟損失大概有1468億日元。

本來借奧運而起的酒店業、旅遊業、餐飲業等民營經濟者還寄希望於日本本土觀眾的光顧來彌補海外遊客缺失帶來的損失，一個緊急事態宣言加空場舉辦的命令直接將這些老闆們拍死在沙灘上，現在比東京奧組委退票辦事處還忙的恐怕是那些往返於“一都三縣“的民航退票辦事處。

除了經濟賬之外，還有不可估量的政治賬。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到2021年7月奧運會舉辦，日本政府一沒有控制住疫情，二沒有確保疫苗的接種率，三沒有對海外輸入病例實行控制閉環，導致奧運會空場舉辦的巨大損失，其在日本國民心中和全世界媒體面前都表現出兩個字——無能。

巨大的財政預算、血虧的民營經濟、全世界面前丟臉，這樣一來，東京奧運會不僅沒有成為日本的生門，反倒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成了徹底堵住日本國運的死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