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爆發天災？古人腦洞大開神解釋，看似荒謬其實挺有用_風聞

據現代人對自然、宇宙的認知程度和現有的科學知識，我們能很輕鬆地説出很多自然災害的成因。然而，人類獲得的這些科學認知，不過是近一二百年以來的事情。一千多年前的魏晉南北朝時，人們限於科學水平低下，難以對當時頻發的災害的成因做出科學的解釋。同時，深受上古時期形成、流傳下來的“萬物有靈”觀念及各種神秘、迷信思想的影響，人們往往習慣性地使用這些神秘、迷信思想，來解釋災害成因。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災異“天譴”説、“陰陽失衡”説和帶有樸素唯物主義性質的科學説三大理論流派。它們都怎樣解釋災害的成因呢？在當時及後世有何意義與價值？我們今天又應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思想和理論呢？

一、災異“天譴”説

《西遊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玉帝因鳳仙郡郡守將供奉給自己的祭品潑撒在地餵狗，雷霆震怒，禁止在鳳仙郡降雨。唐僧等行至鳳仙郡時，此地已大旱三年，民不聊生。後來，在孫悟空的協助下，鳳仙郡郡守、郡民一心向善，感動了玉帝，才下旨降雨，解除旱情。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古代頗流行的災異“天譴”説的生動體現。

持此説者堅信，天具有喜、怒、哀、樂各種情感和意志、神通。各種天災，都是人類行為不當觸怒上天，而給世人降臨的懲罰。天子作為上天統治人世的代表，言行舉止尤為上天關注。因此，人君無道失德，政策有闕，就會招致上天不滿、警誡，乃至懲罰：**“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因此，持災異“天譴”説者堅定地將各種自然災害的爆發，與現實中人君的不當舉措聯繫起來，在二者間構築起毋庸置疑的因果邏輯關係。

水災本是暖冷氣流在某地相持，導致該地強降雨時間過長，降雨量過大，引發山洪泛濫，河水暴漲，沖毀堤壩，淹沒農田、城鄉。魏晉南北朝時，人們卻認為，人君**“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即皇帝不敬畏神靈、祖先，不遵禮儀祭祀神靈，種種作為違逆天時，就易招致水災。孫權赤烏八年（245年）夏，茶陵縣發生水災；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發生水災。間隔五年，分處異地的兩次水災，本風馬牛不相及。史官卻牽強附會，歸咎同因：“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而郊祀禮闕。”**因此，上天降下兩次水災，“故示此罰，欲其感悟”。

旱災主要是因地殼板塊滑移，導致表層水分滲透流失，地表喪失水分；加之空氣流動，無法凝成降水雲團所致。魏晉南北朝人卻認為，亢旱是人世“陽氣”過盛的結果。這一結果，又緣於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動眾勞民”等過失。人君上述作為，都會導致“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進而引爆旱災。基於此，人們認為，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五月大旱，是上天對他“崇廣宮府”的懲罰；吳孫亮五鳳二年（254年）大旱，是上天對他“徵役煩興，……勞役失眾”**的懲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次徵役持續一年，而“旱亦竟年”。

按照這套理論，無論什麼災害，都無一例外被解釋成上天對人類，尤其是對人君的譴告和懲戒。詭異的是，魏晉南北朝時，很多帝王為表明自己的確受命於天，在面臨災異時，也往往自覺地充當“背鍋俠”，承認自己品行或施政有虧，頒罪己詔於天下，穿素服，減停膳食等，通過這些自懲性質的行為，以示順應天意，改過自新。太和二十年（496年）七月，北魏孝文帝**“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面對百官勸諫，孝文帝堅定地説：“朕志確然，死而後已。”**當夜，城內“澍雨大降”。

北魏孝文帝

二、“陰陽失衡”災異説

先秦時，人們逐漸形成陰陽觀念，用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氣或物質，並用陰陽來比附社會現象。人們還認為，世間萬物的本源是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謂之“五行”，並根據“五行”彼此相生或相剋的自然屬性，將其與人事消長聯繫起來。漢代，儒生們將陰陽五行學説與災異聯繫起來，構建起一套嚴密的災異起因學説體系來。

漢儒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説來解釋水、旱、雹、霜等自然災害的成因：**“大旱者，陽滅陰也。……大水者，陰滅陽也。……火幹木，蟄蟲早出。……水乾木，春下霜。……水乾火，夏雹。木幹火，則地動。……水乾土，夏旱、雨、霜。火乾土，則大旱。……金幹水，則冬大寒。”**這些理論，基本被後世遵循。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到五月，河東、河南等地陸續發生雹災。冰雹本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災害，但當時人們不明白其發生原理，故用陰陽五行理論比附時事加以解釋。他們認為，多地頻繁爆發雹災，是因大將王濬平吳有功，妒賢嫉能的權戚卻對他各種誣陷。晉武帝本應主持公道，賞罰分明，但卻聽信讒言，以至賞不抵功。因此，雹災的發生，就是“陰脅陽”的報應。

三、樸素唯物主義性質的“人事”説

當然，兩漢魏晉南北朝時，少數有識之士基於天道自然觀的理念，對種種神秘、迷信思想進行批判，否定災異“天譴”説，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色彩。他們對災異成因的解釋，雖與今天的科學理論仍有較大差距，但在當時已難能可貴了。

東漢思想家王充認為，天、地既無口、鼻、耳、目，也無喜、怒、哀、樂情感，不過是沒有思想、感情的自然實體。所謂“天譴”，不過是儒生們糊弄君主、百姓而臆造出來的謊言。像日蝕、月食並非帝王失政所致，而是合乎自然規律的天象。這些言論對魏晉南北朝時一些思想家如王弼、葛洪等人，具有啓蒙意義。

王弼（226年—249年）基於老子的自然主義來解釋天人關係。他指出，天沒有意志，天有意志是謊言。葛洪從道家自然無為思想出發，指出世人以天地為萬物之母的説法是錯誤的。天地雖承載世間萬物，但萬物並非天地所生。所以，當晉武帝將“災害屢作”歸咎於上天懲戒時，郤詵回應説：**“水早之災，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於人，……宜勤人事而已。”**但類似進步的思想、言論，在當時尚微不足道，應者寥寥。

文史君説

面對頻繁且酷烈的自然災害，自先秦起，人們一直致力於探索其成因，尋求消災避災之道。囿於低下的科學認知水平，加之長期濃郁神秘的迷信思潮的薰染，人們不可避免地得出我們今天看來極其幼稚荒謬的災異“天譴”説、“陰陽失衡”説。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嘲笑古人的努力探索，正如一個成年人，自不可以現在的成熟聰慧，去嘲笑自己幼年時的笨拙無知。上述兩説法雖荒誕不稽，但這些思想對專制者也有一定的制約作用，使他們不敢隨心所欲、肆意妄為。在這兩種理論的“震懾”下，魏晉南北朝時的很多君主在發生災異後，不得不“引咎思過”，積極賑災救災。在制約皇權、救濟民生等方面，客觀上無疑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參考文獻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華書局，1992年。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陳高墉：《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年。

王亞利：《魏晉南北朝災害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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