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靈：論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的相關問題_風聞

摘要：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雖已取得重要的收穫，但也存在着遺址辨識標準不一，作坊種類有限，作坊產品、規模與發掘出土遺物不相稱，作坊發掘理念與方法需要進一步明晰，作坊間關係尚待研究等諸多問題，本文就此進行探討。

殷墟九十餘年考古發掘，出土了類型多樣、數量寵大的遺物。籠統來説，這些遺物均是手工業製品，陶器、青銅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木器、漆器、竹編制品、紡織品、酒……如此等等。甲骨文與傳世文獻中也多有“百工”記載，均説明當時手工業生產蓬勃興盛之狀。作為手工業製品的各類遺物皆由手工業作坊生產，因而在殷墟都城之內，自殷墟發掘之始，就發現了手工業作坊遺存。截至目前，殷墟應是發現手工業作坊最多的遺址。

作為手工業考古的基礎，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工作備受關注，白雲翔先生曾對其進行專門討論，就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遺址的認定、考古發掘、作坊遺址考古中的多學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遺址考古為基礎的手工業產品流通和應用研究等理論和實踐問題給予了充分地闡釋，文中也多次以殷墟手工業作坊作為例證來説明問題。這些建設性的意見同樣對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殷墟手工業作坊雖然發現的數量多、種類全，相關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計其數，但並不能以此説明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已解決了所有問題。相反，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精細化、殷墟發掘與研究的深入，與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相關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自身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有些共性問題不限於殷墟手工業作坊，其他遺址中問題也很突出。本文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手工業作坊遺址辨識問題

白雲翔先生綜合多家觀點，總結指出判定手工業作坊遺址的五項構成要素：（1）原材料；（2）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包括生產活動的場地、空間和建築物）；（3）產品；（4）半成品、殘次品、下腳料及生產廢棄物；（5）其他遺存（如倉儲、居住、管理設施及墓葬等）。並認為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是最主要的，其他要素則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並存才可認定為作坊遺址。

如此明確的要素無疑給實際考古發掘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具有操作性，也更為可靠。檢視當前被認為是手工業作坊的遺址，有些是不符合上述標準的，這就會帶來一系統的問題。白雲翔先生就以殷墟花園莊西南地骨骼廢棄坑為例，指出僅據H27中的廢棄骨骼就判定周圍有大型手工業作坊，顯然證據不足。

某種程度上來説，制骨作坊的生產行為是經濟行為，其產品主要是商品，用於銷售。而體現三代時期青銅文明水平的鑄銅生產主要是政治行為，其產品主要是用於“政治性”或“禮制性”消費。鑄銅作坊的有無，特別是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的有無，與遺址的性質有極大的關聯性，甚至是判斷遺址性質的關鍵指標。因而鑄銅作坊遺址的有無，結論至關重要，判斷也要更加嚴苛，不能草率。比如，偃師商城曾報道發現有木炭、陶範、銅礦渣、銅煉渣；小雙橋遺址報道約有40個遺蹟單位出土與青銅冶煉與鑄造相關的遺物。另外，在河北臨城補要村遺址中曾發現晚商時期的陶範、坩堝、殘爐壁、範芯、銅器碎片。筆者認為，如此規模的冶鑄點還不能等同與鑄銅作坊，更不能延伸認為這裏有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我們可以把其作為探尋鑄銅作坊的重要線索繼續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在未發現更多指標之前，就得出鑄銅作坊的結論是不嚴謹的。

二、手工業種類有限問題

甲骨及傳世文獻中的“百工”顯然不是確指，而是表明當時已有大量的手工業門類，從發掘的遺物就可輕易得出此項結論。但考古發現的手工業種類則十分有限。主要以不易腐蝕的無機質遺存為主，最典型的是鑄銅、制骨、製陶、制玉、制石，甚至是蚌、貝等，而那些在大中原地區極易腐蝕的有機質手工業遺存則極難發現，如木器、漆器、紡織、釀酒、皮革等。可以説，目前能夠發現並確認的手工業作坊遺址門類十分有限，殷墟亦如此。殷墟已發現並確認的手工業作坊遺址以鑄銅作坊最多，如苗圃北地、孝民屯、孝民屯東南地、小屯東北地、大司空、任家莊南地、辛店等，另有一些發現零星陶範的地點，如小屯西北地輥、小屯南地、薛家莊南地等；其次是制骨作坊，如北辛莊、鐵三路、大司空等；另有劉家莊北地製陶作坊、小屯西地制玉作坊等。在北徐家橋、戚家莊東等地發現較多隨葬石器殘片、玉器殘片的墓葬，有學者認為這應是制石和制玉的工匠家族墓地，附近或周邊應有制石和制玉作坊。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是尋找作坊遺址的關鍵線索，但還需要進一步勘探與發掘，找到與作坊生產直接關聯的遺蹟和遺物。

辨識的手工業作坊遺址門類十分有限，大量手工業作坊門類無處可尋，這種局面給相關的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困擾：

其一，手工業生產真實面貌無法知曉，工藝、技術、流程、產品種類、產業分工、產業規模等諸多與作坊相關的環節基本處於空白狀況。目前對這些手工業生產的研究極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狀態；

其二，手工業生產佈局研究十分被動、片面。筆者在研究殷墟手工業佈局與源流時已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目前的研究主要基於鑄銅、制骨、製陶等手工業門類，其他難以辨識的手工業生產在佈局規劃、生產管理等方面會是什麼樣的狀況，我們無從得知；

其三，嚴重束縛着對社會結構、家族形態等方面的研究。殷墟發掘九十餘年，大量的發掘資料讓我們認識到，殷墟都邑內空白區極少，特別是到殷墟晚期，幾乎沒有大片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房基、灰坑、墓葬等説明，人羣高度集中。這也就意味着都邑區內的各個家族不是以農牧業生產為生，但也不可能均是管理者，極有可能是專門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的家族。黃銘崇等人通過對大量青銅銘文或族徽分類研究後認為，很多族徽實際上代表了某一類手工業，如制盾、車、弓、箙等。文獻明確記載，殷周革命之際被周人遷徙、分配的殷遺民多數是手工業家族，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未必在被遷徙之列。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面對此種狀況，田野考古仍是突破口，科技檢測手段不斷提升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近些年方興未艾的鹽業考古就給我們極大的啓示，與釀酒相關的作坊也偶見報道。這類手工業之所以難分辨，關鍵是對應的產品、廢料等難以保存，但相關的生產工具、設施等還是為我們提供了蛛絲馬跡，通過科技檢測，甚至是人類學、民族學調查、比對，仍有可能發現這些手工業作坊遺址。作為田野考古發掘者，首先要有辨識手工業作坊的意識，特別留心、注意一些工具、設施、建築等遺蹟現象的特殊性與關聯性，充分發揮科技考古的優勢，對可疑樣品的大量檢測分析，一旦某一方法有效，很快會在不同區域、不同時間段的遺址發掘中得到推廣。這樣的例證比比皆是。最近，中國絲綢博物館與鄭州市考古研究院合作開展的古代家蠶養殖與絲綢紡織等問題就是典型案例，雖然還未取得突破性進展，但行動總比無動於衷希望更大。

三、手工業產品種類與規模問題

據上述方法確定某一類作坊遺址後，也需要考慮作坊產品的種類、生產規模，甚至是某些關鍵性技術等問題。這是手工業作坊遺址辨識的延展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因為其同樣與聚落或城邑的性質相關聯。

目前發現的殷墟鑄銅作坊主要生產青銅禮器，少量為工具或兵器。只有1958年發掘的孝民屯西地鑄銅作坊出土的陶範以兵器和工具範為主，其主要產品應是兵器和工具。2003—2004年發掘的孝民屯鑄銅作坊位於1958年發掘區東側，實際二者可能是同一個作坊，只是作坊內生產分工不同造成的。2016年，在殷墟東北部、直線距離殷墟宮殿宗廟區10千米的安陽縣辛店遺址發現規模巨大的作坊，鑽探、發掘情況表明，該作坊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殷墟時期最大的作坊。初步研究表明，這裏也主要生產青銅禮器，少見工具和兵器。如此的話，大量用於戰爭、生產的青銅兵器和工具鑄造作坊位於何處呢？仍在殷墟遺址內尚未發現？已經發現了，只是鑄造兵器和工具的模、範體量不大，相應的遺物就少見？還是這些青銅兵器和工具是在殷墟以外的區域鑄造，然後運到殷墟？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尚無法回答。

應該説，殷墟目前發現的青銅禮器作坊遺址與殷墟大量的青銅禮器的出土是相匹配的。青銅禮器作坊的產品不僅僅滿足殷墟都城內禮制性消費，同時還會通過分封、賞賜等多種形式，滿足內服、外服區內的貴族、方國首領們的消費需求。如此大的需求量，對應有大量的鑄銅作坊及其遺物是必然的。青銅禮器是禮制的物化形式，體現了不同階層人的等級、地位和身份等，因而對其生產和流通必定要嚴格控制。這也是筆者堅信，晚商時期經過商王武丁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強力整治，統治者又控制了青銅禮器的生產，改變了中商時期青銅禮器鑄造技術流失的被動局面，在原有的技術之上進行了極大的改進與提升，特別表現在制範技術、青銅器花紋技術、銘文範技術等方面，從而再次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局面。有學者就提出，同時期的先周青銅器質量低劣就與晚商王朝嚴格控制青銅技術流失有很大關係。與晚商同時期的長流中、下游區域如三星堆、漢中地區、湘江流域、贛江流域或許有鑄造青銅禮器的能力，但如果細緻比較，差別巨大。

殷墟遺址內，毫無疑問，陶器是數量最為龐大的。實際上，不僅是殷墟如此，史前、三代直到歷史時期，陶器都佔絕對的主體地位。但與大量陶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陶窯數量太少。殷墟雖是目前發掘時間最長、發掘面積最大的遺址，但截至目前，殷墟內發現的陶窯不足50座，主要集中在殷墟宮殿宗廟區以南約1千米的劉家莊北地。而且陶窯的產品種類十分單一，劉家莊北地製陶作坊以生產泥質陶為主，器類主要是陶豆、簋、盆、泥質小鬲等，幾乎未見夾砂陶鬲。而夾砂陶鬲又是殷墟陶器種類中數量非常大的。這樣的反差應該引起大家的關注。與殷墟已發現的鑄銅作坊數量與規模相比，這種反差更為強烈。從概率角度來説，未發現大量的陶窯，與殷墟發掘時間、面積無關。這促使我們從兩個方面考慮：其一，是否有可能未採用陶窯的燒製方法，而採用了類似於平地堆燒的技術？其二，陶器是在殷墟核心區以外、甚至很遠的區域燒製後如商品一般輸入都城區內的？有學者從技術角度排除了殷墟陶器平地堆燒的可能性，因為殷墟陶器一般燒製精良、火候均勻、色澤一致，這不符合平地堆燒陶器的特徵。果真如此的話，殷墟陶器極有可能是在殷墟以外的區域進行燒製。鄭州以西的滎陽關帝廟遺址中，就集中發現20座晚商時期的陶窯及相關的生產設施，發掘者認為這裏應是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特別是陶器生產的小型聚落。關帝廟遺址周邊分佈着大量同時期的遺址，其中小胡村晚商墓地應是舌族家族墓地。關帝廟陶窯生產陶器不僅是自產自銷，主要是滿足周邊聚落的陶器需求。

上述推測不誤，那我們就應擴大陶器等普遍類產品的手工業作坊的探尋範圍，加強對傳統殷墟以外區域的調查。近些年來，隨着陶器巖相學分析技術的成熟與推廣，也可以加強此項技術在追尋陶器生產區域方面的應用。

四、手工業作坊遺址發掘問題

白雲翔先生詳細就作坊遺址的發掘問題進行了論述，指出應着眼於“作坊的佈局結構、各種生產設施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各類遺物的空間分佈及其相互關係”，應着眼於“不同門類手工業作坊遺址的差異和特點”、注意“總體佈局的把握，也要動態地觀察其變遷狀況”，注意“作坊遺蹟的形態、結構和大小等的同時，還應注意其建造狀況、使用痕跡、功能和廢棄原因等”，“作坊遺址發掘中遺物的收集和記錄，既要重視生產工具、產品之類的遺物，也要重視原材料、半成品、下腳料等廢棄物以及生產設施的殘留，更要關注各種遺物和遺蹟之間的共存關係、各種遺物之間的共存關係等”，“作坊遺址的發掘，其重點無疑是生產性遺蹟和遺物，但與此同時，工匠等生產者的生活遺蹟、遺物和墓葬遺存以及作坊的祭祀遺存等，同樣是作坊遺址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樣值得重視”。

客觀地説，按照上述標準來衡量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掘，多數還有待提高。很多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掘，只照顧到了其中的兩三種情況，極少有全部都注意到的。造成這種局面的主、客觀原因都有，全部做到只是理想狀態。

2015年以來，筆者一直從事洹北商城手工業作坊區發掘工作。發掘之初，並不知道這裏是手工業作坊區，這種“歪打正着”、“誤打誤撞”的情形並不少見。絕大部分手工業作坊遺址發掘都是無意間發現的。發掘之前的勘探很難為判斷遺址屬性提供直接的證據，多數是隻知道有文化層堆積，夯土、灰坑、水井、墓葬等是十分普遍的文化遺存。起初之所以在此處發掘，是鑽探調查認為，此處有大型的夯土建築，但揭露發掘後發現原被認為是夯土建築的遺存實際上是寬、淺的水溝。水溝及周邊遺蹟內不斷出現的遺物讓我們意識到這裏可能是鑄銅、制骨作坊遺址，因為這裏發現了鑄銅作坊的標識物鼓風嘴、大量切割的動物骨骼、礪石等。

結束水溝及周邊遺存的發掘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與此同時，我們重新開始鑽探調查，制訂針對作坊遺址的考古工作計劃，主導思想是手工業考古的操作鏈理論，力圖搞清作坊佈局、設施間的相互關係、工藝技術流程等問題。2017年春開始才是真正着眼於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掘，發掘之前的鑽探為確定發掘區位置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鑽探發現在2015—2016年發掘區以北，文物遺存相當豐富，但東側以灰土堆積為主，據2015—2016年發掘可知，主要是鑄銅、制骨生產廢棄物堆積區；而西側明顯不同，有成片的夯土建築基址、踩踏活動面等。於是決定首先在此發掘，目的是尋找作坊區生產設施，諸如工棚、熔銅、澆鑄等場所。發掘結果驗證了我們的推測，發現了料礓石夯土平台及其上的小型建築、熔銅爐、澆鑄場，以及廢棄物堆放區等，還發現了多種祭祀坑，顯然與生產活動有關。我們對作坊的佈局開始有了初步瞭解，結合室內整理工作，對作坊遺存年代有了清楚的認識，判斷出鑄銅作坊生產以洹北商城早期為主，晚期有所減弱。對鑄銅遺物陶範、模、芯等有了初步瞭解，發現其與傳統殷墟鑄銅作坊同類物品有很大的不同。而大量骨器的成品、半成品、坯料、廢料、礪石等發現，也説明此處有制骨作坊，但制骨作坊的中心在哪裏，與鑄銅作坊是何關係均不明確。另外，“剝片法”取料方式十分獨特，未見於其他任何區域、任何時代的制骨作坊內。鑄銅與制骨的獨特性充分顯示洹北商城時期手工業生產的與眾不同，我們相信其背後另有原因，但目前尚不明確。

2017年下半年，在發掘區的東北發現四座排列整齊、隨葬陶範及其他鑄銅工具的墓葬讓我認識到，下一步發掘，必須以尋找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匠墓為重點。熟悉了該區域地層堆積狀況、土質土色、墓葬填土特徵後，再次以發掘墓葬為中心進行鑽探，結果很快找到了一些墓葬。由於墓葬填土以灰土為主，多數夯打不實，甚至是不夯打，極易與灰土堆積相混淆。2018年春至2019年春，主要是工匠墓發掘，但在疊壓或打破工匠墓的遺存，以及工匠墓打破的遺存中都有大量的鑄銅、制骨遺物，可以推測，工匠墓正好處於兩次生產活動的間歇期。雖然各類遺存間的時間、空間關係還不明確，但從遺存種類來看，此時已是收穫滿滿了。

有意識探尋工匠墓的想法，得益於本人多年的殷墟發掘與研究。2003—2004年，在孝民屯鑄銅作坊區內發掘的大量墓葬，有很多被認為是工匠墓，同一時期的生產區與墓地參雜在一起，正是殷人“居葬合一”的觀念體現，不然很難理解正在從事鑄銅生產的人們，會容許他族把墓葬埋在這裏。少量墓葬還隨葬有鑄銅工具，如鼓風嘴、銅刀、礪石等，更肯定了這些就是工匠墓。從此筆者在發掘與整理時，除了注意墓主人的“社會身份”，同時也關注其“職業身份”。2006年在鐵三路制骨作坊內發現制玉工匠墓，推測在其周圍有制玉作坊；2009年，在王裕口南地發現殷墟時期貞人“”的家族墓地，M94、M103內出土了很多體現墓主人職業身份即甲骨占卜的工具。這些發現與研究得到學術界的積極響應。很多學者重新梳理已有發掘資料，又有了許多新發現和新認識。考古學界流行一句話是，“只有想得到，才能挖得到”。此話的精髓就是要求考古學家要對發掘資料有深刻地理解與認識，制訂詳細的發掘計劃，有目的地探尋目標遺存。毫無目的地發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某種程度上來説，還破壞了遺址，得不償失！

2019年秋髮掘區位於2018年發掘區北側，此項發掘持續到2020年7月才結束。一方面是想把工匠墓地發掘得相對完整，更為關鍵的是在該區域內鑽探發現面積一千餘平方米、深達8.5米的巨型灰坑，其年代、性質，特別是與作坊的關係是必須搞清楚的。但又不能全面揭露，只能採用探溝解剖的方式進行發掘。最終搞清了巨型灰坑的年代為洹北商城早期挖成，直到戰漢時期才最終淤平，大坑的形成應與生產、生活取土有關，挖成之後也起到了蓄水、排污的功用。

6年間雖然發掘了近5000平方米，但作坊區究竟有多大，始終是縈繞在心頭的一件要事，但如何界定作坊範圍從技術角度來講又有一定的難度。最終採用鑽探、土樣檢測、小型解剖溝的形式，大體劃定了作坊的範圍，認為其不低於8萬平方米。而在西部小型解剖溝內發現了陶窯線索，2020年10月開始，通過鑽探與試掘，又找到了洹北商城的製陶作坊和制骨作坊，目前發掘仍在進行之中。

通過對洹北商城近幾年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讓筆者深刻認識到必須要有課題意識與問題意識，在相關理論的指導之下，有目的、有針對性地探尋諸多問題，做到發掘與調查相結合、大面積揭露與小規模解剖相結合、傳統發掘與科技檢測相結合等。

五、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關係問題

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發現種類與數量較其他遺址要多，對這些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不僅要着眼於生產設施、產品、技術、流通等問題，還要考慮他們之間的關係。所謂的殷墟手工業作坊遺址關係，主要涉及以下三個層面：同一種類作坊之間的時間與空間關係，不同種類作坊之間的時間與空間關係，以及作坊區與遺址核心區的關係。這些問題與手工業作坊的管理、產品的社會需求、都城規劃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筆者曾就相關問題進行過討論，把殷墟手工業作坊分為中、南、東、西四個工業區。

中部工業區位於宮殿宗廟區內，學界普遍認為其鑄銅作坊年代較早，屬洹北商城時期，筆者贊同這樣的看法。但認為該鑄銅作坊是在洹北商城廢棄後遷徙於此的結果，後隨着武丁時代宮殿區的不斷擴建，考慮到空間不大及火災隱患，鑄銅作坊於是南移到南部工業區的苗圃北地鑄銅作坊。近十年在苗圃北地周邊區域的考古發掘表明，苗圃北地鑄銅作坊的規模並不大，西部是劉家莊北地製陶作坊，東部是鐵三路制骨作坊，南部的鐵路苗圃區域內已無鑄銅作坊遺存。因而，其生產規模有限與青銅禮器需求大增之間就產生了矛盾，新建鑄銅作坊就成為必然。目前看來，西部工業區的孝民屯鑄銅作坊，以及最新發現的任家莊南鑄銅作坊正是為了滿足不斷高漲的需求而於殷墟文化二期開始新建。2016年始，在殷墟東北10千米的安陽縣辛店鑄銅作坊規模巨大，發掘者認為其年代從殷墟二期延續到西周早中期。據此可以看出，殷墟文化二期之時，殷墟青銅器生產開始步入高峯時期，一直持續到殷墟四期晚段。近些年來，不斷有學者指出，殷墟四期晚段從絕對年代上可能進入到西周早期。目前，已有充分的證據説明孝民屯與辛店鑄銅作坊在西周早期仍在大規模生產，當然其服務的對象已變成了周王室。

以上對於鑄銅作坊空間與時間的分析還十分粗疏，更詳細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大量詳實資料公佈的基礎之上。從目前的材料，我們還難以看出不同鑄銅作坊之間技術與產品的差異。他們相互間是否有技術交流？會不會專門從事某一類產品的鑄造？如此等等。

殷墟制骨作坊主要發現於鐵三路、北辛莊、大司空，分屬於南、西、東部工業區，與鑄銅作坊而言，制骨作坊的相關研究還較為薄弱。北辛莊制骨作坊的年代只能籠統地歸為殷墟文化晚期，大司空制骨作坊的年代“從殷墟文化2期一直延續到殷墟文化4期，其中殷墟文化早期（1、2期）的制骨遺存發現較少，而以殷墟文化晚期（3、4期）制骨遺存發現最豐富”。鐵三路制骨作坊的年代最遲開始於殷墟文化二期，持續到殷墟文化四期晚段，最為發達時期當屬殷墟晚期。同樣，這些制骨作坊的產品是否會互補、技術是否會交流等問題還無法回答。

就四個工業區來説，其構建的地點、時間也有一定的關係。前面已提到，中部工業區可能最早興建，但後因宮殿大興土木、空間狹小、且鑄銅生產容易產生火災，因而不久就停止生產了。中部工業區還有制玉作坊，其需要的空間不大，工序簡單，因而可以繼續在此為王室生產。南部工業區距離宮殿宗廟區不足一千米，鑄銅、製陶、制骨作坊的年代都較早，可能與中部手工業停止生產而於此新建工業區有關。以後西部、東部工業區的建設則是為了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而建的。商周轉換之際，孝民屯和辛店鑄銅作坊仍在大規模生產則充分説明，正是由於商王朝對於核心技術的管控，造成周族未能全面掌握鑄銅技術。滅商戰爭摧枯拉朽，利用商王朝原有的鑄銅作坊繼續生產是最便捷、最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