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阿拉伯之春”的火車頭，還停在那個冬天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軒。上週開始，北非國家突尼斯各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抗擊疫情不力，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就在本週一，突尼斯總統凱斯·賽義德突然宣佈，解除總理邁希希的職位、暫停議會，並且取消所有議員的豁免權。對於突尼斯，很多小夥伴的第一印象是“阿拉伯之春”的“火車頭”。本期《消化一下》就帶大家看看，突尼斯革命以後，到底迎沒迎來春天。

突尼斯位於地中海南岸、非洲大陸的最北端，景色優美，是熱門旅遊目的地，有去過的小夥伴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經歷。突尼斯早年分別給羅馬、阿拉伯和奧斯曼帝國當過行省，1881年被法國吞併，正式成為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人對突尼斯的殖民統治，和其他非洲國家很不一樣。早在奧斯曼統治時期，突尼斯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權與官僚體制。法國人接手後，不需要推倒重建，直接就有一套現成的行政班子可以繼承，只是在原有的國王上面，再加了個手握大權的“法國總督”。藉着舊王室的權威，殖民當局不僅瓦解了農村的部族長老、鄉賢士紳，還在地方上建立起了行政機關、税務系統和軍隊，將中央政府的權力進一步深入到了部落地區。

法國殖民者在突尼斯掠奪了大量土地，給當地百姓施以重税，同時推行同化政策，強迫穆斯林改信天主教，遭到了強烈反抗。二十世紀初，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考考大家，建立一個民族需要什麼？答案是“想象的共同體”。被壓迫的經歷，成了突尼斯人的集體記憶。這些突尼斯人之中，有的在法國留過學，接受了當時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想，布爾吉巴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留學歸來的布爾吉巴和一羣留學生建立了“突尼斯新憲政黨”，鼓勵羣眾罷工遊行，反抗殖民當局，模仿法國的左翼聯盟，用法國的方式，反對法國的殖民統治。

馬克思説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突尼斯便是如此。

1956年，布爾吉巴代表突尼斯與殖民當局談判，迫使法國正式承認突尼斯獨立。布爾吉巴作為領導民族解放的國父，憑藉人格魅力，成了突尼斯的最高統治者。但正如同法國總督繼承突尼斯王室的權威一樣，布爾吉巴也繼承了法國總督“至高無上”的地位。突尼斯獨立第二年，布爾吉巴就廢黜君主，自己當總統，開始長達30年的獨裁統治。

布爾吉巴擅長搞政治，但是對經濟一竅不通，制定經濟政策主要靠顧問。突尼斯獨立之初，大量法國資本外逃，國家陷入危機，恰逢60年代社會主義成為風潮，布爾吉巴就任命了親社會主義的薩拉赫當財政部長，搞了十年計劃經濟，國有化礦產、工業和交通企業。1969年，布爾吉巴突然宣佈“社會主義”結束了，任命赫迪努伊當總理，接着又搞了十年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左右橫跳。

不光是經濟上左右橫跳，隨着年齡的增長，布爾吉巴在政治上，也是日益專橫、日益糊塗。1974年，布爾吉巴宣佈自己為“終身總統”、“黨中央終身主席”，天無二日，他就是突尼斯唯一的太陽。那一年，卡扎菲訪問突尼斯，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布爾吉巴當時在場下，一時聽得熱血上頭，居然不跟其他官員商量，直接跟卡扎菲簽署了“兩國合併協定”，要把突尼斯賣給卡扎菲。總理事後看新聞，才知道有這回事，一時朝野譁然。布爾吉巴意識到不對勁，糊塗哇，原來自己被卡大佐給忽悠了，趕緊宣佈撤回。雖然合並沒有成功，但是能被卡扎菲騙，説明布爾吉巴的能力，已經到了很值得被懷疑的地步。

80年代，突尼斯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外匯儲備耗盡，欠的外債佔GDP的60%，四分之一家庭收入在貧困線以下，即使官方統計故意排除了年輕人，失業率也依然在1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布爾吉巴曾説：“我就是體制。”但值此危急時刻，這位曾經的“民族英雄”，已經昏聵得連話都説不利索了。階級矛盾空前加劇，百姓陷入貧困，找不到工作，只能怪“體制有問題”。1987年，總理本·阿里聯合“御醫”，拿到了布爾吉巴的體檢報告，發動宮廷政變，以身體狀況為由罷免了布爾吉巴，“總統？拿來吧你”，成為突尼斯的二代目。

我們前面提到過，突尼斯從殖民時期開始，就建立了有效的中央集權與公務員系統，執政者有的是機會，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可惜的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時，突尼斯獨立後的兩任獨裁者，都只是將權力作為自己政治鬥爭的工具，空有“總統萬歲”，沒有“人民萬歲”。上台之初，這些政治強人尚可以通過發展經濟，換取民眾沉默。但民主名不副實，發展也從未普惠所有人，一旦發展停滯，經濟危機就會演變成政治危機。本·阿里繼承了布爾吉巴的“天無二日”，在一個很恰當的時機，推翻了前任，對民眾做出“民主”承諾，然後繼續當了24年獨裁者，任命親信擔任要職，把國家變成自己的分贓機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突尼斯陷入經濟困境，積累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2011年，27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當地政府大樓前自焚，並於18天后不治，成為“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這個人的背景眾説紛紜。有人説他高中沒畢業，從小擺攤養活家裏六口人，還要供妹妹讀書，人設非常勵志，也很能反映突尼斯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問題。要知道，當年的突尼斯可是非洲第一富國，經濟競爭力排名世界第40位，人均國民收入超過4000美元，達到了當時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而布瓦吉吉的家，離繁華的市中心只有二十公里遠，卻住在破爛的灰泥房子裏，每個月只能賺140美元，連進點水果拿去賣也要打欠條。兩相一比較，確實挺震撼。不過，2010年突尼斯的基尼係數35.8，是迄今為止最低的一年，而同年美國的基尼係數是40，比突尼斯貧富差距還大，也沒出現什麼極端個案當我沒説。

有人説他本科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找不到工作，只能擺攤度日。這個人設，反映的是突尼斯社會的高度內卷化。一方面，突尼斯年輕人多，本·阿里上台後，又花了大力氣發展高等教育，結果大量高質量人才湧入就業市場。然而，突尼斯的支柱產業是旅遊業，對高學歷的需求不大，而突尼斯的工業薄弱，競爭優勢是廉價勞動力。政府也不鼓勵私營經濟，嚴格管制個體户，更沒有對大學生創業的扶持。大學生裏三成都是學工科的，面對這情況，要麼去賣力氣，要麼只能待業。2008年經濟危機一來，就業情況只會更糟。2010年，突尼斯大學畢業生羣體的實際失業率高達 52% ，真正做到了“畢業即失業”。

另一方面，突尼斯社會也非常講究“關係”，定義一下，就是“利用私人關係，通過非規範渠道，獲取額外資源”。當然，他們那兒不用“關係”這個詞，而是管這叫“瓦斯塔”，也就是阿拉伯語中“影響力”、“人脈”的意思。突尼斯青年在入學、求職都得要靠點“瓦斯塔”，暗箱操作是常態，近一半的人找工作都是靠親戚朋友，35歲以下民眾，有三成都有過向別人“意思意思”的經歷。找工作，靠“關係”，而找到工作後，又成了別人的“關係”，至於體制內和國營部門的“金飯碗”，早就搞起了“內循環”。

工作沒幾個，全憑“路子野”，這社會不“卷”是不可能的。布瓦吉吉的爹是個建築工人，在他三歲時就去世了，自然沒什麼“瓦斯塔”。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不管學什麼專業，“高學歷”的布瓦吉吉在畢業後只能乖乖“失業”，借了錢擺地攤賣水果。這個人設，完全符合了當時突尼斯的社會現實，也完全符合了人們對這樣一個人設的預期。

對於布瓦吉吉自焚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説法。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照常出攤，這時候來了兩男一女三個城管，罰錢收貨，雙方發生了一些肢體衝突。然後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內，布瓦吉吉買了兩瓶汽油，到政府大樓投訴，在地方一把手拒絕接見他之後就自焚了。這個過程不得不説非常戲劇性。聽了這個故事的人，肯定要問，為什麼布瓦吉吉會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出如此極端的行為？布瓦吉吉的姐姐告訴路透社記者，布瓦吉吉沒錢向那些政府的人行賄，才受盡屈辱、沒了活路，所以只能這樣報復他們。“你能想象是什麼樣的迫害，才會促使一位年輕男子做出這樣的事？”這位姐姐發出靈魂拷問，讓聞者動然，越發相信吉吉老哥確實受到了迫害。

姐姐的指責還是有道理的，突尼斯的腐敗問題確實比較嚴重。本·阿里下台被抄家，雖然家族總資產在中東北非領導人排中下游，但也有 35 億英鎊。突尼斯的全球清廉指數（CPI）為4.3，屬於“嚴重腐敗”的level，在18箇中東北非國家裏排第9，為發生“阿拉伯之春”的五國之首。這麼一看，“腐敗”確實與革命高度相關。不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清廉指數是3.3，排名比突尼斯還低25位，也沒見有什麼城管把人逼得沒活路,當我沒説。

還有種説法，布瓦吉吉自焚，不是因為貧困而絕望，也不是因為迫害而報復，而是因為三個城管裏有一個是女性。在這樣一個國家，被一個女人“羞辱”，嚴重刺激了布瓦吉吉的自尊心，導致他做出了極端行為。

這個説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布爾吉巴大大力推進了世俗化改革，提高了婦女社會地位。本·阿里把這一套完全繼承下來，社會習俗日趨自由，女性參與工作，甚至可以進入公務員系統。突尼斯成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典範，以好客和寬容聞名於世，廣受西方“好評”。2008年以前，歐美人來突尼斯投資、旅遊、買別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報以掌聲，突尼斯經濟一片繁榮。然而，這卻引來了突尼斯國內伊斯蘭傳統勢力的強烈抵制。突尼斯國內有兩股遜尼派的反世俗化勢力，一個是傾向於走政治參與路線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另一個是更喜歡搞“聖戰”、剷除“叛徒”的薩拉菲主義。本·阿里執政早期，“復興運動”與政府矛盾加劇，大量成員被捕，領袖拉希德·格魯希流亡海外。結果薩拉菲主義組織接盤，在突尼斯國內搞恐襲，和基地組織勾肩搭背。本·阿里一直視反世俗化力量為威脅，將伊斯蘭組織與恐怖組織掛鈎，嚴厲鎮壓，這自然引發了許多保守人羣的怨氣：我們找不到工作，都是因為政府勾結西方來打壓我們，“異教徒”、“叛徒”和女人搶了我們飯碗，還作威作福，這口氣怎麼忍得了？布瓦吉吉忍不了，就跑到政府門口自焚了。

這裏肯定有小機靈鬼要問了，既然搞世俗化的本·阿里很招西方人喜歡，那為啥會有那麼多NGO給“茉莉花革命”推波助瀾？這裏面有個假設性的錯誤，NGO、“自由媒體”是西方特產，但不是説別的地方就不搞。在突尼斯搞事的組織，大多數拿的不是美國人的錢。美國人在突尼斯花的錢，比當年在東歐國家和前南斯拉夫聯邦成員國，花得少太多了。因為美國人知道，在阿拉伯社會搞“分權”、搞“民主”，最後推上去的，可能是他們不想看到的人。所以美國人在突尼斯搞事情，一向很謹慎，要在穩固“世俗化”體制的前提下，逐步培養“公民社會”，漸進性地搞“民主轉型”。美國人希望看到的是“可控”的革命，既然革命已經發生，那麼也只能把重點轉向“可控”上。然而，美國人在這裏面投的力量，畢竟比不上那些在突尼斯經營已久的阿拉伯鄰居們。實行“絕對君主制”的卡塔爾、沙特，對待這些“革命者”，那可真是“不差錢”，總部位於卡塔爾的阿拉伯半島電視台，更是不遺餘力地“教育”突尼斯民眾，幫助自己的股東——“復興運動”流亡領袖格魯希打造人設。從美國人搞的那些“公民社會培訓”項目中誕生的活動分子，剛開始還想活躍一下，但沒幾天，就把主導權讓給了緊抱金主大腿的伊斯蘭保守派政黨。美國想拉也拉不回來，但既不能站隊“獨裁者”，又不能不給“盟友”面子公開槓，加上歐洲“聖母”背刺，最後只好默許，“順其自然”。

布瓦吉吉到底是何許人也，為什麼自焚，真相已經不重要了。突尼斯國內每一個對現狀不滿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釋，還能找到傳統和社交媒體的信息來印證。布瓦吉吉的故事如此典型，如此“完美”，以至於他成了一個“英雄”，號召了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突尼斯高質量男性、以及伊斯蘭堅定信仰者走上街頭，更有“不差錢”的伊斯蘭保守政黨助力，終於推翻了世俗的本·阿里政權，實現了“皆大歡喜”的結果。

革命結束了，然後呢？

革命的目標只能決定革命的開始，決定革命結果的只有勝利者，更具體地説，是勝利者裏最強的那一方。無論“茉莉花革命”最初的性質是什麼，最後享受革命果實的，是突尼斯境內的伊斯蘭保守力量。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舉行大選，結果令所有的“吃瓜羣眾”震驚：在歸國領袖拉希德的帶領下，“復興運動”獲得了37%的相對多數選票，領先左翼世俗政黨“保衞共和大會黨”100萬票，在217個議席裏贏得89席，後者僅獲得29個議席。在議會選舉之外，有三個薩拉菲政黨獲得了合法地位。原來被關押的兩萬多名政治犯也被釋放，其中大部分為薩拉菲主義者。這批人裏，不少都和穆兄會、基地組織有扯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本·阿里在的時候就搞過不少事情。現在，沒了強人鎮壓，在這些人自由活動的突尼斯，發生立憲期間兩位世俗派領導人接連被暗殺、四千青年加入“伊斯蘭國”之類的事情，似乎也並不令人意外。

議會選舉之後，“復興運動”與另外兩個世俗政黨，共同組建了聯合過渡政府，但伊斯蘭政黨與世俗派政黨之間，在國家體制、政教關係和公民權利方面，有着巨大的理念衝突。舉個例子，“復興運動”認為賦予女性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和伊斯蘭教原則、以及阿拉伯文化傳統相悖，不想把性別平等納入憲法。這在突尼斯絕對是開了歷史的倒車，犯了“世俗民主派”的大忌。雙方爭執不下，明面上談不妥，就互爆黑料，給對方的人扣上“前本·阿里親信”的帽子。臨時政府解散了幾次，制憲會議也解散了幾次，憲法難產了整整四年。

議會里搞不定，那就議會外搞定。“復興運動”利用執政權，開始在各級政府部門和國有公司裏插人，24個省長裏佔了19個，全國公職人員裏83%都是“自己人”。沒有法律，可以靠政策，可以靠執行，在事實上將突尼斯“伊斯蘭化”。在這方面，“復興運動”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問題在於，伊斯蘭拯救不了突尼斯的經濟。

突尼斯的GDP，再沒出現過2008年之前的增長速度，更在2014年憲法頒佈後大幅下降，2017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3500美元，國際競爭力跌到了2018年的第95位，被世界銀行降級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失業率更是在2011年革命後暴增，當初找不到工作的人，現在還是找不到工作。而“復興運動”到處安插自己人，當中肯定少不了各種“意思意思”，突尼斯的清廉指數自然也一路暴跌。

曾經走上街頭的高質量中年發現，除了信仰之外，他們當初的訴求一個都沒實現。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開始支持世俗派的力量，讓世俗派能夠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伊斯蘭派抗衡。雙方的拉鋸戰持續了十年，總理、總統走馬燈似的換了十多位，但無論誰在台上，不是缺少有效的經濟政策，就是缺少有效的執行力。沒有國家整合，沒有社會共識，誰也救不了突尼斯。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總統凱斯·賽義德上台。他曾是法學教授、制憲會議的法律顧問，也是個政治素人，2018年退休之前，從來沒參與過什麼政治活動。他不代表任何政治勢力，沒什麼競選經費，在市區找了個沒電梯的破公寓，當競選辦公室，甚至連競選集會也沒開，親自到基層挨家挨户拉票。這位總統在大選第二輪投票中，獲得了72%的選票。老百姓投他票，就是因為他乾淨，沒背景，立場上偏保守，但也不激進，“好好先生”，這是他的優勢，也是劣勢。賽義德在議會中毫無根基，他雖然反體制，但沒有明確的旗幟可以號召支持者。2019年上台之後，他花了4個多月才組建出來的政府，沒到半年就散了架。然而就算是組閣成功，議會和內閣還是不聽他的，政令不通，上台不到兩年，基本上除了組閣就沒幹別的。不過，沒幹事，也有好處，民眾的怒火發泄不到他頭上。突尼斯新冠疫情嚴重，一千多萬人口，有近60萬人感染。這頂“抗疫不力”的帽子，被牢牢地扣在了議會頭上，再加上經濟增長停滯和高失業率，突尼斯人對當初親手抬上去的議會，怨氣越來越重，又開始走上街頭。這一次，沒幹成什麼事的總統是“英雄”，“百般”阻撓的“議會”是罪人。而總統正好借坡下驢，藉着民意，把議會整個給“凍結”，磨刀霍霍，準備給突尼斯來個“換血療法”。

去年的最新民調顯示，僅有27%的突尼斯人認為生活比革命前更好，50%認為生活比十年前更糟糕。在茉莉花革命的十週年慶典上，甚至有民眾想撕掉廣場上掛出的布瓦吉吉巨幅畫像。事實證明，趕走獨裁者救不了突尼斯，伊斯蘭化也救不了突尼斯。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大刀闊斧改革、推着社會朝更進步方向前進的領袖，是能夠有機融合國家與社會的強勢組織。賽義德總統是不是“天降猛男”，是否能帶領突尼斯走向“未曾設想的道路”，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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