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底層邏輯_風聞
志伟_微雨筹谋-律师,金融专家-2021-07-28 09:16
提要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告別了前一個十年的高增長,經濟增速持續單邊下行。經濟增速下行過程中,經濟結構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從支出角度看,投資和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消費成為支撐經濟增長更重要的依託;從產業角度看,工業部門對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愈發重要的來源。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以及經濟結構的轉折性變化成為學術界密切關注和熱烈討論的問題。
在本文中,我們首先回顧了相關學術討論;其次進一步討論了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和結構變化的原因,把經濟增速變化分解為結構效應和收斂效應;然後把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增速下行與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做出了對比。
文章主要發現包括:
1**,經濟趕超初期,**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結構效應、向前沿經濟體學習的收斂效應共同促成了勞動生產率高增長。
2,隨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長,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大幅放緩,結構效應對經濟增速貢獻下降;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生產率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差距顯著收窄,特別是這些行業的高投資時期過去以後,收斂效應對經濟增速的貢獻持續下降。
**3,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與其他趕超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一致。**一是中國在農業、工業和建築業跨過了投資高峯期,中國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收窄且學習難度上升,勞動生產率提升放緩,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減速的七成。二是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放緩,再加上經濟活動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4,****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沒有脱軌。**從日、韓、中國台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沒有脱軌。儘管中國經歷了持續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與日、韓、中國台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在相似絕對收入/相對收入水平時期相比,仍處於類似水平。
**5,生產率提升動力轉換。**生產率提升從物質資本積累驅動逐漸轉向知識和技術驅動,從標準化的資本品行業轉向高端農業和製造業、IT、教育科研、醫療、金融服務業、商務服務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來自前沿經濟體的標準化學習內容下降,非標準化學習內容佔比提高,需要學習前沿經濟體經驗並結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才能夠實現生產率提升。
中國經濟增速的趨勢下行
對過去討論的回顧
1 絕對收入假説
“絕對收入假説”指出當人均絕對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以後經濟增速會台階式下降,產業結構和支出結構也會發生重大變化。
“絕對收入假説”的代表性觀點是劉世錦及其牽頭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做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核心觀點包括:
**(1)**經濟增長率通常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下台階,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中速增長階段,增長率下降幅度約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9.4%,戰後高速增長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達到11434國際元(1990年國際元,下同),之後增長率下台階,l974~1992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至3.7%,中速增長維持了18年。韓國1946~1995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8%,到l995年人均GDP達到1l850國際元,此後增長率下台階,1996~2008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為4.6%。中國台灣的經濟保持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到l989年,台灣的人均GDP為9538國際元。l990~2000年期間經濟年均增速為6.4%,與過去3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約2.7個百分點。德國(當時為聯邦德國)1947~1969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7.9%。在1969年人均GDP達到l0440國際元之後開始下台階,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長速度降至3.1%,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2)在此過程中還伴隨着顯著的結構變化。**一是產業結構明顯變化。在高速增長期,工業產出比重持續上升並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下台階後則伴隨着工業產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二是總需求結構顯著變化。高速增長期,投資比重持續上升,而下台階後投資比重隨之下降,消費比重相應上升。其原因從供給方面來看,主要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接近完成,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趨於穩定或下降,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明顯上升等;從需求角度看,大多數工業品的歷史需求峯值相繼出現。
Eichengreen et al.(2011)利用人均收入預測經濟增速的變化。他們利用1957~2007年的國際數據,構建了經濟體快速增長然後放緩的樣本。這類經濟體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人均GDP(2005年不變國際價格)超過1萬美元,二是某特定時間前7年(t-7)平均增長率超過3.5%,三是某特定時間後7年(t+7)平均增長率至少下降2個百分點。他們的研究表明,對大多數增長放緩的經濟體而言,增長放緩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和人均收入水平,僅有少數經濟體經濟增長逐漸放緩。當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1.7萬美元(按2005年不變國際價格計算)時,經濟增長率至少下降2個百分點,其估計中國將在2015年或之後不久達到這一收入水平。通過將經濟增長放緩分解為資本存量、勞動力、人力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四個方面,他們發現在經濟增長放緩前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從3.04%下降到0.09%,能夠解釋85%的經濟增長放緩。
2 相對收入假説
**“相對收入假説”以一個經濟體相對於前沿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人均收入差距來確定經濟增長潛力,強調跨國增長的“收斂”規律,**即當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逐漸接近前沿發達國家時,相對於前沿國家的學習空間(趕超空間)收窄,經濟增速會逐漸下降並收斂至與前沿國家相近的水平。
“相對收入假説”代表性觀點由林毅夫、張軍等學者提出。核心觀點包括:
林毅夫(2013;2014;2021)認為,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在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基礎上取得的結果。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過程中可以借鑑學習先發前沿國家的技術、產業和制度,其相關成本和風險都低得多。他強調中國在過去40多年高速增長的最重要決定性因素是充分利用了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所藴含的後來者優勢。中國未來發展潛力不是看現在的絕對收入水平,而是要看中國現在跟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收入水平之間的差距。中國的人均GDP相對前沿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經濟下行主要來自外部因素、週期性因素。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與金融危機之前相比也都有非常顯著的經濟下滑。林毅夫(2021)最新的研究指出,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美國同期的22.6%,相當於1946年的德國、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韓國與美國收入水平的差距,這些國家在此後16年的平均增速達到9.4%、9.2%、9.0%,由此推斷中國未來16年(從2019年算起)增長潛力也約有9%,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因素,下調至8%增長潛力。鑑於我們要實現高質量增長,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環境、城鄉差距、“卡脖子”等問題,所有增長潛力不一定全部發揮。
張軍等(2016,2017)同樣基於“收斂假説”,參考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經驗,通過中國人均收入與美國的相對差距來推算追趕空間和增長潛力。具體計算方法是,首先以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數據估算得出經濟增長與上一年人均GDP佔美國比重的函數關係;假設美國在未來20年內(從2015年算起)年均增長2%,通過中國人均GDP佔美國比重計算下一年人均GDP增長率,進而得到下一年中國人均GDP佔美國比重,如此迭代計算得到2015~2035年中國潛在增長率估算數據,結果表明中國在2030年潛在經濟增速仍能維持在5%~6%水平。
3 相對勞動生產率假説
“相對勞動生產率”假説是相對收入假説的進一步細化,其背後的理念與相對收入假説接近,白重恩和張瓊(2017)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們研究了包括日本、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台灣等4個亞洲經濟體和14個歐洲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勞均GDP)”而非“人均GDP”的跨國(地區)增長收斂規律。這18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都表現出了非常類似的相對於前沿國家收斂的特徵,隨着趕超國家相對美國勞均GDP的提高,趕超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持續放慢;扣除人口因素影響後,4個亞洲經濟體與相應階段的西歐經濟體相對美國的收斂軌跡表現相當,表明並不存在所謂的“亞洲奇蹟”,勞動生產率假説相對於人均收入假説的結果也更穩健。
數據來源:白重恩, 張瓊.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預測:兼顧跨國生產率收斂與中國勞動力特徵的供給側分析[J]. 經濟學報, 2017(4):1-27.
4 人口紅利假説
人口紅利假説,強調的不僅是勞動力投入本身對經濟潛在增長的影響,還包括人口結構變化通過影響儲蓄率(資本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率(TFP)從而影響經濟潛在增長。蔡昉及其合作者的系列研究具有代表性。
蔡昉(2016)認為,估計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應從人口結構變化角度出發,有兩方面理由:一是中國過去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對人口紅利具有高度依賴性,其作用機制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保證勞動力充分供給,撫養比下降利於形成高儲蓄率;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維持了較高資本邊際報酬率。二是與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比較,相對於人均GDP水平來説,中國人口結構轉變速度格外快,人口紅利喪失轉折點提早到來。因此,在對經濟發展階段判斷從而預測潛在增速時,需要考慮人口轉變特徵,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變化趨勢做判斷。
陸暘和蔡昉(2016)根據人口轉變趨勢及其對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基於增長核算方程估算了中國1979~2020年GDP潛在增長率,各時期平均數分別為:1979~1994年間為9.66%,1995~2010年間為10.34%,2011~2015年間下降至7.55%。預計2016~2020進一步下降至6.2%。具體原因包括:一是勞動力持續嚴重短缺導致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使單位勞動成本迅速顯著上升,資本代替勞動進程加快;二是新成長勞動力逐年減少,導致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下降;三是無限勞動供給特徵消失,導致資本勞動比的迅速提高,資本回報率顯著下降;四是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縮小,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響應減慢。
5 基於增長核算公式的解釋
這種方法主要是基於經濟增長核算公式,通過計量模型將經濟增速下行歸結為勞動、資本、全要素生產率等不同生產要素變化的影響。白重恩與張瓊(2016)、許憲春等(2020)、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2021)等都是類似方法的研究。這類研究的側重點在於對經濟增速變化的要素分解,而非解釋。這裏不再展開。
勞動生產率增速為何放慢
我們首先回答哪些因素促成了發展中經濟體在趕超初期勞動生產率的高速增長,在此基礎上再回答為什麼勞動生產率增速放慢。
1 勞動生產率高增速從何而來
**一是恩格爾效應引發的經濟結構變化,這與絕對收入水平有關。**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支出結構最突出的變化是恩格爾效應,即對農產品的消費逐漸得到滿足,更大的支出比例用於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快速擴大。工業和服務業每個勞動力附着的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對農業較高,一個普遍的規律性現象是工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
在上述兩個特徵的共同作用下,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轉移,這個過程中即便每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沒有變化,勞動力和資本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也會提高這兩個部門的份額,加總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保持在高位。以下我們把這種效應稱為結構效應。
**二是學習空間帶來的部門生產率上升,這與相對前沿國家的收入水平有關。**相對收入假説強調的是後發經濟體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收入差距越大,學習空間越大,生產率提升的空間越大。不同行業的學習空間和收斂情況有顯著區別。Herrendorf and Valentinyi(2012)利用PWT數據計算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分行業全要素生產率,他們把全部行業分為食品、資本品/設備、建築、消費品製造和服務五大類行業,發現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品/設備、建築和食品行業相對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遠大於平均差距,在消費品製造行業與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與平均差距相當,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則遠小於平均差距。一個國家在相對前沿國家低收入的時期,在食品、資本品/設備、建築、消費品製造等行業相對前沿國家的學習空間大(有的學),發展中國家通過在這些部門大規模資本積累和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容易學),可以實現快速的生產率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速保持在高位。以下我們把這種效應稱為收斂效應。
2 勞動生產率增速為何放慢
**一是結構效應的貢獻收窄。****當人均收入超過8000-9000國際元以後,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轉移趨緩,且經濟活動開始從工業向服務業部門轉移,這是我們在所有高收入經濟體中觀察到的事實。**這個過程中即便各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沒有變化,加總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也會下降。結構效應對加總生產率的貢獻較前一個時期大幅收窄甚至為負。
**二是收斂效應的貢獻下降。**隨着發展中國家在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生產能力快速提升,學習空間也在收窄,特別是當這些行業的資本積累度過高峯期以後,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和規模經濟實現生產率快速提升的階段也已經過去,勞動生產率增速會隨之下降。
服務業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和生產率提升過程有着顯著不同。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比如住宿、餐飲、旅遊、批發、零售、運輸、一般的居民生活服務業等,發展中國家在這些行業的TFP與高收入國家差距相對較小,學習和進步的空間相對較小,生產率提升速度相對緩慢(沒得學)。在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比如科研、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與上述資本品/設備、建築、食品以及消費品製造行業的明顯區別在於後者可以通過物質資本的積累和規模經濟,實現快速的生產率提升;而前者需要更復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才能實現生產率提升,生產率提升速度相對緩慢(不好學)。
勞動生產率增速的結構效應與收斂效應
隨着收入增長,在結構效應和收斂效應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勞動生產率增速會呈現出單邊下降的趨勢。這裏試圖對勞動生產率增速的變化做出拆分,觀察兩種力量對勞動生產率變化的貢獻情況。
1. 對勞動生產率的拆分
勞動生產率為總產業增加值與勞動人口之比,其倒數為單位GDP勞動投入,即勞動人口與總產業增加之比。我們將單位GDP勞動投入分解為各產業單位增加值勞動投入與產業份額乘積之和,具體如下:
根據上述公式(1),我們將勞動生產率增速變化拆分為結構效應和收斂效應。其中,結構效應是假定某年各產業勞動生產率與上年相同,加總的勞動生產率變化僅僅是由各部門產業份額變化引起的,計算公式如下式(2);收斂效應是假定某年各部門產業份額與上年相同,加總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僅僅是由各產業勞動生產率變化引起的,計算公式如下式(3);其中,i為某產業,t為某年份。
由於結構效應和收斂效應類似“二階增速”概念,即在部們份額或部門勞動生產率不變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然後再求差值。為方便比較和表述,我們將結構效應和收斂效應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稱為結構效應增速和收斂效應增速,計算公式如下式4-5。
假定某經濟體三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和產業份額如表1所示,那麼該經濟體勞動生產率的結構效應與收斂效應計算如下(僅做示例):
表1 分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就業人口占比
第一期勞動生產率增速=16%*7%+43%*9%+41%*8%=8.27%
假定第二期三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速與第一期相同,僅僅是產業份額髮生變化,則第二期勞動生產率增速=12%*7%+45%*9%+43%*8%=8.33%
假定第二期三部門產業份額與第一期相同,僅僅是勞動生產率增速發生變化,則第二期勞動生產率增速=16%*6%+43%*7%+41%*5%=6.0%
實際上,第二期勞動生產率增速=12%*6%+45%*7%+43%*5%=6.0%
由此可以看出,第二期相對第一期勞動生產率下降了2.3個百分點,其中勞動份額貢獻了0.1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率貢獻了-2.3個百分點。前者為結構效應,後者為收斂效應。
同理計算第二期到第三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變化,得到:第三期勞動生產率增速為3.6%。第三期相對第二期勞動生產率下降了2.4個百分點,其中勞動份額貢獻了-0.1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率貢獻了-2.3個百分點。前者為結構效應,後者為收斂效應。
2.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的拆分
根據以上計算方法,對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的變化進行分解,得到收斂效應與結構效應。從數據來看,收斂效應與結構效應之和與勞動生產率增速變化的絕對誤差在0.4個百分點以內,拆分結果比較可靠。本文所使用數據來自於格靈根大學的經濟轉型數據庫(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atabase,ETD)。該數據庫提供了關於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經濟體全面、長期和國際可比的分部門不變價增加值和就業數據。按照統計口徑,可將ETD中的十個行業劃分三產業:①第一產業:農業;②第二產業:採礦、製造業、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築業;③第三產業:貿易旅遊酒店、交通倉儲、金融房地產、政府服務、社區和個人服務業。
主要發現包括:**(1)中國勞動生產率經歷了從高速增長到穩步下行的過程,幾何平均增速從2002~2011年的9.8%下降至2012~2018年的6.1%。(2)**收斂效應即各部門勞動生產率減速的解釋力較強,約在70~80%。
圖1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分解
數據來源:ETD,作者計算。
對比中國經濟增速高漲和回落兩個階段,即2002~2011年(高增長期)、2012~2018年(增速回落期),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了3.7個百分點,其中結構效應貢獻了1.1個百分點,解釋了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約30%,收斂效應解釋了約70%。
表2 經濟增速下行期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拆解
資料來源:ETD,作者計算。
注:區間內增速為幾何平均增速。
勞動生產率增速變化的國際比較
1. 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我們對比了中國和部分高收入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變化軌跡。主要發現包括:(1)隨着絕對或者相對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速不斷下降,兩者呈負相關關係。(2)在相似的絕對或者相對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高於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1.3萬美元(2011年美元),中國勞動生產率5年移動平均增速為6%,類似收入水平的東亞經濟體均值為6%。
這裏的東亞地區包含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三個經濟體。歐洲地區包含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四國。結合發展時間和數據可得性,不同經濟體起始時間不同:中國為1991年,日本為1954年,韓國為1964年,中國台灣為1964年,西班牙為1957年,法國為1955年,意大利1952年,英國為1950年;終止時間均為2018年。
圖2 勞動生產率增速國際比較
數據來源:ETD、Maddison,作者計算。
2. 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收斂效應
圖3為勞動生產率收斂效應增速的國際比較,橫軸為人均不變價GDP(2011年美元),縱軸為收斂效應增速(5年移動平均)。
主要發現包括:(1)從國際經驗來看,隨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收斂效應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不斷下降,兩者呈負相關關係。(2)中國勞動生產率收斂效應高於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1.3萬美元(2011年美元),中國勞動生產率收斂效應5年移動平均增速為4.9%,東亞經濟體類似收入水平對應的勞動生產率均值4.8%。
圖3 勞動生產率收斂效應增速
數據來源:ETD、Maddison,作者計算。
3. 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結構效應
圖4為勞動生產率結構效應增速的國際比較,橫軸為人均不變價GDP(2011年美元),縱軸為結構效應增速(5年移動平均)。
**主要發現包括:****(1)從國際經驗來看,隨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結構效應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不斷下降。兩者呈負相關關係,且逐漸收斂至0。(2)中國勞動生產率收斂效應高於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1.3萬美元(2011年美元),中國勞動生產率結構效應平均增速為1%,東亞經濟體類似收入水平對應的勞動生產率均值為1%。
圖4 勞動生產率結構效應增速
數據來源:ETD、Maddison,作者計算。
**國際比較來看,我國農業就業人口偏高,或限制了人口流向服務業。**結構轉型六年內,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佔比均值為29%,遠高於東亞和西歐地區均值14%;第二產業就業佔比均值為34%,略低於東亞和西歐均值37%。第三年產業就業佔比均值為37%,明顯低於東亞和西歐均值49%。農業就業佔比偏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勞動力向服務業的轉型進程,減緩了結構效應效果。
4. 分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觀察絕對收入水平(購買力平價)與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5年移動平均)之間的關係。主要發現包括:
**(1)從國際經驗來看,隨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初始階段較高且降幅緩和,即便是在人均收入20000美元以後勞動生產率仍能保持4-5%的增速;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初始階段最高(超過5%),後續的下降也較為顯著;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在初始階段不高(2~3%),後續持續下降。
**(2)**2018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4萬美元(2017年美元,購買力平價)時,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接近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為5.1%;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低於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為4.8%;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為5.0%。
圖5 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
數據來源:ETD、PWT,作者計算。
圖6 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
數據來源:ETD、PWT,作者計算。
圖7 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
數據來源:ETD、PWT,作者計算。
五點啓示
通過以上對中國經濟增速和勞動生產率增速的討論以及國際比較,能得出以下幾點啓示。
1,經濟趕超初期,多重力量促成高增長。一是結構效應,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帶動加總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二是收斂效應,**特別是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相對高收入國家生產率差距大,且可以通過學習前沿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藉助大量物質資本積累和規模經濟效應,實現這些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三是人口紅利。**在較多趕超成功經濟體的發展初期,人口快速增長且人口年齡結構處於有利條件,這也有利於GDP增速提升。
**2,隨着收入水平提升,經濟增速放緩是規律性現象。**隨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長,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大幅放緩,結構效應對經濟增速貢獻下降;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生產率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差距顯著收窄,**特別是在這些行業高投資時期過去以後,勞動生產率增速隨之顯著放緩,**收斂效應對經濟增速的貢獻也在下降。
**3,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與高收入經濟體類似。**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可以分解為人口因素和就業因素所帶來的經濟增速下行和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而後者是主因。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在農業、工業和建築業(相對於前沿經濟體的生產率差距較大,可以通過學習前沿經濟體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大量的投資和規模效應實現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跨過了發展高峯期,中國相對前沿經濟體的學習空間收窄且學習難度上升,勞動生產率提升放緩,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減速的七成。二是經濟活動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放緩,再加上經濟活動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即便是在各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速沒有變化的情況下,也會帶來加總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解釋了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4,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沒有脱軌。**從日、韓、中國台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沒有脱軌。儘管中國經歷了持續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與日、韓、中國台灣和部分歐洲經濟體在相似絕對收入/相對收入水平時期相比,仍處於類似水平。
**5,生產率提升動力轉換。**生產率提升從物質資本積累驅動逐漸轉向知識和技術驅動,從標準化的資本品行業轉向高端農業和製造業、IT、教育科研、醫療、金融服務業、商務服務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來自前沿經濟體的標準化學習內容下降,非標準化內容佔比提高,需要學習前沿經濟體經驗並結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才能夠實現生產率提升。
轉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作者 -- 張斌****朱鶴 張佳佳 鍾益 CF40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