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嚴防死守又不能隨意採極端化措施_風聞

　　連日來伴隨全員核酸檢測的推進，由南京祿口機場發端的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數持續增加，截至二十六日已超過百例，疫情已波及五省九市。其中有中山市一例由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珠海市一例無症狀感染。由於此兩宗病例與澳門的距離較近，可以説是「殺到埋身」，而且澳門居民與該兩地居民的來往密切，尤其是珠海市一例，其活動區域也是一些澳門居民經常活動甚至是居住之處，因而引發部分澳門居民緊張，擔心會蔓延擴散到澳門，因而透過各種渠道反映其憂慮，並提出了應對要求，包括縮短核酸檢測有效期，限制出入境甚至是極端化的「封關」。

　　澳門特區政府的應對措施，是防疫措施要「適度」，風險不應無限放大。亦即是既要嚴防死守，又不能搞極端化措施。這是符合辯證法的原理的。

　　實際上，在前日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新聞發佈會上，衞生局局長羅奕龍就表示，一方面，澳門與珠海之間的人員往來很頻繁，不少居民、外僱住在新增個案的珠海、中山，澳門出現社區傳播風險增加。因此，「我們一定要有風險意識，澳門任何時間都可能出現社區個案。」另一方面，防疫措施一定要「適度」。「我們的任何措施其實已經是提前準備，亦都叫超前處理。」羅奕龍提出，不可能將任何風險「無限放大」後，推出「極端措施」；因為，任何防疫措施都會限制一些人士。譬如，不容許通關好似達致防疫；但是，居民的生活未必維持。因此，政府決定任何政策，肯定基於科學的風險評估和「公共利益」。「如果大多數人通過政策得到最大利益，我們一定去維持。」羅奕龍提出，限制出入境好似在防疫上成功；但是，令居住在珠海的市民的日常生活都維持不到，是否應該如此？羅奕龍指出，不能想到甚麼就做甚麼；否則，便是「自亂陣腳」。雖然未來不排除將會採取任何措施，但要視乎是否「適度」。因而在知悉珠海新增個案後，已經已多次調整政策。

　　這就是適當的思考着力點，適度的決策措施。既實事求是，又科學合理。實際上，從目前已知資料看，此染症二人分別從南京乘搭航機回到中山、珠海後，有關當局很快就通過嚴密的防控網絡得悉信息，並立即部署嚴謹的防控措施。中山、珠海兩市在查清兩人分別的活動軌跡，並將其曾到訪的場所列為封控區域，實施十四日的封閉管理，只准進不準出的同時，兩市都進行全員核酸檢測。據珠海傳媒報道，截至昨日下午五時，全市核酸檢測累計採樣一百零八點七五萬人，當中八十六點八萬人的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其餘二十一點九萬多人未有核檢結果。另外，珠海當局根據疫情防控大數據分析結果，將曾與感染新冠個案在防控重點區域同一時間停留超過三十分鐘的市民，大約三點五萬人的粵康碼轉為黃碼，這些人士必須在三天內到珠海市二級以上綜合醫院的黃碼專區，以單檢方式免費接受二次相隔二十四小時的核酸檢測免費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後將轉回綠碼。而黃碼人士則無需隔離，但應暫停聚餐、參加會議等集體活動，車站、商場等各類公共場所，以及學校、院舍等拒絕黃碼人士進入。

　　在此及時和嚴密的防控措施下，病毒並未在中山、珠海社區擴散。這除了是兩市的部署及時和得當之外，也有可能是患者已有接種疫苗，在自身感染後的症狀沒有未接種者那樣重症的同時，對他人的傳播能力也相對下降，因而尚未「來得及」傳播給周圍的人士。雖然這還只是暫時的，不排除未來日後會有任何的變化，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還是相對保險的。在保證本市不會發生疫情擴散的同時，也防範傳播外流到澳門，是負責任的態度及作為。

　　而且，中山和珠海兩市，也及時將相關疫情通告了澳門，澳門應變協調中心也當即跟進，並一再呼籲在相應期間內曾與珠海新增個案的活動軌跡有重迭，或曾到過有關場所的人士申報，衞生局將盡快聯絡相關人士在未來七天安排三次核酸檢測。截至昨日上午十時，有一千四百三十人申報「珠海—與病例行程重迭」。此外，更是對在七月十四日或之後到過南京祿口機場的在澳人士，進行醫學觀察，到昨日中午十二時，已有一百四十四人獲安排醫學觀察，當中十人是新措施實施前正接受醫學觀察。

　　這就是愈趨成熟，合理及科學化的防控措施。既嚴防死守，又不走極端化，將對民眾的生活、工作、學習、休息的影響，降至最低。這也正是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感染率及死亡率都是最低最小的主要原因。而澳門特區政府月前策劃的分區分級防控機制，在健康碼中列入所住樓宇的做法，就正是參照了內地這個成功經驗。日後澳門即使發現本土病例，就並非是「全城戒備」，而只是針對發現病例的小區域進行嚴控管理，而且還要根據其病情及擴散程度，劃分等級，這才是科學合理的做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目前效果情況來看，這一套方式是適合的。既嚴防死守，力爭不會發生本土病例感染，並也將防控措施對市民的影響降至最低。尤其是去年與內地各口岸的「準封關」，對人們所造成的困擾，大家都已有切身的感受，尤其是有部份澳門居民及外僱是在澳門上班、珠海住宿的，「封關」對他們來説，就是「有家歸不得」，不符人道精神，而且也增加社會及僱主的負擔。

　　其實，現在有所冒頭的「收緊入境政策」訴求，在去年就曾引發自我矛盾之戰。有些人的眼光只是緊盯着腳趾尖，在內地尚未實施入境隔離措施之前，一會兒就向特區政府施加「封關」的壓力，這等於是斷了其所服務的博彩業的「米路」；另一方面當真的實行隔離醫學觀察的「半封關」措施，導致博彩業經營困難，其僱主不得已採取緊縮措施之後，就「喊冤喊屈」，要求僱主體恤。這端的是自相矛盾。僱主本身在經營困難，自顧不暇之下，固然要照顧員工，但更應互相體諒。由於前段期間，廣州和佛山等地突然爆發新一輪疫情，加緊了對出入境的檢疫管制，就導致博彩業收益未能符合二零二一年度的財政收入預算。這就更需要實施適度的防疫措施，不應無限放大疫情風險，要相信內地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的防控能力。當然，為了自身及全體「澳人」的健康及生命安全着想，應當進一步提高疫苗的接種率，以便建立羣體免疫屏障。

　　我們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上月間廣州爆發的新一輪疫情，是傳播力極強的印度變異毒株，但在充分發揮制度優越性後，終於降服了毒魔，而且沒有一例死亡。而同一時間在我國台灣地區，也爆發了新一輪疫情，是毒性及傳播力較弱的英國變異毒株，後來怎樣？大家有目共睹，單是死亡的個案就有近八百宗，打爛了民進黨當局「防疫模範生」的「齋砵」。當時民進黨當局拒絕參照大陸的各種有效抗疫方式，就是要在「反中」情結的基礎上，與大陸的制度「別苗頭」，以凸顯「民主制度抗疫」的「成功」，結果卻是一敗塗地。

　　因此，只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一國兩制」方針作保障，有行政長官和澳門特區政府繼續堅持鍾南山院士授予的正確防控方式，有全體「澳人」的自覺行動，相信能夠戰勝此一關，保證防疫與正常生活生產兩不誤，雙管齊下。　　我們就能高唱「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