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殖民：“家”的平台化_風聞

“ 本期 / 導讀  ”

在本期推送中，我們為你準備了今年發表於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信息，傳播 & 社會》）上的一篇文章。時至今日，對“智能家居”（smart home）的關注和暢想當然算不得什麼新鮮事。不過，隨着物聯網數字技術的繁榮發展，原本單純、温情脈脈的“家”也逐漸成為一個被平台資本主義日益侵蝕之地。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的問題是：**技術對家庭生活的改造是否已經傷害了“家”最核心的特質？**作者通過對谷歌和亞馬遜提供的家庭式的羣組賬户進行分析，提出平台上的“家”是一種經由設計的、對家庭生活的模擬，它不僅是家庭消費的載體，也是消費家庭生活的載體。藉助家庭社會學，作者認為平台技術可能使得家庭成員手中的權力得到重新配置，並進一步改造家庭規範、影響家庭生活。

我們為你摘譯了這篇隨筆的核心觀點，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幫你思考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你希望閲讀全文，請在公眾號內回覆**“家”**。

參考文獻：Goulden, M. (2021). ‘Delete the family’: platform families and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smart hom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7), 903-920.

看到這篇文章的題目時，不知道你是否像我一樣，不禁反思：我們的家被平台及其技術侵入了嗎？最顯見的，如果你的家裏每天充斥着“小度、小度”這樣魔性的喚醒詞，你的家幾乎是肯定被“攻佔”了。但如果你的家尚且沒被此類的智能助手“俘獲”，也並不意味着平台技術尚未侵入，因為物聯網（IoT）這張大網早已將許許多多的物編織了進去。

雖然上述這段文字充滿軍事化隱喻，但它卻無法説明物聯網技術的本質，相反，它更適用於形容物聯網所依託的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其開放和去中心化的設計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科學和軍事目標。相比之下，物聯網則是一種集中式的、以獲得商業價值為目標的設計，它擁有專門的“圍牆花園”（walled garden）技術和專屬的信息流。那麼，誰是這“圍牆花園”的擁有者？它又是以何種形式達成其商業目標？在此過程中會產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嗎？

通過對“家”和智能家居的反思，作者試圖回答上述問題。20世紀中葉的功能主義理論強調，西方工業化社會的現代家庭以“核心家庭”（nuclear）為結構。家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個人在其中完成自身的社會化，其物質和情感需求也在家庭中得到滿足。此外，性別決定家庭角色，丈夫一般是掙錢養家者，妻子則是家庭照顧者。然而，研究家庭的社會學家認為，這種説法存在嚴重缺陷：它描繪的是美國郊區的白人中產階級理想中的家庭，遮蔽了貧窮、種族、階級和性別等多樣化的家庭差異和衝突。

隨着家庭社會學家研究的深入，更多元的家庭結構、家庭角色的變異已成為該學科和其他相關學科下的重要議題。其中，與本文緊密相關的是研究者Morgan的觀點，他認為：家庭是一種實踐。家庭成員及其家庭實踐之間存在着一種同構關係，只有在不斷的實踐中，家庭才得以存在。醫療、教育問題的介入以及家庭工作屬性的喪失使得“家”逐漸被更多的外部因素影響。不僅如此，隨着信息通信技術、消費主義的發展以及人們對舒適和便利的期望不斷上升，家庭成為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物質組合（socio-materially complex assemblages）。

亞馬遜家庭（Amazon Household）和谷歌家庭（Google Families）支持分享數字內容、協調家庭活動。在兩家公司的生態系統中，它們都擔任着與其他智能家居硬件互補的角色。因此，作者將依託於亞馬遜家庭和谷歌家庭完成的實踐分為兩組：（1）媒介共享消費實踐；（2）通過管理其他成員和網絡設備來協調日常活動的實踐。

總的來説，亞馬遜家庭和谷歌家庭都起到基本的“腳手架”作用。亞馬遜將家庭成員按年齡分為三種角色：成人（18 歲及以上），青少年（13-17週歲），兒童（13歲以下）。一個“家庭”中可以容納十位成員（包括2名成人、4名青少年和4名兒童）。相較而言，谷歌“家庭”只可容納6個成員，家庭成員角色包括一名家庭經理、一名家長和其他四個家庭成員。這兩組“家庭”的共性在於，不同的家庭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支持，但整體上都呈現出層級式的特徵（見下圖）。

首先來看分享行為。在亞馬遜家庭和谷歌家庭中，支持分享的內容必須已被納入數字版權管理（DRM）之中，包括亞馬遜和谷歌現在都在銷售的電影、電視節目、書籍、音樂和應用程序。有趣的是，數字內容的共享只能在擁有支付選項的成人賬户之間進行。換言之，信用卡是平台親密度的衡量標準，它暗示着，如果家庭成員願意讓對方知道彼此的財務狀況，那麼他們就能夠組成彼此信任的“合法”家庭（legitimate family）。換言之，以前那種父輩、子輩間傳閲、推薦或（未經批准的）“借用”彼此的CD、黑膠唱片、DVD、紙質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家”本身的利他性、相互性、支持性和社會性正在被重新整合為一種統一的標準。

第二組實踐涉及的是家庭管理，管理對象既包括家庭成員，也包括家庭物品。這裏也充分顯示出“家庭”系列是如何與其他智能家居產品聯動的。比如，谷歌助手可以識別多達6種（與谷歌家庭成員的體量相匹配）個人聲音，並將它們分配到與之對應的用户賬户，從而實現對共享設備的個性化控制。如上所述，亞馬遜家庭和谷歌家庭都預設了一種家庭內部的等級關係。亞馬遜的成人賬户可以控制兒童賬户能夠訪問的媒介和應用程序、查看他們的瀏覽歷史、設置帳户使用的時間限制，並設置“教育目標”——遊戲化機制，為其閲讀的書籍設置目標，並獎勵遵守成就勳章的孩子。谷歌家庭的功能與此類似，家長和家庭經理可以查看家庭成員的購買記錄，並且有權對後者的購買行為進行控制。與共享實踐一樣，平台同時打破了現有的家庭管理實踐，將平台進一步嵌入到家庭生活中。

除了對家庭實踐進行重新配置以外，智能家庭也參與到家庭維護或隔離的實踐當中。Morgan認為，家庭不是一種抽象的結構，而是“在塑造家庭生活本身的過程中”，由自我認同的成員應用的一種理念。“生活”在這裏包括三種相互交織的形式：生活事件、生活規律以及規範生活。其中，“生活事件”是指家庭形成和改造的主要人生歷程，包括出生、死亡、結婚和離婚；“生活規律”涉及日常瑣事，包括吃飯時間、上學時間、看電影安排和家務；而規範生活定義了何為家庭生活中的“正常”之舉。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智能家庭如何介入“生活”之中。

在智能家庭中，父母雙方的賬户都有權力移除其合作賬户。一旦被移除，個人就從定製化的數字家庭中消失了。他們沒有追索權，還會失去對青少年或兒童帳户的控制權。不過，他（她）還是可以繼續消費自己所購買的電子產品，也可以看見自己上傳過的家庭照片，除此之外的其他東西全部隱藏。而且，在離開/被逐出一個家庭後，他（她）在180天內不得加入另一個家庭。

在把一個成年人從智能家庭中分離出來時，這種分離可以解讀為關係破裂，在婚姻之下，這種破裂可能指向離婚。在Morgan的類型學中，這些都是生活事件，但隨着原本的家庭結構被破壞，它們也對生活規律也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比如，成人之間的關係破裂後，兒童和青少年看待原本全家標記的諸如“下次作文得‘優’爸爸媽媽就帶我們去迪士尼遊玩”等電子日程表時，可能會形成多次的情感捲入。

而且，相比於現實生活中婚姻破裂後雙方權力分配的不確定性，在亞馬遜家庭內部，由於父母雙方的權力平行，誰先點擊“驅逐”，誰就佔得先機；而在谷歌家庭中，創建原始“家族經理”賬户的個人將永遠擁有最終權力。因此可以説，在智能家庭中，資源的再分配是先決的，不涉及現實婚姻關係中強調的種種義務。在平台上，家族成員間的情感和實際聯繫可以被輕鬆地解綁，就像商業訂閲一樣。

隨着技術對家乃至人們最寶貴的價值的侵入和改寫，人們自然有所失又有所得。這篇文章再一次地督促我們時時反思。讓我們以學者Bowker和Star的一小段討論作結：

我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分類工作，並對此習以為常。一種標準或類別的確定意味着人們接受了某種觀點，於此同時，另一種觀點便趨於沉寂。這本身並非壞事——事實上，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因為這種選擇合乎道德，因此它是危險的——不是壞事，而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