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雪蓮 | 打破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道路選擇_風聞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國際格局出現轉型，世界的不確定性增強，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全球性危機進一步加深了世界的裂痕。“強權政治、冷戰思維沉渣泛起，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橫行，人類發展面臨空前風險挑戰，國際形勢進入動盪變革期。”從大國關係來看，中美關係從2017年的貿易摩擦開始出現緊張狀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特朗普政府更是將矛頭指向中國，使中美兩國的分歧從貿易進一步延伸到科技、意識形態、社會等多領域。而這種衝突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國家盛行的權力鬥爭的邏輯，即“國強必霸”。按照這種邏輯，中國崛起後必然追求地區乃至全球的霸權，從而威脅到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利益。那麼，中國一定會按照西方的邏輯走傳統大國“國強必霸”的道路嗎？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面臨什麼樣的內外環境？其展示了什麼樣不同的選擇

大國外交與國強必霸

將大國外交與國強必霸相聯繫源自傳統大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世界體系中的大國幾經更替，但它們無一例外地都走上了通過殖民掠奪積累原始資本、通過大國競爭角逐世界霸權的道路，於是強國壓迫弱國和大國間終會相鬥也就成了大國外交的標籤。雖然冷戰結束很長時間了，但是權力鬥爭的邏輯仍然支配着一些國家的外交思維，尤其是在權力結構發生轉變的時候。

（一）大國及大國外交的基本任務

大國是大國外交的基礎。從概念來看，“大”是與“小”相對的特徵，大國在比較中得以確認。通過比較國際體系內的國家，依據一定的分類標準可以將它們劃分為大國和非大國。那麼，哪些國家可以被視為大國？在單元層次上，大國的資源稟賦常常更為優越，“如在人口、領土範圍、工業資源、社會組織、歷史傳統以及志在強大的決心上”比一般國家強大。同時，大國整合資源的能力和運用資源的意願也明顯強於其他國家，從而形成大國優勢。從這一角度來説，大國應該是強國，是已經建立了“有效的政治制度、堅實的經濟基礎與實質性的民族凝聚力”的國家。對內來看，大國可以“持續地吸取社會財富和資源和調控社會，以穩定促發展”；對外來看，大國可以“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有效地以從疆域內的社會中吸取的財富和資源運用於國際領域，抵禦風險，應對挑戰，贏得競爭”。在體系層次上，大國是國際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國家，它們的一舉一動關乎國際體系的整體運行，對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是“決定體系性質、內涵和走向的‘主導者’和‘建構者’”；而小國則不具備這種關涉全局的影響力，更多的“是國際體系的被動‘接受者’和‘服從者’”。這也使大國往往擁有比小國更為強烈的對外行動意願，其外交政策考慮的地理範圍也比小國更廣闊，它們“宣稱自己擁有或者被賦予這樣一種權利，即在涉及整個國際體系的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發揮着決定性作用。它們負有義務根據所承擔的管理責任對自己的政策加以調整，而且其他國家也認為大國有這個義務”。據此，本文界定的大國接近於國際體系中的“極”，是系統中的關鍵國家。

大國的概念為大國外交的基本任務作出了限定。在單元層次上，大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實現國家的實力增長。首先，國家並不會自動成為國際體系中的“極”，這需要國家的盡力爭取，因此大國外交的第一個任務是確保獲取並保持大國地位。為此，大國外交一方面要助力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防止因自身的發展後勁不足而退出大國行列；另一方面是幫助國家獲得在體系內深度參與國際事務的合法性，避免因國際孤立而難以獲得實質上的大國地位。其次，實現國力增長需要有效維護國家利益，這是大國基於國家生存發展考量的內生需求。因此，維護大國利益也是大國外交的核心任務。大國利益是根據本國的實力地位來界定的，在本國安全與發展的基礎之上，還包含了大國的擴展利益，即對國際影響力的追求。

在體系層次上，大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發揮大國在體系內的重要作用。首先，通過推廣自己認可的價值觀來塑造國際秩序既是大國的主觀願望，也是國際體系賦予大國的行動空間，因此大國外交注重大國意志的推廣。為此，大國依據本國的價值偏好影響國際議程的設置、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國際規範的設立，並儘可能地確保這樣的國際秩序安排得到其他國家的廣泛接受，以更容易地使其他國家的行為符合自己的預期，確立自己行使大國權利的合法性基礎。與此同時，大國總是期望本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得到他國的認可、尊重甚至效仿，以樹立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榜樣形象並確立自己的大國影響。其次，履行國際義務承擔大國責任是大國外交區別於小國外交的基本方面，促進國際公益、推動國際體系的良性發展是大國需要為國際社會作出的貢獻，是體系層次賦予大國外交最為重要的任務。一方面，在國際社會的基本運行中，大國需要積極為國際社會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這些產品範圍涉及國際關係中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在發生國際危機或國際安全問題時，大國需要通過“負責任的保護”扛起“保護的責任”。如開展國際救援行動、提供有效的國際援助，通過參與和領導全球治理確保地區和全球層面的和平與發展，維護世界秩序的穩定。

（二）傳統大國外交中的國強必霸邏輯

大國外交的基本任務是所有大國都需要面對的，但如何實現以上外交目標，各國可以使用不同方式。縱觀傳統大國外交的歷史，上述目標的實現總是伴隨着大國對小國的掠奪和大國之間的爭鬥，體現出控制國際關係、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國強必霸”的核心特徵。從大國外交的普遍性出發，傳統大國外交中的國強必霸邏輯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 在大國地位的獲取和維持方面，錯置的利己主義使大國外交從常規的國家間競爭走向失控的大國競爭。

獲得和維持大國地位是為了保護和增進自身的實力和相對權力優勢，但傳統大國的爭霸心態常使其利己行為產生偏差，形成一種錯置的利己主義，將本應為提升實力服務的國際競爭當作大國外交的終極目標，為了贏得國際競爭而不計後果地將資源投入其中。具體來説，一方面，傳統大國的崛起與在世界範圍內搶佔殖民地密不可分，並以殖民擴張為主要手段汲取國際資源實現利己目的。大國的命運與殖民地的多寡及產出綁定，對殖民地的爭奪也成了引發大國間矛盾衝突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在追求體系認可時，歷史上傳統大國對大國地位的追求在本質上往往是對霸權國這一特殊位置的追求，因而大國對國家間的相對實力變化十分關注，具有優勢地位的國家對潛在崛起國充滿防範，而崛起國又試圖通過以戰勝守成國的方式成為新的霸主。因此，傳統大國外交的歷史表明，這種錯置的利己主義會使大國競爭走向失控，甚至爆發戰爭，最終導致大國的衰落。

2. 在大國利益的維護方面，無限的利益界定使大國外交從正常的利益維護走向不加約束的利益霸佔。

在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時，大國總是有擴大自己利益範圍的野心，也有將大國的擴展利益當作國家核心利益的衝動。從傳統大國外交來看，他們對自己界定的國家利益的追求往往是建立在強權政治的基礎上的，並呈現出明顯的區別對待，大國的傲慢突出地體現在其與小國的交往中。如歐洲歷史上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先後三次瓜分波蘭；“二戰”前夕的“慕尼黑陰謀”中英法等大國推行綏靖政策，為了安撫德國而隨意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甚至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共識的21世紀，美國仍然打着反恐的旗號悍然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傳統大國外交充滿了對小國的干涉、侵略和征服。更重要的是，傳統大國外交顯示出的西方大國內在的深刻偏見到現在也沒有徹底消除：當前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包含了“對非殖民化的漠視甚至反對，對獨裁統治的支持，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幹預，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國際多邊主義的選擇性支持和敵視”，傳統大國始終沒有真正做到尊重主權平等的國際關係準則。

3. 在大國意志的推廣方面，擴張性的國際改造熱情使大國外交從適當的文化傳播走向文化霸權主義。

傳統大國把不同國家的制度和文化劃分為三六九等，將自己認可的文化包裝為高等文明，而將其他文化描述為洪水猛獸。這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大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如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意識形態為標準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通過代理人戰爭在全球推行本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迫使他國選邊站隊。二是大國對小國的強制文化輸出。傳統大國如美國“深信自己國內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實施這些原則對他國有益無害”。此外，“一戰”後國際聯盟的創設使西方大國開始嘗試建立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來安排國際事務，以實現它們的國際秩序追求，這也逐漸成為大國推行價值理念的重要方式。但西方大國對自由民主的傳播方式並非是自由民主的，“從殖民時期到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秩序一直是通過脅迫手段（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強加給別國的”。

4. 在大國責任的承擔方面，工具性利他主義21使大國外交從負責任大國走向不負責任大國。

在近現代國際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世界和平的維護與國際秩序的形成常常不是因為大國將之當作自身應肩負的責任並通過主動規劃設計形成的結果，而是大國競爭的產物，是大國追逐自身利益的副產品。隨着國際社會的成熟，在國際共有觀念的指引下，大國要承擔國際責任逐漸成為各國的共識。然而在現實中，大國的承諾並不是總能得到很好的兑現。其一，大國有逃避承擔國際責任的可能。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美國停止對世界衞生組織的資助等行為。其二，大國有藉助承擔國際責任追求私利的傾向。傳統大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具有三大明顯的缺陷：“私物化”問題、“次優性”問題、“強制搭車”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很難體現出大國的公共責任。承擔大國責任帶有明顯的促進國際公益的導向，但傳統大國的行動卻時常出現偏差，甚至成為國際社會的攪局者。它們在履行國際責任時常常摻雜着推卸責任和謀取私利的意圖和行為，而在面對新興大國時又試圖轉嫁國際責任以減少自己的負擔。這種隱性的借利他主義之名行利己主義之實的行為表明，大國衰落的主要原因不是對國際責任的過度承擔，而是對自身利益的無限追逐。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進的內外環境

對傳統大國來説，在權力邏輯為主導的現實主義思維下，都走了一條“國強必霸”的外交之路，並將其視為普遍規律。在他們的思維邏輯中，大國只要崛起，就必然追求霸權之路，因為只要獲得霸權，就會有豐厚回報。正是這種對可觀收益的強烈預期，使傳統大國常常枉顧國際道義而推行霸權主義。但中國推進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面臨着與西方大國興起時代全然不同的內外條件，使得這條路徑既是行不通的，也是中國不願走的。時代的變化使國強必霸的做法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抵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華文化以義為先的傳統也使中國從內心抗拒這條會給其他國家帶去苦難的飽受爭議的道路。

（一）百年大變局中的世界需求

處於百年大變局中的國際社會以更高的標準來審視大國的國際行為，這意味着大國要作出的國際承諾與之前的傳統大國外交大不相同，需要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從理念、內容和方式上全面創新負責任的外交實踐。更確切地説，百年大變局預示着世界正在從增量擴張時代轉向存量優化時代，前者是從無到有的過程，而後者則是從有到優的過程，這一轉變至少在三個方面影響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推進。

**1.相對於以往的領土爭奪，世界對生產力提升的訴求更為突出。**在增量時代，也就是近代傳統大國興起的時代，社會是圍繞着土地組織起來的，整個世界範圍內“農業是佔壓倒優勢的經濟活動”，“政治權力的基礎是控制土地，調動農業盈餘，並將其轉化為軍事權力”。在這樣的社會中，“成功的戰爭產生了明顯的收穫：對領土的控制——增加土地和相關勞動力——直接增加了經濟和政治權力。與潛在的回報相比，至少對贏家來説，成本很小”，這能導致一國國力的顯著上升甚至發生根本性改變。所以在增量時代，傳統大國外交的擴張方式總是以領土征服為主，通過建立殖民地、劃分勢力範圍獲取財富和權力，以敲詐勒索和割地賠款取得資本原始積累。而且由於世界整體生產力低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根本無力反抗船堅炮利的宗主國的壓迫，即使組織起反抗鬥爭也會因實力弱小而容易被撲滅，因此他們無法對宗主國提出更高的道義要求。然而在當前的存量時代，國家領土的確定性已經成為共識，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也完全改變了國家獲得財富和權力的方式，大國通過戰爭增加領土控制獲得巨大收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對現在的大國而言，“當前和未來的諸多最為重要的問題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取決於誰佔有一塊領土，而更取決於它在這一領土上做了什麼”，大國外交亟須創新獲益方式。與此同時，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着沉重的發展任務，提升生產力是它們的迫切需求，也組織起來要求大國對其提供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幫助落後國家改善困境實現發展目標不僅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大國的新訴求，也是大國贏得國際支持的新鑰匙。

**2.國際社會日趨完善成熟，世界對公平正義的要求更為突出。**增量時代是現代國際社會的形成時期，是布爾所説的國際體系的基本要素——主權國家、在主權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基礎上形成的國際體系和主權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接受的規則和秩序——從西歐逐漸向世界擴散的階段，整個世界都處於接受並吸收消化這些觀念、制度的過程中，能夠與這些觀念、制度開展競爭的對手幾乎沒有。而當前的存量時代，既有國際規範和制度已經深入人心，不僅形成了全球範圍的國際體系，而且全球範圍的社會運動也在興起，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行為體逐漸發現既有的國際安排還存在種種缺陷，很多中小國家的需求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國家間的平等雖然得到了程序上的承認，但在實踐中卻屢遭忽視。因此，當前世界不缺乏國際規範、制度和秩序，而缺乏更加體現國際公平正義的國際規範、制度和秩序。國際社會對大國的要求也不再是提供規則，而是創新規範、制度和秩序，優化其內涵、結構與分配。在國家間的互動關係方面，增量時代被國家頻頻選擇的大國戰爭在存量時代被視為需要盡力避免的悲劇，大國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包括經濟、科技、文化等在內的多領域的競合關係，管控大國競爭已經成為大國國際責任的一部分。同時，在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上，增量時代大國對小國赤裸裸的壓榨在存量時代被視為非法，小國抗爭大國剝削的力量在增強，對約束大國權力的要求變得更加嚴格。

**3.新興國家的羣體性崛起使世界對權力分享和責任共擔的需求更為突出。**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傳統大國都是西方國家，大國外交也是西方大國的外交，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21世紀新興國家的羣體性崛起。現在大國的範圍被擴展了，在地理上不再侷限於西方世界，有更多的非西方國家衝破權力壁壘發展為體系內舉足輕重的國家。增量時代是大國間關係佔據主要地位的時代，由於大國的競爭者相對較少且能力較弱，只要可以在大國間的競爭中獲得勝利就可以支配世界事務，大國外交奉行贏者通吃的規則。但在存量時代，傳統大國的特權已不再適用，而新崛起的國家也將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如前所述的國際規範約束大國權力的傾向將增強；另一方面，參與解決國際安全問題和應對國際危機的國際責任也將增強。正如唐世平所説，新興大國的任務十分艱鉅，“它既要滿足其民眾日益高漲的期望，又需要同時讓那個經常要求過分並且咄咄逼人的霸權國放心”。存量時代的新舊大國之間形成了新興大國要求傳統大國分享權力，而傳統大國要求新興大國共擔責任的局面，最終使得所有大國都要學會分享權力、共擔責任。

世界轉向存量優化時代表明，大國外交必須徹底拋棄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堅持互利共贏。這既是中國對自己的要求——中國不願意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也是時代變化的要求——存量優化時代使中國不能走國強必霸的老路。

（二）中國和平崛起進程的內生基礎

與傳統大國的外交相比，中國的大國外交必然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從“國強必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中國對自身的實力侷限有着清醒的認識，“國強”仍然是中國的長期追求；另一方面，中國對自己是不是通過霸權路徑崛起的問題，回答始終是否定的。實現和平崛起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踐目標，而“稱霸”這一選項中國則從未予以考慮。

**1.從“國強”的基礎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國內建設和提升自我能力仍是中國的主要關切。**其一，從中國的物質實力來看，雖然綜合國力已經達到了可以被稱為大國的水平，但人均發展的低水平表明中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仍然是當前中國的主要任務。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中國對自身發展問題的清醒認識。國內問題的持續存在使得中國很難迅速將大量的精力和資源轉投到國際事務中去。此外，中國的國家統一還未實現，陸地領土和海洋領土爭端依然存在，以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核心的傳統安全依然是中國崛起進程中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其二，就中國的國際能力而言，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是與過去的中國相較而言的，但橫向上看在地區及全球範圍的利益佈局和影響力發揮等方面並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當前的中國是在大國拒絕分享世界事務主導權，而小國期待獲得世界事務話語權的新時代中推進大國外交。一方面，在多邊交往中，中國與傳統大國在國際議程設置、國際規則制定、國際話語體系構建等方面的能力差距依然很大。另一方面，在雙邊交往中，很多國家的對華政策並未形成友好且穩定的共識。尤其是一些多黨制國家，常在國內的政黨競爭和輪替中打對華政策牌，有些甚至發起和（或）參與對華遏制網絡。正如蘇長和所提示的，“如何讓多黨輪流執政國家在對華政策上形成共識，像巴基斯坦等國家那樣，無論任何政黨上台，都不會將損害與中國的關係作為政黨的外交選項，成為新時期中國大國外交需要面對的課題”。

其三，從中國外交的理論和實踐能力來看，一方面，中國仍處於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的起步階段，沒有形成系統的學術知識，甚至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出前的一段時期內對中國的大國身份充滿猶豫。方向明就曾認為，中國外交面臨着“兩難處境”：雖然以大國的身份加入國際制度並承擔一定責任與義務，但中國的利益訴求又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同，只能做出並履行有限承諾。現在，中國對自身的大國身份已不再猶豫，也比猶豫期具有了更強的實力，但總體來説，猶豫期所面臨的只能承擔“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這一現實困難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實踐上中國還處於開創大國外交新路徑的摸索階段。與創立了近代外交制度並掌握着當前國際事務主要話語權的西方大國相比，中國才剛剛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缺乏充足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國外交經驗積累。而且，中國的大國外交實踐才剛開始顯示出面向全球的外交嘗試，對很多全球性問題既無能力也無意願涉足，尤其是在展示大國軍事威懾的領域。

2.從“稱霸”的意願來看，中國從未將稱霸當作戰略目標，卻始終堅定地要成為國際社會中的負責任大國。這是因為，其一，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國家性質決定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對平等、公平、正義的追求。與“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樣，以強凌弱、強強相鬥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反對剝削與壓迫，以實現人們在經濟、政治、社會等諸方面的平等為奮鬥目標”。這種基本價值取向使中國不願以頤指氣使的傲慢態度對待廣大中小國家，也不願用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的零和博弈思維與體系內的其他大國相處，而是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則，以正確義利觀探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道路。

其二，中國是擁有悠久文明的東方國家，這使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兼容幷蓄、和合共生的底色。古代以儒家文化為核心構建起來的東亞秩序具有“大小國家各安其位，小國尊大，大國容小，政治和經濟上相互往來，基本保持了和平”的特徵。當代中國在交往中更是將中國文化崇尚和諧的一面發揚光大，以求更好地體現出“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誠信正義、立己達人等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價值，讓世界感受到中國外交的胸懷和氣度，給國際關係帶來新風範、注入正能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可見，從中國自身來説，不可能走國強必霸的道路。一方面，就所謂的“國強必霸”來説，中國的“國強”基礎並不牢固。總體上看，“中國的國力有限，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有全方位影響的大國”。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落腳點在於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另一方面，就“稱霸”這一行為本身而言，它與國力的強弱並無必然聯繫，國強並非一定稱霸，國弱也不一定不尋求爭霸。即使“一個國家很強大，確實具備了稱霸的硬件條件”，但“諸如文化傳統、社會形態、政府追求、民間思潮”等軟件條件不具備，這個國家就不一定會稱霸。在這一點上，中國有極為剋制的自我要求，也多次表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使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為了贏得“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鬥賽”。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道路選擇

如何走出與傳統大國不同的道路，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面臨的時代選擇。當前階段，中國是世界關注的崛起大國，一言一行都被放在時代的顯微鏡下觀察。就自身而言，中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關鍵時期。作為一個還未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肩上的發展任務十分繁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進的基本戰略立足點。從國際體系來看，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承擔起了既要謀求自身發展也要兼顧國際責任的外交使命，而且時代的進步使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的“負責任”要求更加嚴格與高標準。為此，中國有必要在大國外交的各個方面都謹慎行動，做好選擇。

**1.在大國地位的維持方面，中國要始終明確開展大國外交的首要目標是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提供有力保障，避免因錯置的利己主義導致陷入崛起失敗的困境。**中國作為新興大國，正處於從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轉型的階段，最終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崛起還需要長久的努力，這需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其一，要管控與大國的競爭，中國求的是發展而不是霸權。不僅要防範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競爭走向失控，尤其是中美關係可能面臨的危險前景，而且要防止與其他新興大國和潛在大國之間的常規競爭演變為惡性競爭的可能性。在美國拜登政府仍然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國要認清差距，保持戰略韌性、做好長期鬥爭和“接受被動應戰的局面”的心理準備。同時，中美關係的惡化使世界將目光聚焦於國際體系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競爭，往往掩蓋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對中國的防範與遏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發後，以巴西、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對中國的指責、抱怨和不滿實際上也反映出新興大國之間潛在的矛盾。而中印之間圍繞領土爭端、貿易糾紛等矛盾反覆進行外交拉鋸戰，提醒中國也要管控好與地區大國之間的分歧和衝突。

其二，要注重合作互利，中國求的是共贏而不是剝削。雖然實現可持續崛起並不容易，但中國要走的發展之路不是通過剝削弱小國家以獲取本國進步的資源，而是要以自身的發展帶動世界的發展，以世界的發展推動中國的進步。獨行快、眾行遠，中國是極少數奉行結伴不結盟政策的主要大國，這在給中國帶來戰略靈活性的同時也會使中國面臨被孤立的可能，而如果被孤立將意味着大國地位只能空有虛名。為此，中國要堅持合作共贏，不以犧牲他國利益換取自身實力的增長，為和平崛起鞏固國際支持。

**2.在大國利益的維護方面，要注意進行合理的利益區分與排序，防止對大國利益的過度追求，避免利益強佔。**從國家的基礎利益來看，陸上和海上領土爭端問題、國家統一問題、邊疆穩定問題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利益的實現都需要長期的努力，因此要確立中國外交的優先序列與時期規劃，對涉及底線利益的干涉予以堅決回擊，對長期利益保持戰略耐心，不以一時一事的短期利益置換核心利益。從國家的擴展利益來看，一方面，周邊的和平穩定是中國實現發展的必要條件。對周邊國家來説，“不管中國在全球的自我定位如何，它作為一個實體和一個崛起的大國的重要性首先被鄰國感受到，而且最強烈地感受到”，這使得鄰國對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敏感。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要考慮如何安撫周邊鄰國的情緒，進一步化解“中國威脅論”，並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面臨的周邊安全問題。另一方面，當前中國的發展利益已經逐漸向全球範圍擴散，海外利益保護也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在保護海外利益時，如何有效與東道國開展合作，如何平衡海外利益保護中保護本國利益與尊重對方主權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都需要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謹慎對待。

**3.在大國意志的推廣方面，要注意中國特色的適應性問題，尤其是避免與西方大國的意識形態之爭和道路模式之爭。**大國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是其所提出的價值理念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這意味着雖然國家的價值偏好各有不同，但只有具有全球主義關懷的理念才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獲得認同和支持。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要實現中國特色價值理念與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之間的融合對接。這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在內容上，中國提出的全球主義理念要覆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接受和融入，中國並非現有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現有國際秩序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之處，主要是對西方大國利益的保護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忽略。中國特色外交理念的推進應該以此為基礎，注重與國際關係現有理念的兼容性；更要進一步研究中小國家的現實需要，考慮怎樣的價值觀可以使國際秩序容納更多國家的利益、回應更多國家的需要。在方式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促進世界文明的和諧共生。現有國際觀念幾乎都是西方大國推廣到全世界的，帶有明顯的西方烙印，中國因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東方文明傳統而來的國家特色理念很容易被視為對西方觀念的挑戰。而傳統大國外交對小國的輕視和對強權的推崇，又使得一些中小國家對中國的大國外交可能抱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和不信任。對此，中國要拒絕同西方大國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拒絕要求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是以提升中國價值理念的包容性和推廣方式的平等性為基礎，為世界的未來發展提供“另一種選擇”，而不是“替代性選擇”。

**4.在大國責任的承擔方面，要注意可能出現的戰略冒進和戰略透支問題，避免做出過於理想的國際承諾。**中國對“負責任大國”的追求和中國外交傳統中以義為先的價值取向，使中國很難做出逃避國際責任和借承擔責任謀取私利的行為，但卻可能出現一種過於理想化的全球主義傾向。正如楊雪冬所警示的，中國“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隨意的承諾”。因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推進應該時刻注意，全球主義理想的實現需要國家能力做背書，承擔國際責任也要與國家能力相匹配，中國要避免不計代價地過度負責導致崛起失敗。在參與全球治理和解決國際危機中，中國既要勇於擔當也要量力而行，繼續履行“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避免掉入西方國家鼓吹的“中國責任論”陷阱。而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時中國也要考慮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要對承擔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有清醒的認識，過快、過多地承擔與自身實力不相匹配的國際責任容易引起對國家資源的過度消耗，降低中國崛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如果對國際社會所需的公共產品不加考察地盲目供給，則會引起供給過剩、資源浪費的無效供給。正如王毅外長所説，“中國不是救世主，但願做及時雨”。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不可能滿足國際社會的所有需求，但中國願意充當重要的供應者，與其他國際行為體一道為國際公益的實現貢獻力量，在合作中解決共同問題、分享共同利益。

結語

如果説傳統大國外交是在大國絕對重要性的基礎上開展的，那麼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則是在大國相對重要性的基礎上推進的。在當今的全球體系中，大國不再是國際體系中唯一重要的行為體，但大國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對中國而言，適時提出並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既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的時代自信，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期待的重要回應。從根本上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傳統大國外交的根本區別就是中國堅決擺脱“國強必霸”的大國外交邏輯，拒絕隨意踐踏國家主權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國際關係準則。而如何兑現中國的這一外交承諾，就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做出自己的道路選擇。如果説以前中國的“發展目標是‘如何成為一個大國’，那麼今後還將增加一個新的目標，即‘如何更好地做一個大國’”。中國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壓迫，屈辱的近代史給中國留下的不可磨滅的痛苦記憶使中國政府和人民始終堅持不會將此遭遇重複強加給別國。因此，即使面臨比傳統大國外交更為複雜難解的外交環境，中國也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以實際行動開闢大國外交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