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內卷與各國雞娃史_風聞

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各有各的卷法。

作者|端木清樹

編輯|伊頁

週三晚上11點，我和另外五名教育辦公室的職員接到舉報，前往當地的一棟廢舊建築。在裏面，我們發現了40個正在補習的學生。男孩女孩們知道自己被發現了，一個個都嚇壞了，想往樓頂上跑，我趕緊安撫他們説，“違規的是補習班，不是你們。你們回家吧”。

這是2011年《時代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韓國：孩子們，不要這麼努力地學習了！》，裏面寫道，韓國6名教育公職人員在某個星期三的雨夜巡邏，而巡邏的目的只為了：

找到晚上十點以後還在學習的孩子，然後阻止他們。

學生們補習，像違法勾當一樣被驅趕，這源於2009年韓國當局的一紙禁令——十點鐘之後不得上補習班。

禁令之下，一部分人跑去偏僻的廢舊建築偷偷補課，而另一些人則選擇了時間上的騰挪：

先補到10點，然後睡覺，睡到12點之後再起來補習，就算第二天早上了。

最終，這個禁令不得不取消。

使得韓國當局出台這樣禁令的，是民間幾十年以來持續的補課熱潮。

當我們放眼東亞甚至全球，就會發現教育內卷化是一個普遍性的存在，各個國情不同，卻各有各的卷法。

01

韓國：40年的整頓輪迴

韓國整頓校外補習班的歷史，已經有40年了。

1959年韓國普及小學義務教育，96%的適齡兒童都能入學。然而小學人數的大增，導致小升初壓力驟升，家長們紛紛報班參加小升初培訓。

不得已，韓國在1968年廢除了小升初考試，小學生不用考試就可以直接以推薦分配的方式上初中。

然而初中人數的大增又導致初升高的競爭加劇，學生們又不得不參加初升高培訓。於是韓國在1974年又廢除了初升高考試，高中也可以就近入學。

再一次地，課外補習隨之轉移到了高中階段。

為了遏制校外培訓，1980年韓國政府出台《教育規範化及消除過熱的課外補習方案》，禁止課外補習行為。然而該方案卻沒有得到家長們的支持，並最終於2000年5月被法院裁定違憲，理由是：“過度侵犯了兒童的受教育權、表達性格的權利和選擇職業的自由等基本權利”。

禁令解除後，補習班迅速反彈。

1961年韓國課外培訓企業有521家，1975年增加至2977家，1990年達到28862家，現在更是接近10萬家。根據韓國統計廳2012年的數據，全國中小學生以升學為目的的課外培訓（Hagwons）參與率達到了69.4%，當年補習費高達1140多億人民幣，佔整個韓國教育預算的36%。

韓國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已經遠遠超過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而從可支配收入的佔比來看，他們的支出超過了除智利和英國以外的任何經合組織國家。

2017年經合組織國家每名全日制學生的家庭教育總支出

如今，在寸土寸金的首爾市江南區，大量的補習班扎堆於此。江南區大峙洞有一條著名的“補習街”，光是這條街上，各種名目的補習班加起來有一千多家。

韓國大峙洞補習班一條街

這麼多補習班，你本以為可以隨便挑了，但事實上，還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

每逢補習班報名季，有意向的家庭常常要通宵排隊搶號。拿到號之後，孩子還要參加入班考試，考試通過後再根據成績被分去對應等級的補習班。有些知名培訓機構儘管價格不菲，但報名仍然需要排隊。

02

日本：寬鬆教育的敗退

日本的教育，可以算是東亞文化圈裏的佼佼者了，但也依然難逃內卷的命運。

日本的教育，一直都是“ 知識詰め込み - 填鴨式教育 ”，這種教育方式可以上推至明治維新時期。

1955年起，日本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日本大企業逐漸形成了終身僱傭制（5000人以上的大企業中，年齡在39~45歲且一次都沒有跳槽過的職員在1980年為46%，到1994年上升至77%），因此，日本的學歷觀也被重新構建：通過文憑進入像三井、日立這種一流大公司，在終身僱傭制度中度過一生，被視為最佳的人生路徑。

此時，又恰逢戰後嬰兒潮的高峯期，學生競爭壓力巨大，日本遍地雞娃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基本上比中國早了幾十年。

1967年，有76萬考生考大學，被稱作日本歷史上考大學最難的一年。

1967年新年期間某高考補習班的畫面

圖片來源：NHK·受験戦爭 激化·1967

當時的競爭性補習從高中到小學一路蔓延，景象之慘烈，被日本媒體稱為“受験地獄”。

在日本，他們管這種補習機構叫學習塾。到了70年代，不少學習塾都開始擴大經營、開辦分校，甚至上市。但這種雞娃模式註定引起大家的反思和批判。70年代末，日本政府開始整頓校外培訓，大力查處在職教師在外兼職授課，學習塾也便隨之沉寂下去。

整頓學習塾的同時，日本還開始推行“寬鬆教育”。什麼是寬鬆教育呢，説白了就是對過去雞娃模式的一次反方向矯正：你們不是抱怨孩子們太辛苦嗎，那就減負：

減少教學內容，降低教學難度，縮減教學時間。

常看日本動漫的人應該知道，裏面的高中生們基本都是下午兩三點放學，剩下的時間要麼花在各種興趣愛好社團裏，要麼去打工掙零花錢。

但減負的結果卻並不如預期。

首先是導致了學生的整體學力水平的下降和學力差距的拉大，其次助長了學習塾的反彈。

國際上有一個針對15歲學生的閲讀、科學、數學能力的評估，簡稱PISA，在PISA測試中，日本成績顯著下滑。

既然“寬鬆教育”減少了校內教育內容，那許多有上進心的孩子就只能去學習塾補課了。於是在1981-1993年這個階段，日本學習塾迅速增加了27173所，年複合增速達到9.4%。中學生參加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學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最終，2007年安倍政府再次推行教育改革：延長上課時間，增加了教學內容和教學難度，高度重視數理化、英語和編程教育。至此，日本持續了30年的“寬鬆教育”正式終結。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早些年日本大規模辦大學，疊加後來的出生人口大降，現在日本的大學錄取率已經很高了。

圖片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

照理説，學生的焦慮情緒應該會減輕不少，但實際來看，他們依然無法放鬆。因為日本的學歷歧視非常嚴重，光考上大學還不行，還要考進好大學。

據説在日本的相親市場，每個人都必須寫上自己畢業的大學和工作地點並附上照片，但如果是東京大學畢業，則可以破例不貼照片。

如今的補習產業已經不如以前興旺了，但要考名校，也依舊得和他們前輩們一樣“四當五落”（每天只睡4個小時能考上，睡5個小時就考不上）。

調查顯示，日本小學生大約有40%上補習班，初中生則有65%。

每天放學後，他們就到學習塾補課到晚上9點或10點，然後回到家吃飯、洗澡，繼續學習到凌晨1點左右，全年無休天天如此。這是許多日本高中生的常態。

一家名為河合塾的補習班：別擔心，在這裏深呼吸，東京大學就在不遠處了

03

印度：真正的高考地獄

不管是中國，還是日韓，在印度面前都要相形失色了！真正的高考地獄在印度。

由於印度的大學錄取率極低，人口又多，激烈程度就不用多説了，我們只從一個城市就能看出來。

印度北部有個城市叫科塔（Kota），全國有名的補習之都，又被稱為死亡之城。

科塔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工業城市，上世紀90年代工業衰敗，當地一家工廠的職員開始嘗試辦補習班作為營生。

1995年，他們輔導的49個學生考上了印度理工學院——相當於中國的清華北大，在印度是神一般的存在——科塔從此一舉出名。如今，每年有超過20萬的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裏，科塔大大小小100多家補習中心一年就能給當地帶來上百億盧比的收入，這座工業城市也因此重新振興了。

靠補習班振興一座城市，這在高考大國中國也是難以想象的。

十幾歲的考生被密密麻麻塞進一間教室，每天接受14到16小時高強度課程，每一次課堂測試就是下一次分班的直接依據，不停不休，直到高考結束。

越來越多的學生不堪重負，選擇了自殺。根據當地政府的數據，從2013年到2019年共有77名補習學生在備考期間自殺。為此，補習班甚至需要專門開設心理調節課。

印度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公立學校質量實在太差了。

印度目前五分之二的中小學還沒有通電，教師有四分之一的上班時間實際是在曠工。從2011年到2015年，印度投入教育的經費增加了80%，但是對印度8個邦的教育調查顯示，這些年來學生成績卻是下降的。

於是，人們在對公立學校失望之下，紛紛努力掏錢讓孩子去上私立學校。從2010-2011學年到2015-2016學年，印度公立學校的入學人數減少了1300萬，同時印度私立學校的入學人數則增加了1700萬。

可想而知，這必然導致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大增加， 以及貧富階層之間的不公平。

04

新加坡：人才的篩選機器

和韓國日本印度不同，新加坡實行的是精英教育和素質教育，可以説最接近歐美的模式。

他們的高考試卷，甚至要運到英國去批改。

相比中日韓，新加坡在明面上看不到家長們的焦慮，也看不到學生們的軍備競賽，然而新加坡形成的一套變態的分流評級體系，卻裹挾着所有人的命運。

所謂的分流評級體系，就是一個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直到高考，會被一次次地測驗，然後分入不同等級的班、選修不同層次的課、然後進入不同類型、不同水平的學校。

這個分流評級體系源於1979年新加坡教育部發布的一份《吳慶瑞報告書》（吳慶瑞為當時新加坡副總理），報告認為：以單一的方式來教天賦各異的學生是不科學的，不但相互影響，還會造成大量教育資源的損耗，因此建議採取分流制度。

李光耀回憶錄中也寫到：

“強迫智力較差的學生在同一個制度下學習，是這個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在11秒內跑完100米。”

從此，“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上的分流行動正式開始。

首先要説，新加坡讓中國人羨慕的一點，就是大學錄取率極高。

只要能上高中，90%都能上大學。而且還是實力不俗的大學，相當於國內211及以上的水平。根據劍橋大學官網數據，新加坡高中生每年有約100名被劍橋大學錄取；2018至2020年，牛津大學招收外國學生數量排在前3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大陸（425人），新加坡（187人），美國（184人）。

考慮到新加坡每年的高考生大概只有15000人左右，那麼以人口比例來算，新加坡學生被名校錄取的比例高得驚人。

只要能上高中，上大學就沒問題。問題是，有超過7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

新加坡的初升高的通過率只有20%多。在中國，50%的通過率已經讓家長們叫苦不迭了（和中國類似，新加坡不能升入高中的學生基本會進入大專或技校）。

所以，問題的關鍵就來到“怎樣升入高中”。

剛才講的分流評級體系，就在這裏體現出來了。

新加坡的初中分為幾個類型：普通學術型、普通技術型、快捷班。前兩種基本註定了上大專和技校的命運，因為它們的課程設置就沒打算讓你考高中。只有快捷班的學生有望升入高中，但也要看是好學校還是差學校，是快班還是慢班。

差一點的學校，全校只有了了幾個人考上高中的並不罕見。一般的學校，從初一開始就要分快慢班，初三選科再次分流，只有一路過關才會勝利。

而初中的這一切，就不免要追溯到小學六年級的離校考試。

小學離校考試是學生生涯中最關鍵的一次分流，被家長們稱為“小高考”。成績好的學生可以直升初級學院（相當於高中），讀六年後直接考大學，中考也不用參加了。略差一點的進入初中快捷班，剩下的大部分就進入“普通學術型和普通技術型”的初中，學制5年，為將來掌握一項謀生技能做準備。

而小學離校考試的成績，又可追溯到三年級的分水嶺。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每個學生都要做一次測試，成績最好的進入天才班，剩下的從A班到F班，分別對號入座。

為了讓孩子進入好一點的小學，很多家長在學前階段就開始拼了。

新加坡的小學也是劃片入學的，所以優質學區房的價格也是相當生猛。但光有錢買學區房還不保證能上，他們還有一系列的先後次序：

家長在該校工作的優先，家長曾經在該校上學的優先，有哥哥姐姐在該校上學的優先，校董家屬或校董推薦的優先，對該校有貢獻的義工子女優先，該社區基層領導子女優先。經過這些篩選之後，留給普通家庭的名額已經所剩無幾，往往就要搖號了。

搖號也有順序：1公里內公民先搖，1公里~2公里的再搖，2公里~3公里的最後搖（學區房不能超過3公里），如果還有剩下的，永居移民才可以去搖。

金融大亨羅傑斯定居新加坡後，都不得不做義工來為孩子爭取小學名額。

05

直面教育內卷

這段時間，中央出台了教育“雙減”方案，開始了校外教培行業的整頓。相關股票應聲大跌，也引起大家對於補習教育問題的大討論。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減少校內授課的內容不會降低課外輔導的需求，高校擴招對補習班降温的作用也不明顯。

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改變選拔方式、整頓培訓班、甚至直接下發禁令，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小國寡民的新加坡，實行精英教育似乎對整個國家的人才培養有不少助益，但對普通民眾來講也是壓力重重。

而被眾多國人羨慕的歐美素質教育和快樂教育，也是窮人輕鬆（認命）、富人加碼。美國大學要看學生的特長、課外活動、所獲獎項及人生經歷，而這些豐富多姿的課外實踐對於家境不好的學生來講，可能壓根就無力接觸。

在《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紅皇后對愛麗絲説：“在這個國度中，你必須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這個“紅皇后假説”，被認為是內卷的最佳詮釋。而所有內卷的源頭，一定會被追究到教育上。所以無論是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卷都是要卷的，就看怎麼個卷法。

參考資料：

大流行的長期影響：韓國的財政和生育前景，彼得森經濟研究所

從韓國教育看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2019，上海證券

行業深度報告：回溯日本學習塾發展史，塾校逐步走向融合，2021，平安證券

[Seoul Saunter] Hagwon, road to freedom, orserfdom?， 2017，韓國先驅報

South Korea: Kids, Stop Studying SoHard!TIME

日韓教育改革啓示-搖擺中前進，2021，華創證券

令和2年度學校基本調査の公表について，2020，日本文部科學省

新加坡殘酷的分流，2015，蕎顏觀色

新加坡模式研究：超級理性主義在教育中的應用，劉勁

李光耀回憶錄，李光耀

印度高考，一場離“死亡”最近的考試，有間大學

印度基礎教育面臨的困境，2017，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