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應該對境外「高風險」地區進行再細分？_風聞
李及李-李及李数据分析公司创始人-数据驱动，分析导向， 为航空和汽车竭尽全力。2021-07-30 14:34
文 | 李瀚明一李及李
從「入境陽性率」的角度來看，有些境外地區的疫情已經不是「高風險」，而應該被視為「甚高風險」甚至「極高風險」。我們必須更小心地處理它們：否則，南京機場的今天，就是其它機場的明天。
Delta變種這一次以南京為始的傳播的感染者已經突破200人，波及十餘個兄弟省市區。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梳理入境疫情防控系統，才能在冬天保護國內來之不易的局面。筆者今天想探討的問題，是我們對境外各地疫情的分類梯度和標準。
根據衞健委的官方表態，「境外」除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外，通通計入「高風險」地區。但我們倘若複查境外輸入傳染源，就會發現「高風險地區」內部的巨大差異。
我們將浦東機場和白雲機場自19日到28日的境外輸入情況做一對比：
浦東機場自19日至28日期間確診計19例，平均每天2例：日本、美國、斯里蘭卡各兩例、加拿大、阿聯酋、法國、俄羅斯、西班牙、塞舌爾（卡塔爾、斯里蘭卡中轉）、塞爾維亞（奧地利中轉）、英國（芬蘭中轉）、巴西（瑞士中轉）、巴林（阿聯酋中轉）、羅馬尼亞（德國中轉）、塞內加爾（法國中轉）、吉布提（埃塞俄比亞中轉）各一例。
而白雲機場從19日到28日的記錄一共有60例，平均每天6例，遠多於浦東機場：馬來西亞九例、孟加拉國八例、剛果金（肯尼亞中轉）七例、英國（荷蘭中轉）六例、埃及五例、菲律賓四例、伊拉克三例（兩例直飛+一例伊朗中轉）、科威特、緬甸、日本、巴拿馬（法國中轉）各兩例、阿聯酋、柬埔寨、肯尼亞、伊朗、加納（肯尼亞中轉）、喀麥隆（埃及中轉）、卡塔爾（阿曼中轉）、尼日利亞（德國中轉，西安入境）、蘇丹（埃及中轉）、乍得（埃及中轉）各一例。
將每週該國始發旅客檢測陽性人數除以該國始發旅客總數，可得名為「入境陽性率」的指標。例如，斯里蘭卡往上海每週一班空客330，入境旅客約200人，陽性率約為百分之一；同時，美國往上海每週十二班（AA兩班、DL四班、UA四班、MU兩班），人數超過2000人，陽性率不到千分之一。同理，埃及、肯尼亞、孟加拉等國往廣州的航班，「入境陽性率」也很高。
這種異常的「入境陽性率」反映出該國的核酸抗體「雙檢測」工作存在不確定因素。我國駐外各使領館和當地檢測機構合作對來華、回國旅客進行「雙檢測」，通過提前進行篩選降低入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壓力。
但是，雙檢測工作依賴於當地的病毒核酸、抗體檢測能力。如果旅客出發地國家的檢測能力不足（漏報），或者檢測態度不端正（瞞報）時，就會導致「假陰性」的出現。這些假陰性在入境機場顯露出本來面目，造成了境外輸入病例。反映在「入境陽性率」上，就是該國的入境陽性率不成比例的高。
這種「不成比例的高」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今年深圳機場的輸入性新冠疫情。由南非約翰內斯堡飛來深圳的一班航班，乘客僅有200人左右，卻有30多個確診病例。這樣的事實不由得令人懷疑，當地的疫情檢測能力能否可靠地為旅客出具報告。換言之，這些地方存在「雙重高風險」：一重是當地疫情本身的高風險，另一重則是當地「雙檢測」機構瞞報、漏報的高風險。
深圳的故事告訴我們，對疫情的錯誤估計和低估，會使得入境口岸所在城市的居民承擔檢測可靠性上的結構性差異帶來的不成比例的輸入性疫情風險。因此，我們認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駐外各使領館之間，必須建立妥善的信息溝通機制，從而在「高風險」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出「高風險」、「甚高風險」和「極高風險」等等級。
這將幫助入境機場更好處理航班，將人手和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對輸入性疫情呈現出更長的潛伏期的國家旅客，集中隔離時間有必要延長；對「入境陽性率」高的國家旅客，有必要接受更頻繁的核酸檢測以儘早發現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