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過那麼多牛人，這一次，我是真的震撼了靈魂_風聞

　　江蘇淮安海棠花/攝圖網 

　　最近拜訪了一位很特別的牛人。

　　她不是我慣常寫的知名企業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卻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對我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將對我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的前輩。

　　最近因為和她的幾次接觸，以及特地研究了很多相關的資料，我對她以及她身後的那一位偉人，有了更深的認識。

　　我認為，她的故事一定要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

　　因為，在這個時代，我們依然需要，或許更加需要，也將永遠需要她擁有的那種精神。

　　1

　　周咪咪

　　1949年，5歲的周咪咪，跟着爸爸媽媽從天津來到北平。

　　他們一家是來和伯伯（念“bai bai”）團聚的。小咪從沒見過伯伯，也不知道伯伯是幹什麼的，只知道是一個大官。

　　伯伯是小咪爸爸周同宇一母同胞的親哥哥。按照中國傳統，哥哥當官，弟弟必然沾光。但是這位當大官的哥哥卻不一樣，不僅不為自己的弟弟謀任何福利，反而還幫倒忙。

　　周同宇以黃埔四期學員出身，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資歷，北伐攻打武昌城曾經負傷的經歷，華北大學（人民大學前身）培訓班畢業的學歷，只是在北京鋼鐵局得到一個管倉庫的普通科長職位——這是因為他的親哥哥給鋼鐵局領導關照：

　　給周同宇的職位安排的要儘量低，工資要儘量少，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不能像國民黨時期搞裙帶關係。

　　所以他們家只分到了兩間很小很小的平房——要知道當時家裏有4個孩子，後來又增加到6個。

　　周咪咪（左二）和哥哥、姐姐、弟弟合影

　　周咪咪的媽媽王士琴，生長於東北，受過良好教育，講得一口好俄語。新中國成立後，俄語人才極度稀缺，王士琴成了一所中學的俄語老師。

　　夫妻雙職工，孩子沒人照顧，家裏房子也住不開，周咪咪的伯伯就説：讓老大、老二、老三都住到我家來吧。

　　於是，這年12月，老三週咪咪就住到了伯伯家裏。

　　在幼小的周咪咪眼裏，第一眼見到的伯伯是這樣的：

　　這位陌生的伯伯抬頭望着我，笑得十分開心。我還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服，人長得又白又胖，由於皮膚白，就襯托着他的頭髮、眉毛和那一雙大眼睛都格外的黑。

　　伯伯高興地把周咪咪抱起來，高舉過頭。周咪咪嚇得緊閉着嘴，心裏緊張兮兮地在想：“你可千萬別鬆手，你一鬆手，我可就掉下去了。”

　　如果她年齡再大一點，記憶再清晰一點，也許她會感覺到，伯伯把她舉過頭頂時，右邊的胳膊動作是很彆扭的——因為他在革命時期曾經從馬上摔下來，把右胳膊摔斷了，而當時又沒有很好的治療條件，所以留下了永久的後遺症，右胳膊再也無法伸直。

　　如果她年齡更大一點，識字更多一點，還會發現，伯伯住的這個院子，入口的門楣上，寫的是“廰花西”三個字，從右往左念，叫做“西花廳”，其位置是北京市中南海西北角，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政務院總理辦公室”。

　　中南海西花廳/圖源：百度百科

　　她的伯伯，是當時的政務院總理，後來的國務院總理，名字叫做：周恩來。

　　2

　　三兄弟

　　周恩來出生在一個敗落的封建大家庭。他爺爺當過知縣，外公則當過知府。但是到周恩來的父親這一輩，家道已經中落，所以周恩來幼時，家中極貧。

　　周恩來的生父周劭綱常年在外打工，所做的不過是教書、文書一類的工作，一生清貧，用周恩來的話説，“一輩子工資都沒有超過20元”，甚至都無力養家。

　　周恩來的母親萬冬兒，在30歲的時候不幸染上肺結核去世，留下三個年幼的孩子：周恩來，周恩溥，周恩壽（後因周恩來幹革命被通緝，為了避免影響弟弟，他囑咐兩個弟弟對外不稱名而稱字，分別叫做周博宇和周同宇）。

　　周恩來還有一位嗣母，叫陳三姑，原本是他的嬸嬸，因為叔叔周貽淦早逝無子，家中長輩把周恩來過繼給這位叔叔。所以從家譜上，周恩來是周貽淦和陳三姑的兒子。實際上，他小時候也是跟着陳三姑長大。

　　在周恩來6歲時，由於家裏實在貧窮過不下去，萬冬兒帶着孩子們回孃家，陳三姑也一起住在萬冬兒的孃家。萬冬兒去世後沒多久，陳三姑也去世了。所以周恩來在一年之內，就痛失兩位母親。

　　可憐周恩來年僅10歲，就要擔負起家庭重任，照顧9歲和4歲的兩個弟弟。

　　好在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貽庚當時在東北當差，日子過得尚可，他把周恩來接到東北去生活和學習。

　　周恩來把兩個弟弟一個拜託給老家的八嬸，另一個寄住在媽媽的妹妹（十四姨）那裏，從此離開了老家淮安，再也沒有回去過。

　　此後，周恩來考入南開中學，然後又走上革命道路。二弟周博宇和三弟周同宇，也在年紀稍長後相繼投奔四伯，也都考入了南開中學。

　　二弟周博宇畢業後，在四伯父的關照下，去了哈爾濱工作。後來東北淪陷，他也失業了，輾轉了北平、天津等地，最後在山東落腳，1945年病逝於濰坊（網上有些文章説周博宇是因為參加抗日活動被日寇抓捕，受了嚴刑拷打，才不幸身故的。不過此説未見權威資料記載，暫不採用）。

　　周恩來二弟周博宇

　　周博宇去世後，其妻王蘭芳帶着獨子周榮慶悽慘度日，靠給人當保姆為生。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周榮慶後來被國民黨抓壯丁給抓走了。

　　好在周榮慶在某次戰鬥中，逃出了國民黨軍隊的控制，投奔瞭解放軍。

　　解放後，王蘭芳和周榮慶也到了北京。王蘭芳曾在部隊保育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因大裁軍而復員，其後由於身體不好，一直沒有工作，靠周恩來和鄧穎超接濟度日。

　　周榮慶在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遵照周總理的要求，到河南焦作基層落腳。

　　臨行前，周總理在西花廳請周榮慶吃飯，送給他十一個字：“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

　　後來，周榮慶一直把這十一個字記在心裏。他在焦作先後在汲縣衞生學校、九里山鋼鐵廠、焦作輪胎廠、羣英機械廠等單位工作過，均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職工。

　　他的孩子們，也都是焦作市普通的平民百姓，母親王蘭芳跟着他在焦作度過了平靜的一生，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一家跟總理的關係。

　　周恩來三弟周同宇從南開畢業後，步哥哥後塵，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受組織委派，在北平宏達學院從事地下工作。

　　192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周同宇陪同鄧穎超的媽媽楊振德女士前往廣州與他們會合，後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

　　1926年，周同宇參加北伐，擔任隨軍宣傳員，在攻打武昌城時一度負傷，被郭沫若和胡公冕抬下火線，養了一個多月傷才恢復。

　　不久，由於和一位姑娘的感情出現變故，周同宇從武漢跑到四川去挽回。周恩來對此極為生氣，認為他不守革命紀律，親手擬下對他的處分：擅離職守，撤職查辦。

　　周同宇既愧又怒，一氣之下離開了革命隊伍，跑到東北找四伯父去了。此後，周同宇先後在哈爾濱、吉林、天津、太原等地謀差做事。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5月，周恩來、鄧穎超經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途中遭遇日本特務跟蹤。此時正在哈爾濱工作的周同宇不計前嫌，冒着生命危險，和哥哥周博宇一起掩護周鄧，以及後到的李立三，直到他們安全離開。

　　周恩來三弟周同宇

　　1945年，周同宇重新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並在天津以開“民生貨棧”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1947年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受到嚴刑拷打，但他除了承認是周恩來弟弟之外，堅持未透露任何工作內容。反動當局從他口中問不出什麼，後來又有周恩來在南開的老師、同學設法營救，在坐了三個月的牢以後，周同宇才終於脱險。

　　北平和天津解放後，周同宇攜妻兒到北京與周恩來團聚，此時他已經45歲了。

　　在華北大學學習一年後，周同宇被分配到北京鋼鐵局當科長，後來也調到別的單位工作過，但都是基層管理崗位。

　　1963年，尚未到退休年齡的周同宇由於身患嚴重胃病，經常需要請假，周恩來認為他正常領工資卻不能正常上班，是佔公家便宜，所以就要求其單位給他辦了提前退休，自然，工資也相應減少很多。周恩來此時每個月的工資是400元，一半都用在補貼弟弟的家用上。

　　1968年，周同宇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在牢裏關了7年多，直到1975年才被放出來，1979年被平反。周同宇出事時，周總理本身也處於很艱難的處境，無力營救，他唯一能做的，是親自下令對周同宇“拘捕審查”——只有這樣他才能經過正規手續，把自己的親弟弟關押在北京衞戍區，避免他被當時無法無天的“造反派”抓走，迫害致死。

　　周同宇和夫人王士琴生有6個孩子，其中大的三個周秉德、周秉鈞、周秉宜在參加工作前，很長時間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廳，跟着伯伯和伯母長大。

　　在西花廳住的時間最長的，是老三週秉宜，從1949年到1968年，差不多20年。

　　3

　　周秉宜

　　周恩來三兄弟長相都酷似其母萬冬兒。而周咪咪又是所有孩子中最像奶奶的一個，所以她和周總理也就最像。

　　周恩來母親萬冬兒畫像。這並非萬冬兒的真實照片，而是後人根據描述，參照周恩來的模樣畫出來的。圖源：《我的伯父周恩來》，周秉德，新星出版社

　　小咪住進西花廳後，周總理和鄧大姐特別喜歡，視若親生。總理有時工作太忙，一坐下來批閲文件，就是幾個小時不動彈，鄧大姐有時就會讓小咪進去，把伯伯拽出來陪她玩——她想通過這個方法讓總理活動一下，換換腦子。

　　只要是小咪去叫，周總理從來都不拒絕，也從不發火，總會拉着她的小手，出來走一圈，或者散散步，再回去工作。

　　有一次，總理已經連續工作20多個小時，鄧大姐和護士長想讓他休息一下，就讓小咪跑去跟伯伯説，“伯伯（根據陝北習慣，念“bai bai”），我要去中山公園看芍藥花”，總理這才起身，帶着小咪去公園玩了一圈才回來繼續工作。

　　周總理帶小咪在中山公園看芍藥花

　　看到周恩來這麼喜歡小咪，他和鄧大姐又沒有孩子，一些親戚朋友，包括小咪的親生父親周同宇都提出，不如把小咪過繼給他當女兒。

　　鄧大姐十分欣喜，但是周恩來卻沒有同意。他對弟弟説：

　　“我要是要了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別的孩子又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現在這樣不是很好嗎，你的孩子我都會當作自己的孩子來對待。”

　　小咪在中南海讀完了幼兒園，該上小學了。周總理問小咪的學名叫什麼（此前她一直都叫周咪咪，包括在幼兒園登記的也是周咪咪），小咪説，是“周秉儀”。

　　當時國家還未推行簡體漢字，總理覺得小孩子寫這個“儀”字太複雜了，就給她改成“周秉宜”。從此，周咪咪開始以“周秉宜”這個名字行世。

　　周秉宜上了小學後，有一天，七媽（由於周恩來在周家大家族裏排行老七，所以孩子們都叫鄧大姐為“七媽”）專程找小咪嚴肅地談話，説：

　　“你現在是一名小學生，而不再是一個兒童了，以後你伯伯和我就要用一名小學生的標準來要求你了。”

　　從此後，周秉宜的生活就發生了很多改變。

　　一是她發現從此她再也不允許進入伯伯的辦公室了。因為當了小學生以後，慢慢地就認字了，而周恩來辦公室都是各種機密文件，無關人員進入有泄密風險，所以周秉宜就不能再進去。

　　二是她現在一般不再跟伯伯及七媽一起在西花廳吃飯，而是拿了飯票去中南海第三食堂打飯吃。因為她是小學生，已經可以自己打飯了。

　　三是她上的是八一小學，遠在海淀區，平時住校，只能週末回西花廳住。雖然那麼遠，但周總理和鄧大姐從來沒有用公家的車接送過她，每次都是請衞士叔叔幫忙在街上叫一輛三輪車過去接，車錢由鄧大姐出。再大一點，就自己坐公交車轉車回家。

　　周秉宜（中）上小學時和哥哥周秉鈞（右）、弟弟周秉華（左）留影

　　作為總理的近親，周秉宜他們本來可以享受到很多便利，但是由於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嚴格要求，他們不僅沒有享受到多少便利，反而要面臨比普通人更多的約束。

　　周秉宜小學三年級時，爸爸媽媽搬到一個四合院去住了——和其他三家共住一個院子。而此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家裏又多住了兩個孩子——周恩來以前在重慶時的警衞副官龍飛虎由於在部隊任職，照顧自己的兩個孩子不便，周總理把兩個孩子接到自己身邊。

　　於是，西花廳孩子一多，就住不下了，周秉宜回到自己家住了一段時間。此時，家裏新添了五弟、六妹兩個小孩，父母工作忙沒辦法照顧，請了兩個“大娘”（保姆）在家裏幫忙。

　　周秉宜只能和五弟、六妹及兩位大娘睡在一個房間，她和朱大娘及五弟擠一張牀，而晚上弟弟妹妹又老是哭鬧，吵得她也睡不好。

　　有一次回到西花廳，周秉宜和七媽聊起此事，抱怨了一下，七媽一聽就很不高興，嚴肅地批評年僅十歲的周秉宜説：

　　“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這樣子的，人家能住，你為什麼就不能住？”

　　這句話，讓周秉宜記了一輩子，也踐行了一輩子。

　　4

　　工農兵

　　周恩來從不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信給周家的後輩安排工作，也堅決禁止後輩們打着總理家人的旗號為自己謀位子。此前有老家親戚來找他，他都會拒絕，並且直接説：我是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

　　但他又的的確確用自己的身份地位，直接給後人安排過工作。1956年，一位關係很近的堂侄女周國盛來北京看完周總理，希望總理能幫她找一份工作。總理提出，希望她能夠去當一名工人，因為周家還沒有出過工人。周國盛答應了，於是總理把她安排在石家莊國棉一廠，當了一名普通的產業工人。

　　這位工人，後來成為周總理的驕傲。每次見面總是讚不絕口，並且還向來訪的陳毅老總等隆重介紹，説“這是我們周家的第一名工人。”

　　1961年，周秉宜的哥哥周秉鈞即將高中畢業。本來老師根據他的學習成績，建議他報考清華大學，但周總理和周秉鈞談話，問他能不能不考大學，而是去參軍。周秉鈞二話不説就同意了，後來成了空軍飛行員，奔赴廣東惠陽，戰鬥在對台、對美空中對峙的第一線。

　　後來才知道周總理讓周秉鈞去當兵的深意：當時的農村剛經歷三年災害，國家為了保障農業生產，決定暫停從農村徵兵，當年所有的新兵都從城市招募。周總理本人在有關會議上動員領導們主動送自己的子女去參軍，並説：雖然我沒有兒子，但是侄子還是可以動員兩個的。周秉鈞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也曾在總理家住過很長時間的龍桂輝（總理前警衞副官龍飛虎的孩子）。

　　周秉鈞軍裝照

　　1965年，周秉宜高中畢業，面臨高考的抉擇，她本來想考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從事翻譯工作。但周恩來認為她的特長是美術，在翻譯方面並不擅長，還是希望她報考美術類院校。同時，在美術院校中，又建議她不要選油畫、國畫、雕塑等偏藝術類的專業，而是選擇花布印染、陶瓷設計、建築設計、商品包裝設計等偏實用型的專業，因為這些專業“是直接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和人民羣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於是她最終報考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裝潢系，學習商品包裝設計。

　　同年，周秉宜的弟弟周秉華也參軍入伍。他在退伍後，當了多年的排版工人和鑄字工人，後來調入文化執法單位，幹到退休，才做到一個正處級調研員。

　　1968年，國家動員城市青年下鄉插隊，周秉宜的五弟周秉和去了黃土高坡，六妹周秉建去了內蒙古大草原。過了幾年，倆人分別在當地被推薦入伍，但是在部隊沒待幾個月，就被周總理罵回去了。

　　周總理對周秉建説：“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麼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也不能搞。”

　　而鄧穎超則給周秉和寫信：“你想當兵，當然很好，但是，農村更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我和你伯伯都認為你還是應該回到延安去，和老區人民一起，堅持在艱苦的農村勞動鍛鍊，改造自己。”

　　下鄉插隊的周秉和（左）與周秉建（右）

　　周總理有這些要求，孩子們不管當時理解不理解，最後都是按照伯伯的希望去做了，儘管當時可能心裏難免委屈。

　　因為他們知道，伯伯作為一個大國總理，不僅要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而且在很多方面必須做出表率。

　　同時，總理也真心認為，做普通的工人、農民、士兵，是十分光榮和幸福的事情。

　　周總理曾經多次向後輩們講過，周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説：

　　“封建家庭一點進步性都沒有，搞什麼都是一團糟，辦事情都是有頭無尾”

　　“如果認為無所謂，就會鋪張、虛榮、説假話，完全是虛偽。我最痛恨這些。”

　　“我們淮安老家有幾個人，解放前不幹活，也沒土地，也能活了二十多年，就是東借西借，賣家裏東西，間接剝削，或出租房子，根本不想到勞動。”

　　他號召後輩們“要背叛封建家庭，去做工人、做農民、去當兵”，“多與生產勞動者接近、來往。自己也要多勞動，要參加體力勞動”。並説，

　　“我們無論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農兵看齊，要以工農兵的標準為標準。”

　　甚至他還向周秉鈞説過，“秉宜如果能到農村去，能直接和一個農民子弟結婚，就算秉宜有出息。”

　　當然，這個意思他沒有直接向周秉宜説起，也許他也覺得，這樣可能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周秉宜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後，曾一度被組織安排從事外事工作，但在鄧穎超的過問及她本人的要求下，被調到北京市的紡織品進出口公司，從事專業對口的出口商品的宣傳和設計工作，後來又到《國際貿易》雜誌擔任美術編輯，直到退休。

　　晚年周秉宜/圖源：紅色旅遊網

　　若干年後，周秉宜在總理年輕時曾就讀過的南開中學，與年輕的學子們有過一次交談，講述她所知道的周恩來與鄧穎超。她説了這麼一段話：

　　我已經七十多歲了，回顧自己的一生，雖然我沒有像伯父要求的那樣，去做了一個工人或者去紮根農村，但是，我遵照他老人家的教誨，幾十年來始終老老實實夾着尾巴做人，做一個普通百姓、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從不敢利用他老人家的聲望去求官求財，去為自己謀利益。我想，伯父伯母兩位老人家天上有知，至少還能給我打一個及格的分數吧。

　　5

　　普通人

　　2021年7月的某天，何加鹽和馬桶、胖子三人去拜訪周秉宜阿姨。

　　之所以去拜訪她，是因為我們舉辦了一個“何加鹽·名企研習營”，我們希望把“理想信念”作為入學的第一堂課，所以請了周阿姨做第一位授課嘉賓，到開營儀式上為我們講一講總理治國理家，以及對後輩教育的一些故事。此次拜訪，就是來落實具體的安排事宜。

　　在路上的時候，我就在想，周阿姨家裏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應該是一個大院，裏面綠樹成蔭，分佈着一棟一棟的小樓，門口有武警站崗的那種吧？

　　那時候，我對周阿姨還沒有太多瞭解。只是經馬桶介紹，知道了她和總理的淵源，心裏難免會想，周阿姨畢竟是周總理的親侄女，又是與總理關係最密切的後輩，曾在中南海西花廳隨總理和鄧大姐住過近20年的人。以總理對共和國的貢獻，以她這樣的家庭出身，住在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大院，應該是很正常的。

　　但是下車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一棟極其平常，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有些破舊的住宅樓，別説深宅大院了，連個圍牆的影子都沒有。

　　房子的樓道口就直接對着大馬路，也沒有傳達室和保安。進去以後，樓道里燈光昏暗，走廊上堆滿雜物，和中國北方城市裏最常見的那種職工樓沒有任何區別。

　　我一再問馬桶是不是走錯了，馬桶説沒錯，就是這裏。直到我們敲了門，裏面傳來了周阿姨的聲音，“是小殷嗎？”我才確認確實沒走錯。

　　房間很小，目測也就是60平的樣子，沒有廳，進屋的過道就算是廳了，擺上一台冰箱和一張狹窄的餐桌，剩餘的空隙勉強夠一個人通過。屋裏的傢俱都很普通和陳舊。

　　那天非常熱，但是房間沒有空調，周阿姨打開了一把小風扇，然後給了我們仨一人一把葦草編的小蒲扇。很快，我們的背就都濕透了。

　　由於沒有廳，我們直接進到了卧室。我和胖子腿碰着腿坐在一張小沙發上，馬桶坐在旁邊的一張板凳上，周阿姨就只能坐在牀上和我們聊天。

　　周阿姨的老伴兒任叔叔身體不好，在裏屋休養。我們沒敢去打擾，只是由和他們很熟悉的馬桶進去陪任叔叔説了一會兒話。

　　我們瞭解到，雖然任叔叔卧病在牀，而周阿姨本身年齡已經奔着80去了，且前幾年身體也不大好，孩子又在外地工作，但他們一直沒有請保姆，周阿姨一個人自己買菜、做飯、收拾屋子、照顧老伴，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即便是對任何一個普通人來説，這樣的日子，難免會有諸多艱難和抱怨。但是，我們沒有從周阿姨身上看到任何的不滿。相反，她看起來是如此地充實、幸福。

　　周阿姨告訴我們，改革開放後，經商的大潮興起，當時很多人都來拉她入夥，説只要她出面，其他的什麼都不用幹，就能掙大錢。但是她從來沒有想過要經商，也不知道掙那麼多錢幹什麼。就覺得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吃有住的就很好。

　　我們聊到住房條件的話題，周阿姨説，很多人都想住大房子，可是房子再大，也是住一間卧室，睡一張牀。總不能幾個卧室換着睡吧，那樣多麻煩。

　　我們説到開營儀式那天派車過來接周阿姨，她連忙説不用不用，自己坐地鐵過去就行了。

　　開營那天，為了保障周阿姨的安全以及節省她的時間，我們沒有聽從周阿姨的吩咐，還是開了車去接了周阿姨，周阿姨很不好意思地連聲感謝。

　　周阿姨講課前，與小殷（馬桶）合影。他們認識多年了，每次周阿姨見到小殷都很開心。

　　周阿姨講的課平平淡淡，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花哨的設計，沒有激情的表演，就是把她在西花廳住了將近20年的所見所聞娓娓道來，但是卻吸引了我們每一個人，也感動了我們每一個人。

　　課後，一位鹽友和我説：“我的靈魂受到的震撼，我的一生會因為這堂課而改變。”

　　周秉宜老師在名企研習營上課

　　其實，靈魂受到震撼的，何止他一個呢？

　　從進到周阿姨家裏起，我的心就在洶湧澎湃。我一直在想着：他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生活？是什麼讓他們做到過得如此普通，而又如此富足的？

　　從周阿姨家裏出來後，很久很久，我的心都沒有平靜。我又在想：今天我們孜孜以求，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又到底應該是什麼？我們要住多大的房子，買多好的汽車，享受多奢侈的生活，才能滿足？我們要為世界創造什麼，又要給自己和後人留下什麼？

　　以周總理的身份和崇高威望，要説讓自己的後代過上好生活，還有幾個人比他具有更好的條件呢？只要總理隨便説幾句話，寫幾個條子，他的後人都能過上無比優渥的生活，甚至都不需要他説話、寫條子，只要他在別人安排的時候不反對，都可以保證這一點。

　　但是他沒有做。他堅決不給自己的後人開這個方便之門。他讓自己的後人去做工人，做農民，做普通的勞苦大眾，就是不做權貴。

　　而這些後人，也沒有因此而抱怨。儘管他們隨時可以向國家張口，要求國家照顧，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念頭，從來都沒有這樣做。

　　而做一個普通人，也並沒有讓他們不幸福。我親眼見到了周阿姨在這樣普通的生活條件下的發自內心的滿足，也從資料上瞭解到去石家莊的周國盛、去焦作的周榮慶、去空戰前線的周秉鈞、去延安的周秉和、去草原的周秉建，每一個，都過得很幸福。

　　而反觀今天這個社會，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過得很焦慮。我們想盡一切辦法，想成功，想升官發財，想投機取巧，甚至想不勞而獲，但是很少有人發自內心地想成為普通的工人、農民、快遞員、網約車司機、服務員……

　　我們孜孜以求的，都是讓自己不要成為勞苦大眾，要讓自己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但是從周阿姨家出來的時候，我感到深深的慚愧和自省。

　　與總理和他的後人相比，我對社會的貢獻完全就像螢火蟲之光比太陽之光一樣相距那麼大，但我對物質的條件的要求、我現在享受的條件卻比他們要高得多；而我今天拼命奮鬥的一個重要原因，依然還抱着為自己和後代創造一個在未來的資源分配中佔據更有利位置的念頭。

　　我可以辯解説，我的這些欲求，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正常的想法。但是在面對一個更偉大的靈魂時，我不能不因為和他如此巨大的思想格局差距而感到慚愧。

　　因為我做不到，所以我更加覺得他的偉大。

　　但是做不到不是不去做的理由。我認為這一次探訪和上課，對我有幾個非常深的觸動：更加堅定了我們為人民羣眾服務和奉獻的理念；更加堅定了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獲得收入而不是總想着不勞而獲的理念；同時更加堅定了自己和家人要過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人上人的生活的理念。

　　過普通人的生活，不是説要躺平不去奮鬥，更不是要隨波逐流得過且過。恰恰相反，在對社會的貢獻上，我們要像周總理一樣努力拼搏奮鬥；在個人的享受上，也要像他和家人一樣，降低標準，敢於平淡，不能有奢靡之風，更不能有攀比之風。要把鄧大姐告誡周秉宜的那句話，永遠記在心中：

　　“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這樣子的，人家能這樣過，你為什麼就不能過？”

　　我也許永遠都無法做到像總理那樣高潔，但是會不斷的向這個目標努力。

　　感謝周秉宜阿姨給我們的這些震撼。她從總理那裏傳承來的精神與作風，我們會繼續傳承下去。

　　總理已逝，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注：文中圖片，如無特別註明，均來自周秉德所著《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