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真實版“風箏”的紅色王牌特工，來自風箏之鄉_風聞

國產電視諜戰連續劇有兩座高山，一部是2009年出品的《潛伏》，另一部是2017年上演的《風箏》，它倆代表了國產諜戰劇的兩個高度。

只不過兩者的區別在於，《潛伏》側重於講故事，而《風箏》見長於講人性。

在真實地歷史中，《潛伏》中的原型是吳石，即使後來到了台灣，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甘心身居孤島，在龍潭虎穴中推動曙光的早日到來。

1949年底，導師收到了秘密女特派員朱諶之從“密使一號”吳石提供的絕密軍事情報，內有《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囑咐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呦！”並揮毫寫下了一首詩：

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1950年，由於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造成包括吳石在內的400多名地下共產黨人被捕，台灣當局以“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對“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四人執行死刑。

1973年，為了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一大業做出的特殊貢獻，周恩來總理力排眾議，在導師的支持下，由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

2000年，吳石將軍的子女將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遺骸奉回大陸，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長期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原國務院秘書長羅青長親自審定，吳石將軍生前秘書鄭葆生題寫。

羅青長接見吳石子女時的留影

2009年電視劇《潛伏》熱播至今，成千上萬的觀眾為劇中潛伏者“餘則成”所感動，吳石作為“餘則成”的原型之一，也從歷史記錄中走進公眾視野。

今天，我們就向大家介紹一位活着的“餘則成”---李正文的故事。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證山東濰縣張莊村，也就是現在的濰坊市寒亭區高裏街道張莊村。

據《濰縣誌。金石志》記載，“金代，大劉家莊（今一空橋村）創修石橋記，載有張家莊劉廣翁。”

村外也曾發掘有元代圓形墓，相傳元代張姓在此立村，取村名為張家莊。明成化年間，李姓由掖縣朱橋鎮南穴村遷此定居。以後張家莊逐漸演稱為張莊。

張莊村高大堅固的砂圍牆遠近聞名，修建於清末咸豐、同治年間，非常雄偉壯觀，致使當時外村人經過誤認進了濰縣城。早年曾有多股土匪和亂軍前去張莊村騷擾，由於高大堅固的砂圍牆易守難攻，亂軍只好繞道離開。

解放戰爭期間，解放軍山東兵團在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指揮下，進行了著名的濰縣戰役，戰役打響前，張莊村住上了解放軍，九縱濰縣戰役指揮部就駐紮在張莊村東鄰朱馬村，因張莊村砂牆與濰縣城牆建築極其相似，部隊首長就帶隊前來查看地形，並多次在此進行濰縣城模擬攻堅軍演。

濰縣戰役時期，張莊村民積極踴躍支前，給解放軍準備房子、糧食、木料、車馬，為支持解放濰縣城作出了貢獻。

“紙花如雪滿天飛，嬌女鞦韆打四圍。”

這是曾任濰縣知縣的鄭板橋，在去官十年後寫下的《憶濰縣》裏的一句詩，描寫的正是濰坊風箏的美。

時至今日，説起濰坊，大家都會不約而同的首先想到濰坊的風箏，“世界風箏都”的美譽，讓濰坊連同濰坊的風箏享譽海內外。

濰坊風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魯國大思想家墨翟製作第一隻"木鳶"，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真正開始興盛，走向民間卻是在明代。到清朝中葉，濰坊開始出現專門從事風箏製作的民間藝人。在濰縣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風箏藝人扎制風箏，新穎好看，起飛高穩，遠近聞名。因為白浪河年年有民間或官辦的風箏賽會、連許多外地的風箏商販和風箏藝人也慕名而來。漸漸形成了濰坊風箏節起源於濰坊市區白浪河大集的根源。濰坊風箏經過歷史演變和橫向傳播，逐漸形成了選材講究、造型優美、扎糊精巧、形象生動、繪畫豔麗、起飛靈活的傳統風格與藝術特色。濰坊風箏其種類有硬翅風箏、軟翅風箏、串式風箏、板式風箏、立體風箏、動態風箏等。它不僅被廣泛用於放飛、比賽、娛樂，而且已經成為美化人們生活的時尚裝飾品。每年的國際風箏節也成為當地一大重要的文化和經濟盛事情，吸引着估計國內數十萬人前來參觀。

而事實上，在濰坊，2006年同時入選國家級非遺的項目，除了濰坊風箏外，還有濰縣楊家埠的木版年畫。

楊家埠是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寒亭街辦的一個村，楊家埠木板年畫就誕生在這個村子裏。

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興於明初，盛於清代乾嘉年間，迄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了，同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並稱“中國民間三大木板年畫”。

近年來，寒亭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保護與發展，先後建起了楊家埠旅遊開發區、楊家埠民俗大觀園。

而楊家埠民俗大觀園就建在張莊村附近，與西南邊的“濰縣狀元巷”遙相呼應。

在清朝光緒年間，濰縣西南關新巷子，短短26年間先後考中曹鴻勳、王壽彭兩名狀元，這在全國的科舉考試歷史上算是個奇蹟。因此，當時的濰縣西南關新巷子被人們稱為“狀元巷”，成為一個有名的旅遊觀光景點。

山東省是孔孟之鄉，禮儀之邦，狀元們身上折射出的刻苦精神、敬業精神、民族氣節及愛國主義精神，是濰坊狀元文化寶貴的歷史財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濰坊人。

這一點，尤其在出生在濰縣張莊村的李正文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李正文出生於清末民初的動盪歲月，那時的全國人口有四億人，而山東人口就有四千萬，位居全國第一，佔了全國的四分之一。動盪的歲月，混亂的局面，一遇到旱澇天災，老百姓吃飯都成了問題。

《闖關東》就是描寫的當時整個山東老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逃難經歷。而李正文一就是1916年隨家人逃荒到了東北關東的四平街。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中國人再苦再窮也要咬牙供子女上學，逃荒到東北四平後的李正文，在好心的同學資助下得以高中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東北大學，“九一八”後流亡關內，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系。

這不要説是一百年前那個年代，就是現在能考入清華大學，都被冠以“高考狀元”，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

李正文在校讀書期間，就積極投身於紅色學運。1932年1月，已深受中共愛國主義宣傳的他，毅然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很快擔任了北平左聯執委會理論部部長、社聯（社會主義科學家聯盟）執委兼研究部部長，筆名嶽光。

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當時北方的共產主義運動，還處於不成熟時期，中共的活動產生了盲動主義，經常搞一些飛行集會、遊行示威、公開宣講等，不少人員開始暴露在國民黨軍警特機構眼中。

國民黨北平當局在摸清了他們的活動規律後，傾巢而出，出動了河北省黨部、北平警察局、憲兵三團等全部軍、警、憲、特力量，捕獲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員。

經過緊張的偵審後，北平特科（北方特科）成員李光偉、劉子奇、楊青林、陳紅、袁國振、沈一平、魯克明等人被押解到南京。楊青林（烈士）、劉子奇（烈士）被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至此，北平的環境極度惡化，為保護留下的火種，和北平特科並無工作交叉關係的李正文，經過中共情報人員（國際情工）劉逸樵和國際情工肖項平介紹，派往蘇聯學習。

1935年1月，李正平來到莫斯科，由北伐時期來華擔任過軍事顧問的蘇聯阿基莫夫少將，安排到莫斯科郊區的赫姆基無線電學校的情報工作研究班，並起了一個蘇聯名字：瓦夏。

李正文這這裏全面系統的學習了俄語、英語、馬列主義理論；照相、無線電收發和修理、電報密碼的規律；情報工作的組織、內容和方法；逃避敵人追蹤的技術、以及識別日本的軍種、兵種和使用各種武器的知識。

經過一年半的刻苦學習，1936年6月，李正文以優異的全科成績結業。這就是學霸的風采！

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當李正文正準備大展拳腳回國報效祖國的時候，莫名的厄運降落到他的頭上。

李正文首先被調到了莫斯科郊區的馬拉霍夫卡，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國際人員管理區，繼續在特別政治訓練班學習。中共情報保衞歷史上“第一女諜”，曾是中央特科成員，上海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擔任諜報組長的吳先清（烈士），也在這個時候調到這裏。

這個時期，正是蘇聯歷史上血腥的肅反擴大化時期，也就是教科書上説的“大清洗時代”，在這樣一個歷史大環境下，世界上各國在蘇人員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與同被構陷的吳先清等人，一起被送進關押重犯的魯別克監獄。

1938年4月，蘇聯法院特別會議判他為“日本偵探嫌疑犯”，刑期五年，從佈德里斯克監獄送到靠近北極圈的齊必由勞改營。

這個勞改營處在西伯利亞的最北端，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凍，最冷的時候可達攝氏零下五十度以下。

他們每天都要從事10小時以上的重體力勞動，每人都有勞動定額，口糧麪包是按完成定額多少來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給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額一半以下的，給400克至500克，完成100%定額的給800克至1000克，菜和湯也按定額分配。

勞改營從不給犯人發衣服、帽子、鞋襪等必需品，更不用説日用品了，逼着你拼命勞動掙錢來自己解決。很多人都穿着縫了有縫、補了又補、難以遮體的破爛衣服。

李正文體弱力氣小，又不善於幹力氣活，累的要死也完不成定額，當然也就經常捱餓，如果不是得到建國後任公安高級幹部的難友姚艮的全力幫助，肯定是必死無疑。

在這種情況下，李正文寫了60多封信寄給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語和理論的優勢，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説過的話：“托洛斯基認賊作父，糊塗蛋認友為敵（這句話是他加的，學霸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只有布爾什維克才能分清敵友！”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凡。經過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他的執着終於有了結果。

1939年9月，蘇聯當局正式宣佈撤銷對李正文的原判，無罪釋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獄後被遣返回國。

1941年元旦，李正文終於到達了重慶，儘管他極度渴望回到中共工作，最終他還是服從了共產國際和重慶八辦上級組織的一致要求安排，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情報員，接受閻寶航領導，掩護身份為黃炎培先生主持的重慶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顧問。

1941年6月中旬，閻寶航從于右任、孫科那裏獲得希特勒德國將於6月22日進攻蘇聯的重要情報後，立即親手交給李正文，李正文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同志，同時奉命立即轉交蘇聯駐華武官羅申。

就這樣，這個關係到蘇聯和世界前途命運的情報，通過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1941年7月，李正文被派往上海，先飛經香港，完成了香港文化供應社上海分店經理的第一個身份掩護，坐船進入日軍已經全面佔領下的上海，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在上海的情報工作。

李正文到上海，其主要任務就是專門為共產國際負責收集寧滬杭地區日偽的軍政情報，他的上級領導叫尼克萊.伊萬諾維奇，一個十分乾練的蘇聯特工。

伊萬諾維奇規定，每月的5號、15號、25號是接頭的日子，晚上7點在法租界某條馬路上會面，如果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再約。並且一再強調了工作紀律：“這裏情況十分複雜，日本、國民黨、汪偽政權及各大國勢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進步報刊，特別是蘇聯社會科學書籍；不要搞武器、財物，更不要策動偽軍起義；尤其不允許同其他組織發生橫的聯繫，”

李正文從此開始了“刀尖上的舞者”生涯。他化名唐殿俊，公開身份是蘇聯遠東航運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經理，由於經費充足，他出手很是大方，在那異常蕭條的年代，他不時會出現在南京市城南三山街的邵福興酒家，包下一間臨街的二樓包房，來招待他的客人。

當年因為李正文的日語很是流利，導致在蘇聯肅反期間當成了“政治犯”受盡磨難。不過，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得以和日本人拉近關係，連當時日本海軍報道部，都有他熟悉的記者。

汪精衞投降叛國後，在南京成立了汪偽傀儡政府，時任秘書長的是周隆癢，其大舅哥嵇顯庭，任文書科長，後來被李文正發展成了重要內線。

當時，蘇聯對日本的戰略動向是高度關注的。日偽的軍政首腦，每週都有一次聯席會議，而會議紀要等都是嵇顯庭負責。

於是，李正文就在邵福興酒家，從嵇顯庭那裏獲得了有關日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相關動向，再將其交給助手邵曉萍。之後，邵曉萍將情報“帶到”城東百子亭10號小洋樓。最後，由地下交通員陳蕙瑛帶回上海，交給李正文的上司尼克萊。

除了從嵇顯庭那裏獲取情報外，李正文更會從細節去抓取一些有利的“人脈資源”，唐莽就是其中一位。

唐莽是湖南瀏陽人，出生於1886年，為清末自立軍首領唐才常之子。唐才常作為反清志士，在湘、鄂、贛諸省會黨乃至民眾中很有些影響，在1890年在與秦立山發動起義未遂，被張之洞殺害。

當時李文正從嵇顯庭那裏得知，唐莽對於戰事很是消沉時，便請示上級同意後，開始了和此人的近距離接觸。

唐莽，當時的和平建國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他父親起義失敗後逃亡到了日本，還進入帝國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之後，他投靠蔣介石，但並沒有受到重用。其弟遇刺身亡後，讓他感覺背後主謀就是蔣介石，後來在周佛海的力邀之下，他加入到了汪偽政權。

不過，作為一箇中國人，唐莽內心一直糾結，經告病修養。

首先接觸唐莽的是邵曉萍，他的父親邵之雍和唐莽的弟弟是同學，關係相當不錯。後來，暗殺事件發生後，邵曉萍父親對他弟弟的家屬很是關照。

唐莽得知這層關係後，再加上邵曉萍的善解人意，還特意讚揚邵之雍當年保護岳陽樓的壯舉，讓兩人距離逐漸拉近，並認邵曉萍做了乾女兒。

於是，李正文以邵曉萍“姑表兄”的身份開始進出唐公館，對待那些傭人、司機等很是客氣，不時會給些零花錢及香煙、茶葉等。甚至，連唐公館大門口的日本憲兵，他都會主動接近。

這期間，唐莽雖然懷疑李正文和邵曉萍的身份是軍統特工，不過，他內心更是糾結自己的選擇，因為在唐莽看來，日本是必敗的。所以，唐莽沒有“點破”二者的身份，還“提醒”他們要注意提防當時南京特工總部的馬嘯天。

在唐公館，李正文獲得了不少戰略情報。當年日本抽調兵力奔赴南洋，後改變戰略，準備進攻印緬邊境，妄圖進攻中國西南等等這些重要情報，都是經由唐莽告知李正文的。

其實，戰場上不光是正面武器的比拼，更講究的是對敵方作戰計劃的洞悉。而近距離接觸“情報源”，僅有技術和金錢的支持還是遠遠不夠的，更多的是對人心的把握。

這一點，從諜戰電視連續劇《風箏》來看，刻畫演繹的尤其到位。

就拿嵇顯庭來説，他並非汪偽政權的“死忠”，要的只是物質上的滿足。當然，李正文很是理解，給的“報酬”也極其豐厚。於是，用了半年時間，嵇顯庭就在鼓樓三條巷買下了一棟帶花園的小洋樓。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心裏都有個“尺度”，向善的力量終會慢慢聚攏。而李正文則用自身的力量，將這些變成了極有價值的情報。

這就是“王牌特工”不世出、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所在。

根據當時的紀律要求，李正文不允許和中共地方組織和武裝力量有任何橫向聯繫。但很多對於中共和新四軍關係重大的情報，李正文還是自我決定違反禁令，千方百計找到了新四軍秘密交通點，將情報寄到了某縣糧站，及時傳遞給新四軍領導，新四軍領導人陳毅為此多次表揚了李正文。

李正文還以高級知識分子身份成為了汪精衞參謀長唐莽家裏的座上客，從唐莽和其他敵偽上層人物的談話中，不斷篩選出有用的情報。

李正文還發展了日本人德田恆夫，周佛海任隊長的中央税警總隊副隊長李次白，顧祝同的駐滬專員張大同等人，有的向他提供日偽方面和國民黨的重要政治、軍事情報，有的準備率部投誠。

1945年初，共產國際已經宣佈結束近兩年了，李正文派妻子陳蕙瑛代表他秘密趕赴到蘇北華中局所在地，見到了城工部部長劉長勝。

李正文和家人合影

陳蕙瑛把李正文的歷史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以及相關的情況，向劉長勝做了詳細彙報，希望組織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共內部系統上來。華中局領導研究後，同意了李正文的請求。

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張執一代表組織來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關係。

這個時候，蘇共情報組織的尼克萊，也已被蘇聯召回國內，李正文就此迴歸，成為了依舊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高級情工人員。

張執一是中共上海隱蔽組織的領導人之一，日寇投降後，它曾奉命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起義計劃取消後，他和沙文漢一起負責中共在上海地區的文教宣傳和統戰工作，和工商界上層人士、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建立了密切聯繫。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張執一領導下，並協助張執一開展統戰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廣泛交往。應黃炎培先生之邀，他擔任了民建總會的副秘書長，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和活動，他還參加陳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聯誼會，結識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張志讓、沈體蘭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很快發展到80餘人，包括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圖南、鄭振鐸、葉聖陶、翦伯贊、杜國癢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本人也參加了“大教聯”組織。

在張志讓的支持下，李正文成為了七人幹事會成員，分管組織工作，併成為中共“開闢第二戰場、發展第二條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8年秋天起，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解放軍已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中的許多軍政人員感到大勢已去，紛紛尋找出路。

為適應這一形勢，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張執一為書記的策反工作委員會，李正文、王錫珍、田雲樵三人為委員，分別對國民黨軍政各界展開秘密活動。李正文從此時起已完全轉入地下，不再進行公開活動。

1948年10月，李正文奉調去香港培訓，作接收上海的準備工作，張執一也在那裏。

1948年11月，中央要邀請32位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儘快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為免遭國民黨迫害，上級組織決定派李正文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請他們。

這其中有張志讓、葉聖陶、馬寅初、陳叔通、周建人、盛丕華、鄭振鐸、包達三、張炯百、許廣平、沈體蘭、周予同、鄭太樸、盧於道、儲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雲彬等。

當時這些人在愛國有罪的國統區上海，已經程度不同地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馬寅初、鄭太樸早已躲藏起來，葉聖陶等許多人也已經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須十分小心地協助他們離開上海，稍有不慎，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察覺，將會給他們招來殺身之禍。

為了完成這一重大任務，李正文臨行前作了充分準備，他裝成一個“高等華人”，從香港到達上海後，把名單藏匿在一個安全處，就開始按照心裏背熟的人名一個一個地拜訪。

最後的結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脱身未能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車都先後安全進入解放區。其中，馬寅初因目標太大，李正文請海關的地下黨員孫恩元同志，護送他進海關通道也平安地到達了香港。

《大公報》是當時在國統區發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報紙，在廣大讀者中有重要影響。李正文通過該報記者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純青，對該報的總負責人王芸生做過多次爭取工作，最後終於解除了王芸生多年累積的對共產黨的疑慮，成功説服了他願意接受中共領導。

1948年深秋某晚，李正文作為上海地下中共隱蔽組織的代表，在李純青的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談，王表示，上海《大公報》絕不隨同蔣介石遷往台灣，所有人員全部留下，並正式宣佈，從現在起，港滬兩地的《大公報》都接受中共的領導。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命令復旦大學遷往台灣，陳立夫親自動員當時的校長章益。張志讓立即找到李正文商量，決不能接受復旦大學去台灣的命令，最後終於説服了章益，章益依然拒絕了國民黨的撤退命令，把復旦大學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給了新中國。

李正文這次返滬執行任務期間，還根據張執一的指示，到南京國民黨海軍部去會見了海軍部辦公廳少將主任金聲。金聲是一位愛國將領，堅決反對內戰，革命熱情很高。

金聲和宦鄉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聲就要宦鄉為他溝通中共方面的關係，宦鄉在香港見到了張執一時談起此事，張就要李正文代表中共去南京回見金聲。並請宦鄉將此事通知金聲，告知了接頭暗語。

金聲將桂永清上校機要秘書遊俠叫來介紹給李文正，説遊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參加革命，苦於找不到關係，他對海軍部大小事情都瞭如指掌，可以説是一部活字典，海軍的紀要都掌握在他手裏。

金聲和遊俠同李文正聯繫上後的幾個月內，兩人就經常帶着有關的重要情報，從南京到上海在約定的地點和李文正會面，這些情報都經由他們兩個人做過精心整理和分析，詳細而具體地把蔣介石整個海軍的行動計劃和作戰部署，特別是沿海和長江的佈防計劃，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備情況，還有海軍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種，如陸軍、空軍的調動計劃和作戰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還用地圖和圖解形勢標出來。

李正文把這些情況立即由上海組織派人送往蘇北解放軍指揮部。

張執一對李正文説：“他們這些情報非常寶貴，是萬兩黃金也買不到的，特別是他們提供的蔣軍沿長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報，對解放軍渡江作戰的勝利將起到極大作用”。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段伯宇為核心的，一批反蔣起義的國民黨進步將領發生工作聯繫。

段伯宇，時任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少將高級參謀。1938年加入中共共產黨，後失去聯繫。

1942年，段伯宇考入了國民黨的陸軍大學，在該校結識並團結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進步同學，經常在一起秘密討論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

他們結業後先後分配到了國防部和其他軍事機關，都掌握有一定的軍權，彼此仍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到1948年，他們在段伯宇的引導和倡議下，一致同意尋找中共領導，決定棄暗投明，倒戈起義。

段伯宇通過他的表弟，中共黨員温尚煜聯繫到黨的組織，張執一決定派李正文和他們聯繫。

可以説，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李正文老前輩披肝瀝膽，出沒在“潛伏”戰線生死線上，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世功勳！

1949年5月，李正文告別“潛伏”戰線，該任華東軍政委員會高教處副處長和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的軍代表及校務主任等職，負責高等院校接管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華東局調任李正文擔任“華東革大”副校長，並擔任了上海復旦大學首任黨委書記兼該校副校長。

1954年秋冬，李正文又升任高等教育部政治理論教育司副司長，主要負責領導和管理全國高等院校的四門政治理論課。

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李正文遭遇不公正待遇，被監督勞動，直到1979年10月“徹底平反，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職務”。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莊嚴地簽署了一項命令，向三位中國人授予“偉大衞國戰爭勝利50週年紀念勳章”。

這三位中國人就是我黨“潛伏”戰線的傑出人才——閻寶航、閻明詩、李正文。

閻明詩是閻寶航的女兒，她與李正文都是閻寶航的助手、聯絡員。

俄羅斯有一個傳統規矩：只向活着的人授勳。但這次，開例向逝者授勳，授勳名單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經去世27年的閻寶航。

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曾説，之所以授予閻寶航、閻明詩、李正文等人“衞國戰爭勝利50週年”紀念獎章，是因為他們提供了關於德軍進攻蘇聯日期的準確消息及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詳細軍事部署資料，這兩件事將載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冊！

1996年7月，濰坊渤海學院（目前濰坊最高學府濰坊學院），舉行成立剪彩儀式，從北京請來了多位領導幹部和教育專家做嘉賓。

這其中最為靚眼的就是白髮蒼蒼而精神矍鑠的李正文老前輩，他用還原出來的一口地道的濰縣話談笑風生，引得了全場嘉賓對他產生了特別的敬意。

這位從風箏度故鄉走出來的傑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這位沐浴着楊家埠木版年畫鄉土氣息的“潛伏”戰線上的英雄，這位繼承了“濰縣狀元巷”風采的高材生，演繹出機智勇敢、無畏無懼、屢建奇功極富傳奇色彩的業績，永遠載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史冊！

1992年2月，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兩位負責同志，專程赴京拜望李正文老前輩，並以組織的名義贈他“疾風勁草，青史英豪”書法條幅。

李正文老前輩於2002年病故，終年94歲。

李正文老前輩出生於帶着被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恥辱進入的20世紀初，成長於北洋軍閥的混戰讓處在黑暗中的中國人看不到出路的暗無天日時期。

正是由於李正文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他們把國家的興亡當做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於黑暗之中發出微光，把星星之火燎原於祖國各地，他們櫛風沐雨，他們篳路藍縷，他們披荊斬棘，用自己的汗水和鮮血、智慧與勇氣、奉獻與擔當，成就出我們而今的國泰民安、山河無恙。

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接過李正文老前輩手中的旗幟，我們所開創並矢志推進的偉大事業，必將和天地並存、與日月同光。

習總書記講過，“一個不記得來路的民族，是沒有出路的民族。”

這一百年的路，李正文那批老前輩們走了很多，接下來的路，該有吾輩來接着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