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認同政治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危機_風聞

來源：大灣區評論  2021-7-30

認同政治的崛起

今天，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是一國的內部政治還是國際政治，認同政治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深刻地影響着各國內政和國際政治。**認同政治的主要表現特徵是行為和言語上的激進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在一國內部，往往表現為民粹主義情緒的泛濫；在國際層面，往往表現為民族主義情緒的泛濫。**具體地説，又（至少）表現為如下特徵：

**首先，各個實體（個人、團體和國家）之間的過度對抗。**認同政治的目標在於通過塑造一個“對立方”來實現自己這一方的團結(Solidarity)。塑造一個外敵，無論是真實的敵人還是想象的敵人，的確有助於內部的團結。但是，這樣做的結果也使得對方（或者敵人）產生團結，甚至強化了對方的團結。如此，敵對雙方各自因為對方的因素提高了內部凝聚力，而雙方之間的敵視和對抗也隨之強化。

**其次，不寬容主義。**在西方，寬容是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的產物。歐洲的中世紀盛行宗教的不寬容，而後來興起的絕對專制又盛行政治上的不寬容。文藝復興提倡宗教寬容，而啓蒙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寬容。當代認同政治的崛起大有宗教和政治不寬容的“復辟”。當然，就認同政治來説，不寬容可以表現在方方面面，並不限於宗教和政治。

**再次，多元主義的消失。**多元主義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種顏色，並且相信一個多顏色的世界是和諧的。但認同政治則不然。認同政治相信世界上只有黑白兩種顏色，並且是對立的顏色。在行為上，認同政治傾向於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人妖魔化。或者説，認同政治用自己的“有色眼鏡”看世界，不能容忍與自己顏色不同的事物。

如人們一貫所説的，“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認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直存在的，不管人們喜歡與否。但認同政治的強化則往往產生於危機時期。因為危機，個人感到孤立無助，需要用羣體的力量來應付危機，即“團結即是力量”。團結的單元可以多種多樣，宗族、族羣、種族、階級、黨派、民族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以為個體提供一個羣體背景、一種歸屬感。

**認同政治的根源在於一個社會的各個羣體之間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性。**社會是一個共同體，需要基本的公平和公正感，一旦這種公平和公正感消失，那麼社會集體的危機必然產生，而認同政治也成為必然。在國際層面，無論因為什麼樣的因素，出現不公正和不公平現象，並且感覺到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國家不能接受這種不公平和不公正現象，那麼認同政治同樣會產生和發展。對國際政治來説，更為重要的是，國內的認同政治可以轉化成為國際層面的認同政治，即國家通過把內部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外化到國際層面。在一個社會內部，認同政治表現為不同羣體間的衝突；在國際社會，認同政治表現為國家之間的衝突。

充分顯露的美國認同政治

認同政治的內部效應在各國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在今天的美國，認同政治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徹底。美國內部的階級之間、種族之間、民族之間、黨派之間都表現出衝突。

就階級和階層來説，**美國社會的貧富差異和兩極分化已經超出了一個社會所能接受的程度。**儘管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美國作為整體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但因為內部收入和財富差異加大，美國社會從以往的“中產社會”（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轉型到“富豪社會”。

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人的財富總額大幅縮水，中產階級首當其衝。2020年的新冠疫情，讓美國的階級矛盾迅速激化。疫情期間經濟的停擺，讓普通美國人失去工作、財富縮水，而億萬富豪們則通過投機股市賺得盆滿缽滿。據美國智庫政策研究所報告，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以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增加了40%。在此期間，美國還多了46位新億萬富翁，而現有的660位億萬富翁擁有的財富，比美國收入底端的50%人口的財富還多三分之二。相比之下，2020年下半年美國貧困率上升了2.4%，相當於多了800萬貧困人口，非裔貧困率上升了5.4%，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了淨資產貧乏狀態。大量的美國人失業、陷入債務危機，靠領取救濟生活。

同時，美國富豪又極少繳納聯邦所得税。前不久（6月8日）美國一家新聞機構發佈了一項調查發現，2014—2018年期間，最富有的25位美國富豪僅繳納了136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税。而超級富豪巴菲特的真實税率僅為0.10%，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佐斯也僅為0.98%。其中，貝佐斯在2007年和2011年甚至沒有繳納任何聯邦個人所得税，而2007年其財富增長為38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的中產家庭要痛苦得多。同期，美國中產家庭税後收入增長僅為6.5萬美元，但他們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税率為14%，遠高於富豪們。也就是説，美國的税收壓力不平等地壓在中產階級身上。

2011年，美國爆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譴責華爾街的投機和逃税行為。2016年，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民主黨人桑德斯崛起，他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平等，前1%的人口占據了國家三分之一的財富，金融危機的後果由中產階級承擔，而富豪們則可以置身事外。

在西方國家中間，美國人本來對社會差異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但現在這種包容性已經不再。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仇富”“厭惡不平等”等民間情緒日益滋長。前不久，富豪巴菲特捐41億美元，但反遭美國社會聲討，遭到了大批網民的攻擊。在貝佐斯決定踏上飛向太空的旅程時，大量美國網民卻希望他“別回來了”。美國《商業內幕》網站報道，竟有5萬美國人請願“不要讓富豪貝佐斯在太空旅行後重返地球”。很多請願者表示：“地球不需要貝佐斯，比爾·蓋茨和馬斯克這樣的超級富豪，希望他們都留在太空。”

也正是藉助於民眾的仇富心態，美國總統拜登在頒佈了1.9萬億美元的經濟紓困法案救濟需要幫助的人之後，又頒佈了至少為1萬億美元的基建法案以促進就業。但美國社會普遍認為，拜登如此“放水”，不僅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結構的問題，也勢必進一步惡化美國財政狀況。

美國近來日益惡化的反亞裔運動也是美國高度社會分化的產物。**亞裔通過自身的努力在美國社會生存和發展，較之其他族羣，亞裔的情況較好，但底層美國民眾則把自己的當前不幸的遭遇歸罪到亞裔。**自特朗普開始，美國日益成長的反移民浪潮也是這種情況的直接反映。

社會分化更導致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黨爭。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之後， 美國主流社會認為美式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但現在沒有人敢這樣宣稱了，因為也就是宣佈“歷史的終結”之後不久美國便開始深陷黨爭，治理危機從來沒有間斷過。自二戰結束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國中產階層達到70%左右。這個規模的中產階級成為了美國當時的政治主體。共和黨右一點，民主黨左一點，但兩黨不至於走極端，因為兩黨都必須照顧到這個中產主體。但自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一直萎縮，到現在的50%左右。80年代之前，美國社會大多數民眾沒有鮮明的黨派認同，他們可以流離於兩黨之間。但今天，大部分民眾黨派意識鮮明，要不認同民主黨，要不認同共和黨，中間的灰色地帶消失了。在這次特朗普和拜登的總統選舉中，美國人的投票率創歷史新高。但這並不表明美國民眾政治參與意識的高漲，而是意味着美國社會的高度分化。無論是特朗普陣營還是拜登陣營，都不相信對方，需要親力親為，自己出來投票。在這樣的情況下，兩黨政治成為“互相否決”政治的局面就不難理解了。

圖源：網絡

認同政治與美國對華政策

更為嚴峻的是，在國際層面，**自特朗普以來，中美關係成為美國日益高漲的認同政治的犧牲品。**經驗地看，歷史上，民主國家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傾向於把內部矛盾外部化。不管如何，西方有“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一説。

今天，在對華政策領域，美國正經歷着外交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即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中國，包括新疆、台灣、南海、香港、人權、經貿等等領域。**儘管 “以中國為敵”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問題，但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為內部問題找到一個“替罪羊”。**這種現象也已經引起了美國政界和西方輿論界的驚醒，儘管還不是多數派。

佛蒙特州的獨立參議員桑德斯於2021年6月17日在《外交事務》上發表題為“美國危險的對華新共識—不要挑起新一輪冷戰”的文章，就指出了這一危險性。同時，一些美國前官員和西方學者也在西方媒體上發表文章指出，美國的最大敵人不是中國，而是內部的法西斯主義。英國《衞報》6月20日刊登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的文章，稱美國今天面臨的最大危險並非來自中國，而是美國自己“轉向法西斯主義”。作者提出，美國必須小心，不要過度妖魔化中國，這樣會鼓勵一種新的偏執狂，進一步扭曲美國的優先事項，鼓勵本土主義和仇外心理，並導致軍事支出越來越大，而擠佔對美國未來繁榮和安全所依賴的教育、基礎設施和基礎研究的公共投資。作者最後指出，當今的美國社會在日益多樣化，其經濟與文化正在與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與文化迅速融合，而美國的核心問題是：是否有可能在不創造出另一個“敵人”的情況下，重新發現美國的身份和美國人的共同責任(Robert Reich，“The US’s greatest danger isn’t China. It’s much closer to home”, The Guardian, June 20, 2021)。英國獨立報專欄作家Patrick Cockburn更是直接指出美國共和黨在迅速轉變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政黨(Patrick Cockburn,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urned fascist – it is now the most dangerous threat in the world” Independent, June 19, 2020)。

與此相適應，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失去了美國傳統上自詡為外交美德的“節制主義”。美國《世界政治評論》在5月4日發表了一篇提倡“剋制主義(Restraint)”的文章，結果被羣起而攻之。儘管美國國力大不如前，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要不惜一切成本和代價去推行美國價值觀。傳統上，美國奉行現實主義，即基於自己實力基礎之上的外交。但在認同政治的影響下，美國外交界道德主義盛行。

更為荒唐的是，**這種“歸罪中國”的認知導致了美國社會對中國內部體制的仇視，甚至憎恨。**拜登總統本人就把中美關係界定為是“美國民主”和“中國專制”之爭。在雙邊關係上，美國歸罪中國；在和盟友的關係上，美國也歸罪中國。即使是在內部政策上，例如基礎設施建設，美國也匪夷所思地歸罪中國，拿中國説事。

現在看來，美國內部似乎沒有力量可以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這個大趨勢。美國具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對華政策會導向什麼結果？在這方面，歷史已經提供了深刻的教訓，最明顯的是二戰前日本和德國的教訓。在這兩個國家，內部民粹主義情緒和外交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失控對它們的內政外交決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終主導了它們的內政外交，導向了戰爭。

很顯然，儘管美國的認同政治是美國內政的反應，但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則構成了最為嚴峻的威脅。**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的回應，另一方面反映了民眾對中國崛起的驕傲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情緒的崛起是必然的。面對美國對中國所進行的“認同政治”運動，我們如何在外交領域控制好民族主義情緒便成為了我們面臨的一項挑戰。美國一些理性的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對美國的反應，但中國的反應反過來刺激着美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越要控制好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管如何，我們對局勢應當有自己正確的判斷，而不能讓美國牽着鼻子走，否認我們就會犯顛覆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