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的豪賭：節慶資本主義與奧運經濟陷阱之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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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芽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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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多方博弈後，東京奧運會於北京時間7月23日晚艱難拉開帷幕。

東京新國立競技場內6萬多個空蕩蕩的彩色座位，與主場外的人山人海形成戲劇性對比。

這注定是一屆不同尋常的奧運會。

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一書中，戴揚和卡茨把那些在電視上進行現場直播的國家級歷史事件（如奧運會、世界盃等），稱為“媒介事件”，並將其概括為三種主要類型：“競賽”、“征服”和“加冕”。

在媒介事件營造的集體無意識的全民狂歡氛圍中，社會矛盾與衝突得以暫時性化解或擱置，共識性的儀式吞沒了持異見的個體，報道變成了禮讚和慶祝，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神聖感、認同感得到空前強化。

然而，日本非但沒有因東京奧運會這一媒介事件團結起來，反而鬧得輿情洶湧，兩極分化。

撇開日本國民對於奧運會開幕式的吐槽，事實上直到開幕式前夕，日本國內對舉辦奧運會仍存在分歧。

7月25日，奧運聖火傳遞的最後一棒，抵達東京都政府大樓的都民廣場，數十名抗議者聚集於此，在大批警察包圍下，高呼“請優先應對疫情”的口號。

疫情，依然是東京奧運會面臨的最大挑戰。開幕式當天，東京都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359例。一些運動員因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而不得不憾別賽場。

“No Olympics”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東京奧組委稱，目前的確診病例仍是一個可以控制的數字。

除了疫情風險的不確定性外，嚴重超支與鉅額虧損，使得東奧會實為一門板上釘釘的賠本生意。

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辦成一屆安全安心、能夠守護國民生命的大會是最優先的課題，對於經濟效益根本沒有期待。

這與此前在世衞組織將新冠疫情定性為大流行病後，日本仍一度反對延期，堅持如期舉辦奧運會的態度，似乎有些相悖。

如今日本頂着民意和疫情擴散的壓力繼續舉辦奧運會，恐怕更多地還是出於經濟考量。畢竟如果停辦，一切都將打水漂，造成的經濟損失或可能直接抵消日本近幾年的經濟增長。

日本沒有回頭路。

“Japan is back”夢碎

8年前，東京贏得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當時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他比當上首相時更快樂。

安倍將奧運會視為一個機會，為他樂觀的口號“日本復興了”（Japan is back）增添可信度。

他希望奧運會能幫助日本走出幾十年來經濟停滯、人口下降與毀滅性自然災害的陰霾，開創一個國內繁榮的令和新時代。東京奧運火炬也被命名為“復興之火”，足見日本對本次奧運會寄予的厚望。

如今，安倍已退出政治舞台，“安倍經濟學”譭譽參半，東京奧運會生不逢時。能否成功應對危機並最大限度地控制損失，成為考驗新任首相菅義偉的一道難題。

2020年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肆虐，嚴重拖累了日本經濟走勢。但事實上，即便沒有疫情，日本經濟也早已顯露疲態，多年呈現“低通脹、低增長”態勢。

日本人口數量已經連續11年負增長，目前總人口不足1.26億人。據日本相關機構的預測，這一趨勢在未來幾十年仍將持續。到2050年左右，日本人口或將下降至1億人以下。

人口負增長進一步加劇了人口老齡化，當下的日本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8%，可以説，日本已經全面步入老齡化社會。

這一結構性困境正在深刻影響日本經濟的方方面面——勞動力供給不足、需求與消費下降、風險厭惡情緒增強、投資減少、社會撫養負擔加重……日本經濟的內生動力明顯不足。

日本民眾普遍懷念昭和時代的經濟榮光，希望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能像1964年一樣，提振國民經濟，重現1962-1964年間的“奧林匹克景氣”（1964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日本帶來的經濟繁榮景象）。

為舉辦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日本政府投資了約28億美元（一萬多億日元）興建各種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新幹線鐵路、體育場館、酒店、飯店、旅館、高級商場和遊樂園等。

東海道新幹線和首都高速公路均在這一時期建成，東京首都圈的輻射範圍進一步擴大。因炒作“奧運概念”，房地產市場蓬勃發展，東京開啓了高層建築時代，東京乃至整個日本的都市風貌，都發生了質的改變。松下、精工、富士等一系列日本民族品牌也走向世界。

1964-1969年，日本GDP增速除1965年為6.4%，其餘年份均超過10%。1968年，日本一躍成為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曾嚐到奧運甜頭的日本，如今再次把希望寄託在奧運會上，並且傾注了完全稱得上是舉國之力的人力、物力、財力。

據《日本經濟研究》統計，在奧運場館建設和酒店客擴容這兩項上，日本政府就投入了約400億美元。東京奧運會延期的這一年，相關場地維護管理費以及各競技團體舉辦資格賽所需的經費等，合計損失約58億美元。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在7月8日舉行的日本政府與國際奧委會等機構的“五方會議”上，正式確定了東京首都圈內的所有比賽以及奧運會開幕式、閉幕式不安排觀眾入場觀看的方針。已經售出的363萬張門票，95%都要返回給觀眾，直接門票收入損失達900億日元（約53億元人民幣）。

據經濟研究機構的測算顯示，“無觀眾”奧運的經濟損失規模將達到6000億日元（約353億元人民幣）。

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表示：東京奧組委的收支情況毫無疑問將失去平衡。“復興”的美好願景化為泡影。

祛魅奧林匹克：節慶資本主義下傾斜的天平

現代奧運會經歷了政府出資到商業贊助的歷史演變。

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是這一轉折的關鍵節點。

面對蒙特利爾因舉辦奧運會入不敷出，債台高築的前車之鑑，各國對舉辦奧運會敬而遠之，甚至出現只有洛杉磯一個城市申辦第23屆奧運會的窘境。

為了避免陷入“蒙特利爾”陷阱，洛杉磯市政府規定用於籌辦奧運的市政支出不得超過500萬美元。洛杉磯奧運會被迫轉向市場化運作，尋求私人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支持，由此開闢了公私合作的奧運會籌辦模式。

洛杉磯奧運會開幕上的表演

最終，洛杉磯奧運會不僅沒有負債，還盈餘2150萬美元。在洛杉磯奧運舉辦2年後，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與阿迪達斯合作，成立了專門負責商業贊助工作的“奧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項目”。

隨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帷幕徐徐降下，商業勢力迅速崛起，奧運會這一全球體育盛事逐漸演變為資本、品牌、商業宣傳的角鬥場，文化意義上的“愛與和平”則更像是附屬品。

社會學家朱爾斯·博伊科夫將這一經濟模式概括為“節慶資本主義”：媒體所生產的節慶氣氛構成了一種“例外狀態”，一切以確保奧運等節慶活動為重，其他日常規則被暫時懸置。而公私合作的核心在於，由公共部門和納税人承擔成本和風險、為私營部門提供盈利平台。

這構成了日本民眾對舉辦奧運會持消極態度的另一大原因。

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與否，不僅牽涉着贊助商的切身利益，而且關係到主辦地的經濟發展機遇與本地生活福祉。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即把一種資源用在某種用途上之後，由於資源的獨佔性，那麼本可以把這種資源用在其他用途上可能產生的最大收益，就是該項資源的機會成本。

日本政府近年來在東京奧運會的籌辦上，已經投入了太多的“機會成本”。

據《日本時報》報道，由於東京奧運場館和奧運村建設需求量大，日本東北地震災區不少重建工程陷入建材和人力短缺，本就緩慢的重建工程一度停滯。地震災區的一位居民評價道：“我們負擔不起這屆奧運會，它只會給東京和它的周邊城市帶來好處。”其他地區能分享到的紅利實際十分有限。

因地震而發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島，也遠沒有擺脱10年前的陰翳，核輻射的影響依然存在，社交媒體上充斥着有關福島現狀的聳人聽聞的報道。人們談核色變，福島成為一個標籤，代表着日本的恥辱、苦難與陰影。

10年來，人們圍繞如何徹底報廢核反應堆、如何處理核污水等問題，在社交媒體上爭論不休。儘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核事故的處理遠沒有結束。

對於很多背井離鄉的福島人來説，回到家鄉生活近乎變成一種虛無縹緲的鄉愿。一位搬離福島的居民表示，花費在奧運會上的經費本該投入真正的重建與核污染處理。

實現包括福島在內的東北地區的復興，是日本的一個宏大政治經濟命題。但眼下，東京奧運會對於災區復興的積極意義恐怕僅止於口號。

奧運經濟陷阱

奧運會對東道國經濟和消費的拉動作用毋庸置疑。

但奧運經濟效應的光環，早已在投機主義與超負荷運作中剝落。

據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自1972年至今，奧運會預算平均超支率高達156%。

奧運會舉辦城市乃至所屬國家均承受着巨大的財政壓力，單屆奧運賽事帶來的經濟效應越來越難以覆蓋全部成本。所謂的“奧運遺產”也多淪為爛尾工程。

一般認為，整個奧運會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奧運會籌備建設期、奧運會舉辦期和後奧運會時期。

奧運會主辦城市乃至主辦國的經濟發展態勢，從奧運會籌備開始持續加速增長，到舉辦前一年和當年達到高峯。奧運會結束後，增長勢頭就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衰減，即所謂的“奧運低谷效應”。

產生這一效應的機理是，籌備舉辦奧運期間的投資建設熱與遊客激增，拉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一旦奧運會結束，投資將迅速萎縮，同時旅遊業、服務業迅速衰退，奧運場館等設施閒置產生龐大維護成本、失業人數攀升……奧運的美妙光環褪去，留下一地雞毛。

奧運年前後的主辦城市經濟發展曲線

無論是開商業運作先河的洛杉磯奧運會，還是被譽為最成功的悉尼奧運會，都不同程度上出現了賽後體育場館閒置、奧運村樓宇銷售困難、基礎設施利用率不高等問題。日本為本屆奧運會新建的大量場館、擴容的基礎設施，在賽後的營運與維護，將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儘管奧運的品牌效應仍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但經濟增長會在奧運會後明顯放緩。一定程度上，前期在奧運刺激下的投資建設潮有多火熱，泡沫破裂後，受到的經濟衝擊就有多大。

巴塞羅那原奧委會秘書長曾忠告道：“在籌辦奧運會時，不要老想着震驚世界，結束之後必然收穫痛苦。”

奧運會不是cure-all。同時，對這一體育賽事進行政治經濟學反思，將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