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2021：全世界正陷入以色列的凝視中_風聞

　　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手機，被法國曾經的殖民地摩洛哥給盯上了。

　　馬克龍2017年以來經常使用的一個電話號碼，被列在了摩洛哥情報部門的監聽名單上。被監聽的法國政要裏，除了總統馬克龍，還有前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和14名部長。

　　讓前殖民地“噬主”，“乳法”可謂達到了新高度。

　　不過，摩洛哥情報部門還真不是專門針對法國。他們的監聽對象除了法國政要，還有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和其他皇室成員、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等一眾知名人物。

　　事情曝光後，馬克龍迅速更換了手機和電話號碼，其他相關人士也馬上採取了相應措施。

　　話説摩洛哥黑科技已經如此牛逼了嗎，竟手眼通天到這種地步？

　　摩洛哥政府率先作出否認，稱相關指控“毫無根據”，並在事發第三天的7月22日，又對法國非營利記者組織“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和總部位於倫敦的非政府組織“大赦國際”提起誹謗訴訟，原因是上述兩個組織最先對摩洛哥作出不實指控。

　　這出“被告變原告”，看得人霧裏看花撲朔迷離，摩洛哥到底有沒有監聽馬克龍，目前只有爆料，還沒有實錘。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認的是，假設指控是真的，手眼通天的也並不是摩洛哥，而是摩洛哥被指控使用的以色列手機間諜軟件——“飛馬”（Pegasus），及其背後的以色列軟件監控公司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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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手機間諜軟件“飛馬”，客户可不止一個摩洛哥。

　　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飛馬”泄露的數據庫裏，有超過300個可能被監聽的印度手機號碼，這些手機號碼的主人身份極不平常，基本都是各界頂流，包括印度部長、反對派領袖、記者、商人等等。

　　其中有超過40名記者，包括《印度時報》《印度斯坦時報》等印度大媒體的“頂級記者”，另有3名“主要反對派人物”，2名莫迪政府現任部長以及安全機構官員等等。

　　記者們被列入監聽名單的時間點也值得玩味。前《印度快報》記者辛格的名字於2018年出現在監聽名單中，當時此君正在調查印度從法國購買“陣風”戰鬥機的交易。

　　而“有線”網站的一名編輯出現在名單中之前，曾發表有關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之子的商業關係的報道，當時她還在調查印度商務和工業部長皮尤什•戈亞爾與一名商人的商業往來。

　　可以看出，這些被監控的對象，大多是一些想要尋求真相揭發黑幕的記者，和一些異見人士。

　　但對於購買“飛馬”軟件用於監聽記者和異見人士的指控，**印度政府和摩洛哥政府做出了相同的反應，**表示媒體對印度政府監視特定人羣的指控“沒有任何具體依據或與之有關的事實”，簡單翻譯一下就是，任何沒有證據的指控都是耍流氓。

　　不用説，名單上其他使用“飛馬”的國家，態度也都如出一轍，通通對此矢口否認。

　　從此次所得的調查結果顯示，NSO的客户，也就是購買“飛馬”這款間諜軟件的國家，主要來自阿塞拜疆、巴林、匈牙利、印度、哈薩克斯坦、墨西哥、摩洛哥、盧旺達、沙特阿拉伯、多哥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AE）這11國。

　　NSO這些客户的監聽“目標”又是誰？

　　在被“飛馬”軟件潛在監控的名單上，有大約5萬個電話號碼，這些號碼涉及一些國家的總統、總理、重要官員、商界人士、宗教領袖、學者、非政府組織員工、工會人員等等等等。

　　但涉及到國家領導人級別的監聽引發了最為廣泛的關注。

　　調查顯示，盧旺達政府或於2019年起監聽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印度政府可能從2019年起監聽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

　　儘管沙特和阿聯酋跟埃及關係密切，但這兩個國家卻可能盯上了包括埃及總理馬德布利在內的埃及高官，以及伊拉克總統巴爾哈姆。

　　阿聯酋還可能在2018年和2019年時盯上了黎巴嫩時任總理薩阿德·哈里里。烏干達前總理魯貢達和阿爾及利亞前總理貝多伊等在任時也可能遭到監聽。

　　不過，監聽名單上出現的電話號碼，並不代表已經被入侵了，也有可能只是NSO客户的一些潛在目標。

　　調查單位針對其中67部可能被攻擊的智能電話作了進一步的驗證，結果顯示23部被成功入侵、14部電話有被入侵的跡象，剩下30部則沒有出現被入侵的跡象。

　　按照抽樣調查的比例來看，入侵成功的比例大約是30%，在這覆蓋全球的5萬部電話裏，可能有1.5萬部被成功入侵，算是極為嚴重的監聽事件。

　　“飛馬”這款間諜軟件，在黑客界應該算是家喻户曉，目前應該是全球最強大的間諜軟件，更是NSO的主打產品。

　　這款軟件可以輕而易舉地入侵最常用的移動設備，包括蘋果、安卓、黑莓和塞班系統，其追蹤軟件和硬件能以多種方式自行安裝，輕鬆截取手機裏的各類訊息、圖片、視頻、電郵內容、通話記錄，還可以秘密開啓麥克風進行實時錄音。

　　早先這款軟件剛面世之初，入侵時會向用户發送一條惡意鏈接，用户只要一點擊就會“中招”。

　　但目前軟件已經升級，不用釣魚網址，照樣能對目標對象實施各項有針對性的間諜活動，具有跟蹤、監聽和間諜滲透的“全面能力”。

　　當然，使用這款軟件的成本，也極其高昂。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NSO的一份商業計劃書顯示，監視10個蘋果或安卓用户的費用是65萬美元；監視5名黑莓用户費用是50萬美元；監視5名塞班用户費用是30萬美元，而且安裝費還要另算，平均每台安裝費5萬美元左右。

　　另外每年的系統維護費用還要另算，大概是總價的17%。

　　這麼一算，嘩啦啦的都是錢，NSO可以説是一本萬利，就目前調查的結果來看，NSO少説也進賬數億美元了。

　　托馬斯·約瑟夫·唐寧不是説過嘛：“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

　　這樣的暴利之下，NSO作為全球頂尖網絡軍火商，真沒什麼不敢做的。

　　被“飛馬”列在監控名單上的5萬個電話號碼，範圍遍佈全球50多個國家，如果不加以遏制和管控，可以想象未來還有更多國家會慘遭“飛馬”毒手。

　　那麼看到這裏，有人會感到好奇，創造這款軟件的NSO，手眼通天到如此地步，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企業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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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NSO的公司網頁，在企業介紹部分，NSO介紹其軟件主要是用來對付罪犯和恐怖分子的，旨在為打擊犯罪網絡和恐怖主義蒐集情報，並且只提供給來自人權記錄良好的國家的軍事、執法和情報機構。

　　事實上，NSO成立之初，還真説得上是用來打擊犯罪的。

　　NSO成立於2008年，企業的名字簡單粗暴地取自三個創始人的首字母：Niv Carmi、Shalev Hulio 和 Omri Lavie。

　　Shalev Hulio 和 Omri Lavie

　　NSO成立之初，正是智能手機剛剛興起的時候，當時的人們對智能手機還是很陌生的，手機公司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當面指導客户如何安裝各種基本程序。

　　為了節省時間精力，NSO當時設置了一套程序，讓手機公司向客户發送鏈接，公司可以通過鏈接來遠程訪問客户手機並安裝程序，對顧客的設備進行遠程控制和維護。

　　NSO那時業務範圍雖然不大，但所用的技術放在當時是非常先進和高端的，因為其團隊中招攬了以色列情報機構最強大的分支——8200部隊（相當於美國NSA）的前成員。

　　靠着過硬的技術和口碑，NSO名聲越來越大，直到某一天，一家歐洲情報機構發現了他們，並撥通了他們的電話：

　　“你們為什麼不用這個技術來收集情報呢？”

　　一通發問後，對方隨後表明了來意，他們稱隨着智能手機和加密通信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犯罪和恐怖分子通過無法破譯的加密渠道進行溝通，這使他們情報機構在監控犯罪分子的活動時變得極為困難。

　　經過一番研究，NSO給對方提供了一套解決方案：通過破譯通訊數據，對通訊系統的終端即手機發起黑客攻擊。

　　至此，NSO發現新的財富密碼，開始走上了向政府機構售賣“網絡軍火”的發財之路。

　　到2011年，NSO研發出第一代移動監視工具，即前面提到的“飛馬”，這款軟件能不留痕跡地從手機中收集大量先前無法訪問的數據——包括電話、文本、郵件、聯絡人、位置以及在Facebook等社交軟件上傳輸的任何數據。

　　通過不斷更新換代，這款間諜軟件在全球遍地開花，被全球多國政府購買使用。

　　“飛馬”的第一個客户，是墨西哥政府。

　　墨西哥政府最開始購買“飛馬”，也是為了打擊犯罪，主要是為了抓捕毒梟，NSO所提供的技術和軟件在這方面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一般會通過向毒販集團發送虛假鏈接，然後掌握相關情報進而將其滲透。

　　之前大毒梟古茲曼被成功抓獲，就有NSO很大功勞。

　　古茲曼被抓獲

　　墨西哥嚐到甜頭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其不光是“飛馬”軟件的第一個客户，更是NSO一直以來的大客户，到目前都還是這款間諜軟件的主要進口國，當然，更是這款竊聽軟件活動的“重災區”。

　　在這次對“飛馬”的調查結果裏，監聽名單上的5萬個電話號碼，有1.5萬個都來自墨西哥，佔總數的三分之一。

　　名單顯示，2016年至2017年間，幾乎所有墨西哥政黨都有政客“上榜”，全國32個州至少45名現（前）任州長，還有大量法官、醫生、公會人士、記者、律師、外交官被列入監聽名單。

　　這款軟件，已經在墨西哥被大範圍濫用，早已不限於最初抓捕毒梟的功能了。這些通過監聽獲取的信息很容易流入私人（犯罪團伙或是商業組織）手中，更是一度成為上屆墨西哥政府用來監視競爭對手、打擊反對者的秘密武器。

　　這次扒出來的被監聽名單，包括墨西哥現任總統洛佩斯及身邊大量親信、前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2006-2012年在任）與妻子等重要人物。

　　洛佩斯

　　在2018年大選中，前任墨西哥總統涅託敗給了曾經的“手下敗將”洛佩斯。洛佩斯由此開始被上屆政府長時間監視，洛佩斯身邊核心圈子裏至少50人都被“盯梢”，包括妻兒、兄弟、幕僚長、助理、司機、心血管醫生，甚至洛佩斯業餘時間參加的棒球隊經理。

　　所以也就不奇怪，為何洛佩斯兒子、黨內資深成員的私下談話，經常會被媒體泄露和曝光。

　　在中東地區，“飛馬”軟件的應用範圍更是廣泛，2016年阿聯酋著名人權活動家艾哈邁德·曼蘇爾被捕，阿聯酋當局靠的就是這款軟件。

　　當然，在震驚全球的2018年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遇害一事，NSO公司的“飛馬”在其中更是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當時卡舒吉好友阿卜杜勒阿齊茲的手機感染了“飛馬”，兩人通過社交軟件WhatsApp交流時，雖然對話受到軟件自帶的加密保護，但實際上兩人的對話早已被“黑”。

　　卡舒吉與其的對話因此受到了監視，對話內容、位置信息等一切都在沙特政府的掌控之中。

　　卡舒吉和阿卜杜勒阿齊茲對話

　　因為任何手機感染了“飛馬”後，手機中儲存的所有數據、信息，甚至衞星定位數據都將對黑客可見，手機主人在哪裏，和誰説話，談論什麼都不再是秘密。

　　更讓人憤怒的是，在這次披露出的“飛馬”監控名單裏，卡舒吉的未婚妻也赫然在列，可見這款軟件的監控範圍之廣。

　　卡舒吉被害之後，斯諾登站出來為其發聲，並對NSO大加斥責：“根據我們掌握的證據，NSO集團是目前世界上最最差勁的公司，他們出售這些盜竊工具用以侵犯不同政見者、反對人士和活動家的人權。”

　　這次NSO的“飛馬”軟件監控全球的醜聞發生後，斯諾登更是稱之為年度事件，呼籲全面停售這款軟件。

　　但是，想要停售這款軟件，你得先問問以色列政府答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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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舒吉被害之後，其好友阿卜杜勒阿齊茲對“飛馬”軟件和以色列NSO集團提起訴訟，指控其違反國際法。

　　但NSO集團堅稱未曾參與卡舒吉案，並且重點強調，“飛馬”的全部銷售都由以色列國防部授權，言下之意：就算我真幹了，也有國家在背後撐腰，你能把我咋地。

　　背後是強大的國家勢力，不用想也知道，這樁案子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如今的NSO，儘管名義上是自由貿易的私人公司，但自2016年起，就開始受到以色列戰爭部和國防出口部的嚴格管控，軟件可以出口給誰，禁止出口給誰，早已不是公司自己可以做決定的。

　　之前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曾曝光，以色列政府曾批准向沙特情報機關出售電話黑客間諜軟件，以令沙特情報機關能夠黑入反對政府人士（包括卡舒吉）的手機，説的就是“飛馬”。

　　而以色列此舉，是為了在和伊朗對抗的過程中，與沙特建立更穩固的合作關係。

　　但NSO也並不白替政府做事，NSO和阿聯酋之間曾進行過三筆交易，共為NSO帶來將近8000萬美元的利潤，這幾筆交易就是由以色列官員促成的，並且順利得到了以色列戰爭部的批准。

　　NSO賺了錢，以色列又能進一步拉攏阿聯酋共同對付伊朗，能夠達到這種雙贏局面，雙方何樂而不為。

　　NSO説白了，就是以色列政府的“私人摩薩德”，早已被以色列視為“軟實力”，以及成為幫助以政府和一些國家恢復外交關係的武器和手段。

　　因此，面對種種針對NSO的起訴，以政府對NSO的袒護是絲毫不加掩飾。

　　2018年，前面提到的“大赦國際”曾在以色列起訴了NSO，並試圖阻止其監視技術出口。

　　然而特拉維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地區法院的一名法官以該公司未能出具足夠的證據駁回了這一請求，並還表示負責監督監視技術出口的以色列國防部擁有適當的保障措施來“保護人權”。

　　這次的“飛馬”醜聞轟動世界，在國際組織、人權組織、歐盟政府、媒體和國際社會紛紛對NSO發出強烈譴責之際，以色列卻跟NSO唱起雙簧來。

　　且看，29日，有報道稱，以色列政府**“突襲”了NSO集團位於特拉維夫的辦公場所；而NSO方面則表示，政府是“視察”**了公司，政府的行動他們事先已被告知，“公司正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與以色列當局合作”。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突襲”？

　　而“調查結果”絲毫不出人意料，以色列國防部長親自出來“保證”：“飛馬”沒有監聽馬克龍。

　　以歐洲領導人們對稜鏡門的“寬容”，相信以色列方面的説辭獲取歐洲的“諒解”只是時間問題。

　　而以色列的親密盟友、天天把“譴責網絡攻擊”掛在嘴邊的美國，也對“飛馬”間諜軟件一事三緘其口，倒是反過來糾集盟友，把“惡意網絡攻擊”的帽子扣到中國頭上。

　　在“飛馬”事件曝光的第二天，當地時間7月19日，美國、英國、歐盟、北約等聯手發佈聲明點名中國，聲稱中國發動“惡意網絡攻擊”，要讓中國為早前包括微軟電子郵件系統在內的一系列全球網絡攻擊負責。

　　這出真的把爺看笑了，美以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罪行罄竹難書，美國那廂裝聾裝瞎，卻在網絡安全問題上以莫須有罪名對中國造謠抹黑？

　　大家知道，美國和以色列之間是有情報共享機制的，所以如果以色列通過“飛馬”軟件收集到了有用信息，在不涉及自身國家機密的情況下，是會分享給美國的。

　　美國作為“頭號竊密大國”，“水門事件”、“稜鏡門事件”和各種竊聽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得了以色列情報的便宜，當然會對盟友竊聽全球裝聾作啞，反而為了轉移注意力把他們的齷齪行徑安到中國頭上來，不要臉的程度又刷新大家認知了。

　　對於這種無恥行徑，我們當然懟了回去，我國駐多國使館集體密集回擊，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鬥爭。

　　可以想見，未來這樣針對中國的無端攻擊，還會源源不斷，而且對方在某方面做的惡事越多，越會把他們的罪行往我們身上安，相比於惡霸們在輿論上的攻擊，他們在台面下的操作更值得警惕和防備。

　　畢竟某些國家的下限，我們實在是探不到底。

　　烏鴉校尉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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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BBC:以色列軟件公司NSO遭調查 涉通過惡意軟件監控記者和活動人士

　　紐約時報：數字戰爭新時代：黑客公司如何為威權政府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