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歷史和現代化_風聞

儒家把《易》列為五經之首，看重的正是它的通變。孔子也被稱為“聖之時者”，這正是“通變之意”。一個文明，一個社會，一個階級或集團如不能通變，就會被歷史所淘汰。同樣，一種學説，一種思想流派如果真的不能通變，就不會持續二千年，哪怕統治者刻意扶持，也敵不過客觀歷史辯證法的威力。所以儒學也是隨時代而不斷變化的。今天的人們也應該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儒家，它並非是一個從孔子時代起，就一成不變的凝固體。 有春秋孔子時代的儒學，也有戰國時代的孟荀儒學。荀子講的就是法后王，已經吸取法家變革，面向現實的思想。他培養出李斯，韓非子兩個法家代表人物，並非偶然的。接下來，又一變而為秦漢經學時代的儒家，這個是融匯諸子百家的儒家。 漢武帝當結束黃老無為之治，加強中央集權，打擊豪強，反擊匈奴之際，以儒學為指導意識形態。這個儒家又怎麼可能和維護西周奴隸主宗法制的儒家是一回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際內涵並不是要禁止民間自由講授百家之説(中國歷史的實際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而是説作為官方指導思想要保持統一，否則彼此矛盾，只會使政令混亂，讓人無所適從。秦漢經學實際上是把百家融會貫通為一個不矛盾，不彼此對立的統一體，而不是消滅百家，這也正是司馬遷寫《史記》的用意。司馬遷就是要"厥協百家”，使“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此後東漢，魏晉南北朝是門閥化的儒家。宋明時代是佛學化的儒家，明清之際的又是實學化的儒家，他們之間是既繼承，又有不同的面相和變化。今天港台的新儒學本質上是把儒學維持在理學心學的老方向上，這是反歷史的(儘管理學心學自有自歷史價值，不可全盤否定)。 儒學真正發展的大方向是由明清之際的實學為先導，途經顧炎武，戴震，章學誠，常州今文學派，康有為，章太炎，由理學心學向新經史學的轉型。這個新經史學的轉型又要適應新的變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結合，這樣才不會停留在故紙堆中，而具有現實的活力。 所謂“內聖外王”，按中國化馬列主義的説法，就是“把主觀世界的改造與客觀世界的改造”相結合。改造主觀世界就是內聖，就是明明德，就是激發覺悟。羣眾路線就是親民，實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 羣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就是改造世界的兩翼。 改造客觀世界就是外王，目標就是止於自由王國的至善世界，這就是不斷解放的過程。 因此“覺悟”和“解放”就是新中國的最高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