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固化與貧富極端差異！大西洋月刊：美國基礎教育已經走向了可怕的錯誤_風聞

Natalie Wexler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稱在美國的低年級基礎教育中，學校過分重視技能的培養，而不給孩子直接獲取知識的機會，只讓他們在一篇篇毫無關聯的文章中學習找到主題、進行推理等技能，作者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是毀滅性的，會使得貧困孩子跟富裕孩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我去華盛頓特區一所高度貧困學校參觀教室的時候，乍一看這個教室還挺有勤奮學習的氛圍，老師坐在角落的書桌前，翻閲學生的作業，而一年級學生則安靜地做着培養他們閲讀技能的作業。

當我環顧四周時，我注意到一個小姑娘在紙上畫畫。10分鐘後，她畫了一串人形，正忙着給它們塗上黃色。

我跪在她旁邊，問道：“你在畫什麼？”

她自信地回答：“小丑。”

“你為什麼要畫小丑？”

她解釋説：“因為這上面寫着，‘畫小丑’。”

作業的左邊是一份閲讀理解技能清單：尋找主題、進行推理、進行預測。這個女孩指着“下結論”（小女孩把“下結論”看成了“畫小丑”）這個短語，她應該對一篇描述巴西的文章進行推理並得出結論，這篇文章就在她的桌子上，只是正面朝下了，小女孩沒發現，直到我幫她把書翻過來。

關鍵問題是，她從來沒有聽説過巴西，也讀不懂這個詞彙。

那個小女孩做作業的方式是標準教學法的一個例子。

美國的小學教育是由一種理論形成的，這種理論是這樣的：閲讀不僅意味着將字母與聲音相匹配，還意味着理解，這是一種與內容完全脱節的教學形式。使用簡單的文本來教孩子們如何找到主旨，進行推理，得出結論等等，最終他們將能夠運用這些技能來理解擺在他們面前的任何東西。

在此期間，孩子們讀什麼並不重要，這種教育方式認為，掌握技能，使他們以後能夠自己發現知識，比直接給他們提供信息要好，也就是説，他們需要在“閲讀學習”之前花時間“學習怎樣閲讀”。

學習科學需要等一段時間，歷史太抽象，小孩子無法掌握，更加應該等一等。相反，閲讀時間被各種短小的書籍和段落填滿，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只為傳授所謂的“理解能力”。

早在1977年，小學低年級教師在閲讀上花費的時間，即已經是科學和社會研究時間總和的兩倍多。但自2001年以來，當聯邦“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立法，將標準化閲讀和數學分數作為衡量進步的標準時，用於這兩個科目的時間就更多了。反過來，花在社會研究和科學上的時間卻急劇下降，尤其是在考試分數低的學校。

然而，儘管在閲讀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美國兒童並沒有成為更好的讀者。

在過去的20年裏，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全美測試中達到或超過“熟練”水平。對於低收入和少數民族的孩子來説，情況更糟，他們的平均考試成績遠遠低於那些更富裕的、主要是白人的同齡人，這種現象通常被稱為成績差距。

隨着這種差距的擴大，美國在國際掃盲排名中的地位也在下降，本來排名就很一般。一位負責監督此類測試管理的聯邦官員告訴《教育週刊》：“隨着其他系統的改善，我們的教育相對落後了。”

所有這些都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我們一直使用的藥方只是讓孩子、特別是貧困兒童的能力變得更糟，如果提高閲讀理解能力的最佳方法不是操練孩子們的技能，而是儘可能早地教他們被我們邊緣化的東西，比如歷史、科學和其他可以幫助他們理解書本和周圍世界所需的知識和詞彙，那我們該怎麼做？

20世紀80年代末，威斯康星州的兩位研究人員唐娜·羅赫特和勞倫·萊斯利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實驗，試圖確定兒童的閲讀理解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對某個主題的基礎認知。為此，他們建造了一個微型棒球場，並在其中放置了木製棒球運動員。然後，他們帶來了64名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他們的閲讀能力和對棒球的知識都事先經過了測試。

羅赫特和萊斯利之所以選擇棒球，是因為他們認為很多孩子雖然閲讀能力不強，但對棒球都有一定的瞭解。每個學生都被要求首先閲讀一個虛構的棒球比賽的描述，然後移動木製人物來重現它。例如：丘尼亞克揮棒，將一個緩慢反彈的球打向游擊手。海利進來，接住了球，並投向一壘，但太晚了，丘尼亞克在一壘上得到一個單打，喬生留在三壘上，下一個擊球手是美洲獅隊的左外場手惠特科姆。

事實證明，事先對棒球的瞭解對學生理解文章的能力有很大的影響，比他們所謂的閲讀水平更重要。對棒球瞭解不多的孩子，哪怕是“優秀”的讀者，都表現得很差。而所有那些對棒球很瞭解孩子，無論他們是“優秀”還是“差”讀者，都做得很好。事實上，那些對棒球很瞭解的“差”讀者的成績，超過了那些不瞭解棒球的“優秀”讀者。

大約25年後，關於棒球研究的另一個衍生實驗進一步闡明瞭知識和理解力之間的關係。這個研究小組關注的是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齡前兒童。

首先，他們給孩子們讀了一本關於鳥類的書，他們認為高收入的孩子比低收入的孩子更瞭解這個主題。當他們測試理解能力時，研究人員發現，較富裕的孩子表現得明顯更好。但後來他們讀了一個故事，其中涉及一個兩組孩子都不知道的主題，故事描述的是一種被叫做“wugs”的杜撰出來的動物。當孩子們對事物的認知水平相同時，他們的理解力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換句話説，理解力的差距並不是技能的差距，而是知識上的差距。

由於一些原因，來自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的孩子（這些孩子的家庭收入也往往較高），在入學時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詞彙量。低年級老師告訴我，來自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像“behind”這樣的基本詞彙，我看到一個一年級學生在做一道簡單的數學題時很吃力，因為他不知道“before”的意思。隨着時間的推移，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在校外繼續獲得更多的知識和詞彙，使他們更容易獲得更多的知識，這是個相輔相成的問題，知識與其他相關知識緊密相連。

與此同時，那些不太幸運的同齡人卻越來越落後，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學校沒有為他們提供知識的時候。這種滾雪球的現象被稱為“馬太效應”，是根據《馬太福音》中關於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一段話，馬太效應存在的時間越長，它就變得越難逆轉。

因此，我們越早開始培養兒童的知識，我們縮小差距的機會就越大。

雖然在某些方面，美國學校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幾乎所有的小學教室裏，你會發現相同的基本結構。一天分為“數學區”和“閲讀區”，後者耗時90分鐘到3小時不等。

大概有一半的小學，教師會使用一本閲讀課本，其中包括各種段落、討論問題和教師指南。在其他學校，教師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摸索如何進行閲讀教學，並依靠市面上的兒童書籍。

無論是哪種情況，當涉及到理解力教學時，重點都放在練習閲讀技巧上，而絕大多數教師沒有接受過課程設計方面的培訓，只能求助於互聯網來補充這些材料。蘭德智庫對教師的一項調查發現，95%的小學教師通過谷歌來尋找材料和教案，86%的教師求助於圖片分享網站Pinterest。

通常情況下，教師會專注於“本週技能”，選中的書籍或段落，不是因為它們的內容，而是因為它們可以很好地展示一個特定的技能。有的時候，技能的展示可能根本不涉及閲讀。

例如，示範“比較和對比”技能的一個常見方法，是把兩個孩子帶到教室前面，引導他們討論所穿衣服的相似和不同之處。

然後，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單獨或在小組中練習這一技能，閲讀的書籍需要使用符合個人閲讀水平的書籍，但這些書籍可能遠遠低於年級水平。同樣，這些書並不圍繞任何特定的主題，許多是簡單的小説。這種做法的理論是，如果學生讀得夠多，並花足夠的時間練習理解能力，最終他們將能夠理解更復雜的內容。

許多教師告訴我，他們希望在社會研究和科學方面花更多時間，因為他們的學生顯然喜歡學習實際內容。但他們被告知，教授技能才是提高閲讀理解能力的正確方法。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一般不會質疑這種方法，事實上，通過提高閲讀分數的重要性，他們強化了這種方法。

家長和教師一樣，可能反對強調“應試教育”，但他們沒有關注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學生缺乏理解閲讀測試段落的知識和詞彙，他們就沒有機會展示他們進行推理或尋找主旨的技能。如果他們在進入高中時沒有接觸過歷史或科學，就像許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那樣，他們將無法閲讀和理解高中水平的材料。

自2010年以來，核心識字標準影響了大多數州的課堂實踐，在許多方面使情況變得更糟。為了擴大兒童的知識面，這個標準要求小學教師讓所有學生接觸更復雜的寫作，和閲讀更多的非小説類書籍。

乍一聽這似乎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非小説類書籍涉及的背景知識和詞彙往往比小説更多。當非小説與以技能為重點的方法相結合時（就像在大多數教室裏那樣），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教師可能會把難以理解的文字放在孩子們面前，或者更糟糕——畫小丑。

在少數美國學校中，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幾年前，還沒有這樣一個專注於建立知識的小學識字課程。現在有了一些，包括一些可在網上免費獲得的課程。有些課程已經被整個學區採用，包括巴爾的摩和底特律等高貧困地區，而其他課程則由特許網絡或個別學校實施。

這些課程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都是按主題或專題而不是技能來組織的。在一所學校，一年級學生學習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二年級學生學習希臘神話。在另一個課程中，幼兒園的孩子花幾個月時間學習樹木，而一年級的孩子則探索鳥類。相對於技能培養，孩子們通常對這些主題，特別是歷史主題，更感興趣。

在使用這些新課程的學校，所有學生都是學習相同的課文，其中一些課文是由教師朗讀的。孩子們每天還花時間獨立閲讀，複雜程度各不相同。小讀者們不會只侷限於他們通過閲讀獲得的簡單概念和詞彙。教師們往往驚訝於孩子們吸收復雜詞彙（比如肥沃和對手之類的詞彙）的速度，並學會在不同主題之間建立聯繫。

儘管一些早期的結果很有希望，但我們可能要問：隨着不平等的加劇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這樣的課程真的能實現公平競爭嗎？

採用知識建設小學課程的學校相對較少，並且可能難以在考試成績中體現這種方法的優勢，因為低收入學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獲得足夠的常識，以達到與跟富裕的同學一樣的表現。

然而，有證據表明，這種小學課程可以減少不平等，這要歸功於在法國進行的一項無心插柳的實驗。正如E.D. 赫希在他的書籍《知識為何重要》中解釋的那樣，直到1989年，所有法國學校都必須遵守詳細的、以內容為重點的國家課程，如果一個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從2歲開始上公立學前班，那麼到10歲時，基本可以趕上一個從4歲開始的高優勢兒童。

之後，一項新的法律鼓勵小學採用美國的方法，將“批判性思維”和“學會學習”等技能放在首位。結果是戲劇性的。在接下來的20年裏，所有學生的成績都急劇下降，而且在最需要幫助的學生中下降幅度最大。

美國不能簡單地採用法國曾經擁有的那種全面的國家課程（在國際測試中這種課程的表現仍然優於我們國家的）。根據美國法律和慣例，課程由地方決定，不過，個別學校和地區，甚至是各州，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幫助建立所有兒童茁壯成長所需的知識。

幾年前，在俄亥俄州代頓市的一個低收入郊區，一位名叫薩拉·韋伯的四年級教師決定嘗試她所在地區正在考慮採用的一個以內容為重點的新課程。對以技能為重點的教學方式進行調整並不容易，但很快韋伯就看到了成果：各個層次的學生的閲讀能力都變強了。

學生們想更多地瞭解課程中的主題，所以韋伯用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她告訴我，在“什麼是偉大的心臟？”這一單元之後，一個女孩“整年都在談論血漿”。這就是韋伯一直想要的教學方式，但她之前一直無法實現。

和我接觸過的其他老師一樣，她説以前被認為是成績差的孩子特別喜歡這種教學方式。她記得一個可愛的孩子，我叫他馬太，他有閲讀困難的經歷。隨着時間的推移，馬太現在對班上學習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併成為班上討論的領導者。他寫了一整段關於克拉爾·巴頓（美國內戰時期的護士，被譽為“戰場天使”）的文章，比他以前寫的文章都要長，他自豪地讀給他的父母聽，他的母親説，她從未見過他對學校如此熱心。

韋伯説，在這之前，馬太覺得自己永遠被歸入了孩子們眼中的“啞巴羣體”。但在這一年結束時，他給韋伯寫了一封感謝信。他告訴她，閲讀“不再是一種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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