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的羅生門_風聞

三月份中美在安克雷奇大吵一架後，中美的高層交往就成了羅生門。美國不時宣佈將舉行某一層級的會談，中國拒不確認。其實阿拉斯加會談中國也是到最後才確認的。

這之後，中美貿易代表（劉鶴作為中國方面的貿易代表）、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的視頻會議都循安克雷奇的慣例，由美方早早放風，中國到最後才確認，而且都是“應美方要求”。但此後，中國對美方的要求也置若罔聞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三次要求與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會談被拒，中國給出的理由是不符合外交禮儀，級別不對稱。但劉鶴作為副總理與戴琪作為貿易代表的會談倒不那麼糾結於外交禮儀。説白了，跟奧斯汀是不想談，沒什麼好談的。中國不想聽美國的單方面指責和威脅。如果美國沒有誠意在互相關心的議題上讓步，會談只是重訴一遍大家都知道的立場，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還是不浪費這個時間為好。

在G20外長會議前，美國放風，都將出席的布林肯和王毅將在會外舉行會談，為拜登與習近平的會談作出安排。中國照例沒有確認。這一次，中國不是到最後才確認，而是索性非公開地拒絕了會談，布林肯沒有與王毅談成。

7月14日，美國再次放風，出訪亞太（日本、韓國、蒙古）的副國務卿舍曼將順道在天津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峯會晤，商議安排布林肯和王毅的會談，最終為拜登和習近平的會談鋪路。7月15日，美國國務院公佈舍曼的日程，中國段缺席，但説如果在最後時刻安排好了，還是希望到天津會談。

拜登曾長期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後來擔任副總統，自詡外交專家。拜登的外交經驗強於內政，而美國的內政已經成無解的大醬缸。有人説笑，拜登上台後，發現重建美國玩不動，於是專注於重建世界。他很清楚：中國不是特朗普想象的那樣一推就倒，所以先拉攏盟國，再擺平俄羅斯，最後再來對付中國。

拜登大體繼承了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在一些地方還有過之無不及。他的中國政策是對抗、競爭、合作並舉，而且他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要抓主導權，談他想談的，在他想談的時候才談，這樣才顯示美國是世界的主宰。

他要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打壓中國，只有在需要中國的地方，尤其是在對美國特別有利的地方，才與中國合作。他有很多議題要與中國談，從台灣、新疆、香港到南海、釣魚島、澳大利亞，從貿易戰到知識產權和產業政策，從一帶一路到軍事現代化，從全球抗疫和經濟恢復到氣候變遷。他認為中國也急於與美國談，以突破當前的外交困局。

拜登的錯誤在於：美國有權決定什麼時候要求談，但只有中國才有權決定什麼時候答應談，而且中國根本不處在任何困局。

美國放風要建立緊急熱線，中國回答：已經建立了。實際上美國要的是中國不能“不接電話”的超級熱線，但中國不理那一茬。熱線是對緊急情況進行管控的，不是用來進行事務性溝通的。美國要求會談，可通過雙方的大使館和各種外交渠道，大使作為特派全權代表，本來就是幹這個用的。中國不想跟美國談的話，熱線也沒用。

美國放風，無意恢復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在記者問及時，趙立堅直接指出：美國想多了。這實際上是對拜登的含蓄回答：美國沒有你想象得那樣了不起。

澳大利亞受到中國冷遇的時候，還指望美國出頭幫澳大利亞“主持公道”，現在美國似乎也即將得到澳大利亞的待遇。多年來，西方有一個錯覺：中國會硬懟西方國家，但中國對硬懟美國還是忌憚的，畢竟硬懟美國脱離了韜光養晦和不出頭的基本路線。這也給美國一個錯覺：美國在美中關係上有完全的主動權，美國可以隨意進退，衝撞中國底線。如果適得其反，再退回來就是了，不必過度擔心後果。事實上，拜登依然沉浸在這種迷思之中，這是他將特朗普中國政策變本加厲的心理基礎。打破這種心理期望不僅對中美關係正常化有用，也對打破西方其他國家對美國兜底的期望。

時代不同了。中國無意主動挑戰美國，但美國欺負到中國頭上來，中國也不再忍讓了，因為中國也已經讓無可讓了，背後已經是事關主權和發展的核心利益了。

不過中國與美國的經貿主管官員還是會談了，這其實是中國版的只談想談的，只在想談的時候談。中國對美國現在只談經濟，但在中國絕不讓步的政治軍事方面，談也沒用，不如不談。這是中國版的對抗、競爭、合作並舉。

其實對抗、競爭、合作並舉從來就是中國的美國政策，只是中國的順序是合作、競爭、對抗。在事關主權的地方，堅決對抗；在建立面向未來的政治經濟生態科技方面，全力競爭；在互惠互利的經貿方面，放手合作。

特朗普排除一切合作，連競爭都不願意，要全面對抗，中國奉陪。拜登要在對抗和競爭的基礎上加入合作，但中國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拜登想放軟話、做硬事，中國可不上當，也不會給拜登贏取眼球、撈政治稻草的機會。幫助民主黨贏得中期大選不是中國的問題，幫助拜登競選連任更不是中國的問題。

對於特朗普，中國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對於拜登，則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拜登想會談？中國對不期望有用結果的會談不感興趣。西方概念的對話或許包括一事無成的各説各話，但這不是中國概念的對話。中國贊成對話，但對話的前提是誠意，對話的目的是解決雙方都關注的問題，沒有誠意的對話是脱口秀。

王毅和布林肯作為中美的首席外交官，一事無成的各表立場本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這是在互相需要的前提下。通過拒絕會談，中國在含蓄地告誡美國：是美國更需要中國，而不是中國更需要美國。

中國是有底氣的。作為世界工廠，除了先進半導體、航空發動機、專業軟件等少數缺門外，中國幾乎沒有缺門，現有缺門的填平差距只是時間問題，因為中國已經齊備了陽光（產業政策）、土壤（用户基礎）、種子（技術生長點）和水份（投資和盈利），需要的是時間。美國的技術封鎖既不能勒斃中國，也阻斷了美國技術生長的土壤和水份，這將是插翅的烏龜和得了軟骨病的兔子的賽跑。

同時，美國拉得動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只佔世界人口不到1/4。也就是説，3/4的世界人民最關切的是如何從不發達走向發達。中國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不依靠天賜的豐厚資源就成功地自我脱貧，還把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口紅利，這才是最有用的燈塔。西方在高科技和高質量方面還有優勢，但有甩不掉的高成本負擔。中國的中等科技和足夠質量對發展中國家更加適用，低成本優勢則是碾壓性的。越是不發達，建設壓力越大，對成本效益越敏感。

在過去30年裏，歐洲經濟發展在前10年裏還得益於東歐因素，近20年裏更多地依靠中國經濟拉動。美國經濟除了一波又一波的投機（網絡、房地產）外，也是靠中國經濟拉動。即使美國決心自殘，在經貿方面也不談了，而且整個1/4也集體跟進（大概率不會發生），中國經濟也將在雙循環支持下繼續發展，只是外循環轉入農村包圍城市，重點轉向一帶一路和更加廣泛的3/4。中國的發展速度會降低，然後在補上缺門後恢復加速，但美國和西方的減速更大，而且一旦進入減速通道就再也出不來了。

中國崛起已經不是美國能壓住的了。中國崛起在本質上是經濟的，而且經濟結構是綿密的，自下而上的，充滿活力和可持續的上升勢頭的。其實，美國在上升時代也是一樣的，這正是美國焦慮的最大原因，也是從特朗普開始，就不敢真的脱鈎。要是害己能害死中國，美國還是會幹的。問題是脱鈎只是經濟珍珠港，打不趴中國，但美國肯定走上衰落的不歸路了。

中國並不拒絕對話。舍曼的日程中不包括中國後，一天之後的7月16日，美國又借路透社之手放話，舍曼的日程還是留出了訪問中國的空間，如果在最後時刻能做出安排的話，還是會訪問中國。中國在最後還是同意她來了，依然是謝峯主談。但在談後，王毅接見。這是王毅講，舍曼聽，根本不是實質性對話的地方。在美國的説法裏，只提王毅，不提謝峯，好像舍曼是與王毅會談的一樣。謝峯是外交部副部長，主管北美事務，但排名第5。美國知道要求與王毅對話沒戲，提出要與樂玉成對話，他是排名第一的副部長，中國沒有同意。

謝峯與舍曼在天津會談，過北京的大門而不讓入，這有與安克雷奇（還有之前楊潔篪與蓬佩奧在檀香山）對等的意思，也是疫期的慣例。但這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到中國而不讓進北京、只在北京以外城市會談的美國高級外交官，與舍曼把韓國副外長找來東京進行美日韓三邊會談恰成對比。

謝峯在會談中不僅火力全開，還提交了兩份清單。一是糾錯清單，二是中國關切清單，並特別指出：美國所謂“從實力出發”才是真正的脅迫外交。美國一定是有點懵，從來沒有過被別人拉清單，從來都是美國拉清單。美國至今沒有回應。這當然可以看作美國根本不理會中國的清單，但中國也擺明了態度，清單上的問題不解決，後面就沒有談的必要了。對於只涉及美國關注問題的會談，中國沒興趣，兩國關係的“護欄”也只有共同制定、共同遵守才有意義。

清單的最大意義在於公開了中國的基本態度：根本不急於與美國談，因為清單上都是美國不可能在近期內讓步的。在當前政治氣氛下，糾錯清單上的每一項讓步都對拜登是政治自殺：

• 撤銷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

• 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

• 取消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

• 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打壓”與對中國留學生的“滋擾”

• 取消對孔子學院的限制

• 撤銷將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或“外國使團”

• 撤銷對華為集團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引渡

糾錯清單的目的就在於列出完全合理但美國實際上做不到的要求。白宮只有回應：“仍全力實施美國製裁的所有相關措施，採取與美國利益與價值觀一直的行動。”繼續對話是中國不反對的，但這和中印邊界軍長級談判一樣，可以一輪一輪泡下去，但不解決一些中國糾錯清單上的問題，別指望中國會做出任何讓步。

特朗普的“談判的藝術”就是：在對手不妥協的時候，就不斷加碼，直到對手認識到再不妥協，損失指揮更大。特朗普把他這套歪門邪道也用到國際關係上，尤其針對中國。拜登繼承了特朗普的路子，一面要求談，一面不斷加碼政治壓力。特朗普沒有得逞，拜登也不會得逞，不是因為中國死撐，而是因為美國實際上已經無力傷及中國基本盤的加固和擴張，只是在浪費時間，繼續忽略穩固自己的基本盤，那就是美國的製造業和中產階級萎縮的問題。

謝峯説得一點沒錯：美國不能指望通過打壓中國來實現美國的重新偉大，好像壓制住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內外矛盾就都迎刃而解了。美國在“有求於中方時就要求合作；在有優勢的領域就脱鈎斷供，封鎖制裁；為了遏制中國，不惜衝突對抗”。但中國認為，合作應以互信為基礎，以互利為前提，美方要為合作展現誠意、創造條件，不能一邊損害中方利益，一邊希望中方無條件合作。

關切清單則比較虛：

• 中國部分留學生赴美簽證遭拒

• 中國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

• 中國駐美使領館在美遭受滋擾與衝撞

• 美國國內仇亞、反華情緒滋長

• 中國公民遭暴力襲擊

這就是一般的外交壓力了，做到做不到沒有太明確的標準，最大的用處在於強調兩國關係不是美國説了算的。美國在不解決中國關注問題的時候就要對話，那就只有到中國來聽訓話了。

在謝峯的兩張清單後，王毅為美國劃了三條紅線：

1. 美國不得挑戰、詆譭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

2. 美國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3. 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不得破壞中國領土完整

中國在舍曼會談之前，還意外地引用反制裁法，制裁了一批美國人員和組織。這些都不是現役官員，但有前任官員和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人員，白宮指責中國製裁美國平民是在揣着明白裝糊塗。接下來，中國會對現任官員實施反制裁，從低階開始。這是與美國對等的。

天津會談後，美國國務院只能用“一致和具體的結果不是本次對話的目的”來解釋一事無成，舍曼和謝峯之間也沒有安排王毅-布林肯的會談，更沒有討論習近平-拜登的會談問題。美國國務院還説到：“美中關係十分複雜”。這是美國對主導美中關係已經無計可施了。

目前美國上下新生一種憂慮：“美國比中國想象的更強大，美國優勢比中國想象的更持久，中國誤判美國怎麼辦？”在美國不惜全面對抗甚至衝突的現在，這樣的憂慮實際上反映的是美國對相對優勢不可逆轉的滑落而且即將越過臨界點的不情願的承認，要不然，對手的致命誤判豈不是送上門來的勝利機會？應該鼓勵才對。

中國早就主張：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坎貝爾在美國亞洲協會討論會上宣示美國的台灣政策時也用了這句話，但美國會遵循自己的話嗎？只要美國展示出誠意，太平洋上的羅生門不難變成正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