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的背後，中國究竟經歷了什麼？_風聞

72年前的今天，1949年8月2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悄然離開中國，踏上返回美國的路程。幾天後的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立即引發中共的強烈反響。

隨後，毛澤東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評論，對美國進行了嚴厲批駁，並形容司徒雷登的離開，是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自1949年司徒雷登離開，到1971年尼克松總統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期間的20多年，中美關係幾近冰凍，中國的外交政策則體現為“一邊倒”。

今天，我們回首歷史，從司徒雷登説起，到中美關係惡化，再到中蘇攜手，嘗試講述當時的世界格局，呈現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變化的一個側影。

文 | 張志明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百年大黨：走向最強大政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原標題為《從“別了，司徒雷登”到“一邊倒”》，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進退維谷”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人一直秉持着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的構想，而後迅速轉向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説是被國際國內嚴酷的環境逼出來的選擇。

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局勢的巨大變化。

1946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説”，拉開了美蘇“冷戰”的序幕。1947年3月，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主張美國支持他國的資產階級反對共產革命，標誌着“冷戰”開始。針對美國的政策，蘇聯也確立了積極防禦方針。根據蘇聯要求，蘇聯、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法國和意大利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舉行會議，決定成立情報局，並發表反帝檄文。美蘇由合作走向了全面對抗。

這樣的國際局勢對中國局勢的發展影響甚大，特別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變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設計和發展道路選擇影響深遠。

位於杭州下城區的司徒雷登故居。圖｜視覺中國

在國民黨政府走向崩潰的過程中，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雷登發現美國的對華政策“進退維谷”。因為，美國在華援助的是“一個不得人心的政府”，“倘若目前能夠組織有識之士舉行投票選舉，結果也許是100%的反對現政府”。而如果“支持一個不代表人民意願的獨裁統治，違反了自決權利這項民主原則”，不符合美國對華政策的初衷。

在此情況下，司徒雷登與其他美國在華同人發生了分歧。他的一部分同人認為，隨着國民政府的崩潰不可避免，而在聯合政府中將有利於中共獲得全國政權，因此建議“美國應謀阻止聯合政府之組成”。但司徒雷登仍然希望國共雙方的矛盾能通過和談來解決，併產生“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

美國政府在考慮了這兩種觀點後，於1948年8月12日指示美國大使館：“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勵或接受有共產黨參加的中國聯合政府。”這説明，美國政府改變了之前希望建立包括國民黨和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的政策，而改為全力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美國改變對華政策，除美蘇對抗的全球背景外，美國國內政治態勢的變化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1946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取得勝利，其取勝的手段之一，就是攻擊共產黨人滲入了此前民主黨佔多數的美國政府。因此，杜魯門為表明反共立場，於1947年春頒佈《聯邦僱員忠誠法》。根據該法案，任何與共產黨有瓜葛或涉嫌的人員被認為是聯邦政府的“不忠誠分子”，從而被清除。於是，反共立場已成為擔任政府公職的必要條件。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自然難以在中國支持一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

2

“徹底失敗”

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不斷潰敗，到1948年下半年時，司徒雷登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民黨“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主義擴展的有效工具了”，而且國民黨只有得到中共的支持，才能維護自己的統治。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總統府”（資料照片）。圖｜新華社

在此情況下，雖然美國政府已經明確反對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但為有效維護美國的利益，司徒雷登認為，美國“應準備對付任何形式的聯合”。在他看來，畢竟“國民黨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譴責的弊端，而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畢竟具有很多值得稱讚的造福於民的優點”。

鑑於共產黨建立全國性政權的極大可能性，司徒雷登還指出，美國政府不應過早地宣佈對共產主義的否定性觀點，以免不利於美國在華現存利益，或者是在將來處於“難堪的境地”。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共即將建立的新政權採取“模稜兩可的靈活方針”，以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利益。

雖然司徒雷登支持國民黨與中共建立聯合政權，但司徒雷登強調：“一旦出現聯合政府，我們即應全力以赴地支持尚存的非共產黨勢力，以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國——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絕不向共產黨控制下的政府中的共產黨勢力提供任何援助。”

2019年4月21日，無人機拍攝的南京“總統府”。圖｜新華社

正是由於主張對中共新政權採取“模稜兩可的靈活方針”，司徒雷登在中共部隊攻佔南京之前，就向美國政府請求授權與中共高級領導會談，以至少探明對中共“應該採取的措施的程度”。在共產黨部隊攻佔南京、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後，司徒雷登並沒有帶領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南遷，而是向美國政府提出大使館繼續逗留南京的意見。兩天後，司徒雷登即接到了美國政府的同意意見。

司徒雷登之所以提出繼續逗留南京，顯然是為了與中共政權近距離接觸，“以觀察共產黨的意圖，並和他們討論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問題”。

為便於與司徒雷登接觸，中共方面派曾在燕京大學求學、與司徒雷登相識的黃華負責南京外事處的工作。關於與司徒雷登的接觸，毛澤東明確指示黃華，美國政府如果要和中共方面建立外交關係，就應“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

司徒雷登對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持積極態度。他把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看作美國政府朝着承認中共政權方向跨出的“第一步”。他於1949年4月27日起草了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的備忘錄，其主要包含兩點內容：一是與非蘇維埃國家聯合行動；二是聯合國方面須堅持人權保證。

5月13日，司徒雷登與黃華首次見面，表示“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但除平等互利的條件外，還需符合“國際慣例”，即“任何得到本國人民明確支持，並有能力和願意履行國際義務的政府可以得到承認”。

6月8日，司徒雷登提出了訪問北平及與周恩來會見的意願。黃華彙報此事後，中共方面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邀請司徒雷登訪問北平。司徒雷登認為，與中共高層的會見至關重要，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美國“朝着承認共產黨政權跨出的第二步”，關係美國的全球戰略。因此，第二日，司徒雷登即就北平之行請示美國國務院。

但7月2日，美國國務院拒絕了司徒雷登的請求，並要求其儘快離華。在此情況下，司徒雷登於8月2日乘飛機離開中國。大約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正式發表。毛澤東在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白皮書的發表是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從此，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由積極接觸轉為消極對抗，這種態勢直到後來基辛格秘密訪華才得以改變。司徒雷登的離華，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

3

對美失望

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敵視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一邊倒”外交政策的重要動因。

“一邊倒”外交政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日益頑固的扶蔣反共立場作出的必然回應。

1944年7月，朱德等人和美軍觀察組成員在延安合影。圖｜人民視覺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服務於其向全世界擴張的總體戰略的。伴隨着蔣介石集團的全面潰敗，美國的對華政策也全部失算，想與蔣介石腐敗政府拉開距離以便從中國內戰中脱身的企圖落空，對中國共產黨的試探也沒有轉化為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觀望、幻想和徘徊之後，美國還是作出了全面敵視新中國的錯誤決定。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知美國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在處理同美國的關係上是清醒而又謹慎的。

一方面，毛澤東對美國作為帝國主義的反共本質的認識非常深刻。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講演中明確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我們過去對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作了公開的批評和揭露，這是必要的，今後還要繼續揭穿它。”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以意識形態劃線，試圖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願望是真誠的，對美國是真心友好和尊重的，對爭取美國對新中國的承認是期待的。

1944年，毛澤東對前來延安訪問的美軍觀察組表現出了高度重視和熱烈歡迎充分説明了這一點，他與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談話更是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希望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長遠打算。在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前夕，還曾多次向美國透露和解善意誠意。

但是美國主動挑起意識形態“冷戰”，而且反華政策不斷升級，使毛澤東徹底認識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對中國共產黨的排斥，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放棄幻想，準備鬥爭”，在新中國對外政策的選擇上，徹底打消了在美蘇之間保持平衡、“中立美國”等想法。

這正如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報》社論《蔣軍必敗》在談到美國對華政策時指出的那樣，中國人民抱着美國政府執行一箇中間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試驗了兩次，第一次是赫爾利魏特邁時期，第二次是馬歇爾時期。經過了這兩次試驗，現在對於美國政府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是沒有懷疑的了”。“一邊倒”外交政策正是在對美國對華政策痛切失望的背景下醖釀產生並最終確立的。

4

不存在中間道路

1947年9月，蘇聯正式提出“兩大陣營”的理論，把事實上已經存在並處於對立狀態下的東西方兩個集團對抗上升到理論形態。1949年4月在反對蘇聯和共產主義威脅的喧囂聲中，美國策劃十二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這使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對立的“冷戰”局勢達到高潮。

嚴酷的國際形勢迫使毛澤東必須在兩大陣營對抗中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這種判斷和選擇，既是毛澤東權衡利弊的結果，也清晰地折射出美蘇對中國革命的態度。

當“冷戰”的陰霾由歐洲逐漸擴展到亞洲的時候，反對共產主義不僅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上升為美國的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反蘇必反共的“冷戰”思維使美國不能不對中國共產黨採取極端仇視的政策。對斯大林而言，“冷戰”的不斷升級已使雅爾塔格局難以維繫，為了應對美國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蘇聯需要將中國拉進社會主義陣營，以取得對抗美國的相對優勢。所以斯大林一改冷漠、曖昧的彈性政策，轉而公開支援和幫助中國共產黨。

美國的態度逼着中國共產黨一步步地向蘇聯靠攏，而斯大林的轉變、兩黨兩國的歷史淵源和相近的地緣關係又無形中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靠近蘇聯的考量。

經過反覆權衡和比較，毛澤東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脱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具備超脱於兩大陣營之外的實力基礎。在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走中間道路的可能性不僅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取的。

因為，這既無法消除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也會進一步增加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的猜忌，從而失去蘇聯對新中國政權的支持和援助，這對急需獲得國際承認、鞏固新中國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中國共產黨來説是極為不利的。

所以，向蘇聯“一邊倒”儘管是在特定的國際格局中的無奈之舉，卻也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言：“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喬·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5

孤立、封鎖、包圍

新中國成立前後，我國面臨的安全形勢十分複雜和險惡。國內有潛伏下來的大量美蔣特務和敵對分子，東南沿海有國民黨海、空軍的不斷侵擾，尤其令毛澤東感到憂慮的是來自美國的潛在威脅。在反共的大前提下，美國不斷調整在亞洲的戰略部署。

首先，重新武裝日本並和日本結成軍事戰略同盟。

早在1947年2月，美國國務院日本朝鮮處即提出了復興日本經濟的方案，批准向日本提供購買進口原料的資金以協助其擴大出口生產。1948年底到1949年初，駐日盟軍司令部宣佈日本“改革”時期結束，停止了對財團的限制政策，指使日本最大的工會“總評”把日共排擠出去，並慫恿日本建立了7.5萬人的“後備警衞部隊”。

1949年底，美國正式把日本列入在遠東遏制共產主義的“防禦”體系。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在美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題為“亞洲的危機”的演講，把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防禦”戰略的重要一環。

其次，扶植東南亞國家的反共力量。

從1948年底開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先後通過兩項關於亞洲的政策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與蘇聯和各國共產黨爭奪對這一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權，並提出應盡一切力量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羣島和日本的安全地位，同時利用一切政治、經濟、宣傳等手段擴大美國在亞洲的影響，以阻止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蔓延”。

這實際上是在中國邊緣設置了一條“阿留申羣島——日本——琉球羣島——菲律賓”的弧形防禦線，企圖將新中國孤立、封鎖、包圍起來，把中國阻擋在國際社會之外。

美國的這些反共反華連鎖行動，不能不引起中國共產黨的嚴重關切和高度警覺，警醒中國共產黨人，儘管新中國成立了，但依然存在着被帝國主義侵略和顛覆的危險，而美國無疑是威脅新中國命運的最危險的外部敵人。而處於弱勢地位的新中國難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對抗來自美國的威脅，所以與蘇聯結盟就成為鞏固新生政權的必要條件。

蘇聯這個強大的後盾，既是制約美國直接干涉中國的重大因素，也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空前的精神力量，  在外交上能平衡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在戰略上能對美蔣起到威懾作用。

6

經濟壓力

與安全利益相比，確保經濟利益的實現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儘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不僅關係國家的繁榮和富強，也關係着新生政權的維繫和鞏固。

在經歷了14年抗戰和3年解放戰爭之後，中國的社會經濟已處於全面崩潰的境地。1949年的全國生產，同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70%，輕工業下降30%，農業大約下降25%，糧食總產量僅為2250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2/3。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敏鋭地意識到了來自經濟方面的巨大壓力。他指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巨大壓力，使中國共產黨急需來自外部的援助。而敵視新生政權的美國企圖以封鎖、禁運造成經濟上的壓力來顛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杜魯門指示艾奇遜停止了對華貿易，1949年11月，美國糾集15個北約成員國，組成“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制定對中國禁運的貨單。11月17日，美國又宣佈終止與中國的商務性往來，正式對中國進行全面禁運。

在美國的鼓動、脅迫下，至1953年，共有45個國家參加了對中國的禁運。

門户封鎖的政策隔絕了中國與西方進行經濟交流的渠道，從而促使毛澤東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尋求與蘇聯建立同盟關係。他認為，在鞏固中國革命勝利成果和維護新中國的國家利益方面，只有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才能有效地抵制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威脅，打破它們對新中國的封鎖，爭取一個有利於新中國的國際環境及獲得新中國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所必需的國際援助。

在米高揚訪華和劉少奇訪蘇期間，中國得到了蘇聯將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明確保證，讓毛澤東備受鼓舞，更清醒地認識到，新中國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略一方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去找。

7

共同理想

意識形態在毛澤東制定“一邊倒”外交政策中也起了重大作用。主動地接受隨俄國十月革命炮聲而來的革命意識形態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認同。社會主義革命理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移追求的目標。

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在世界上樹起了第一面社會主義的旗幟，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當時共產黨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榜樣。

從1928年起，蘇聯開始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工農業生產持續發展，在短短的12年裏，創造了資本主義國家用50~100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任務的奇蹟，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這使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更加信賴。

儘管對斯大林干涉中國革命的做法深感不滿，但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蘇聯及其共產黨代表了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基礎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共同的意識形態是中蘇關係的紐帶，中國共產黨28年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實現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社會理想，在新中國即將誕生時，毛澤東不但決心繼續堅持自己一貫奉行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且也是以這種意識形態分析國際形勢，並決定新中國的外交政策。

可以説，在新中國外交上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正是這種社會理想的繼續、表現和自然結果，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

8

民族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也堅定了中國共產黨人“一邊倒”的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打破了戰前的力量平衡，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國際階級力量發生了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根本變化。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後煥發出勃勃生機。在經濟方面，蘇聯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忘我的勞動，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而在1948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超過了戰前水平；在政治方面，蘇聯參與了聯合國的建立，成為常任理事國並獲得一票否決權；在軍事方面，蘇聯保持了龐大的軍事力量，並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蘇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與作用，使蘇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旗手。

歐亞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的誕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波蘭、南斯拉夫、蒙古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等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出現。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使社會主義成為世界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受到青睞，蘇聯的模式和榜樣受到歡迎，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大為提高。

與共產主義運動遙相呼應，民族解放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方興未艾。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影響力被嚴重削弱，大大動搖了殖民體系的根基。殖民地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經受了鍛鍊，思想逐漸覺醒，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在戰後雨後春筍般湧現。

民族獨立運動要求政治上的獨立和擺脱外國的經濟控制，根除殖民統治的社會影響，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這無疑打擊了帝國主義勢力，客觀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同盟軍。

綜上所述，“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客觀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複雜的國際形勢，從新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急切現實需要出發，反覆認真考量利弊得失以後作出的理性選擇。“一邊倒”政策也對新中國的對內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促使中國共產黨大大縮短了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

這種影響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是深刻而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