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這一刀，捅進了國產青春片TOP1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2021-08-02 16:53
作者| 錢老闆
來源| 影探
60年前，台北市牯嶺街七巷底發生了一起不良少年情殺案。
30年前，與兇手當年同屆不同班的一位叫楊德昌的同學，把這件事拍成了電影。
4個小時，對於電影來説或許稍長了些。
但對於電影所想展示的內容而言，已經算是短成了奇蹟。
由一起情殺案起，卻最終匯成了一部包含了愛情，親情，歷史，理想的史詩片。
時值此片30週年，不妨來一起重温一下這部經典——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991.7.27.中國台灣
>>>>夏日往事
故事核心情節正如新聞報道所説：
一男（小四）一女（小明）相愛，最終他捅死了她，在一個叫牯嶺街的地方。
這部電影與其説拍的是關於個人的悲劇，倒不如説更是在拍一個時代的縮影。
這一點，從電影一開始便早已揭曉。
影片第一場戲，是在學校。
小四父親坐在辦公室裏，跟某人理論。
但那人只一條腿伸在畫裏，只見其聲，不見其人。
小四父親是個直性子，説話不會拐彎。
再看對面，全是化骨綿掌般地打官腔。
小四父親爭她不過，卻也不知該從何處與她爭起。
下一個鏡頭，鏡頭反打——
小四坐在走廊長凳上，垂頭喪氣。
上一鏡頭的畫面，是出自小四眼中的主觀視角。
兩個鏡頭，已經暗示了某股無形的力量對於父輩的壓迫，以及受此牽連的"小四們"。
緊接着第二場。
父親與小四騎着自行車從一條林蔭道緩緩過來。
看似一派祥和温暖的景象。
然而稍加註意，便能看到這長道盡頭有幾輛軍車駛過。
頭頂也傳來一陣戰機呼嘯而過的轟隆聲。
上一場的無形力量，在這一場暗暗揭曉——
為什麼有軍車和戰機？
因為台灣處於戒嚴時期（具體後面會説）。
而此時期的重點，體制和威權，是無形的。
此外，這頭兩場基本上也統領了全片的核心拍法。
極少特寫，因為要的是人物，更是環境。
極少剪輯，因為要的是一種冷眼觀之的客觀態度。
時代才是主角。
而小四與父親，只不過是生活在這個時代裏的芸芸眾生其中二人罷了。
一個暗無天日的時代。
A brighter summer day.
>>>>時代
所謂時代，並非憑空出世，而是迭代而來。
那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已經被導演嵌在了影片的諸多細枝末節裏。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落敗，被迫割讓台灣於日本。
台灣從此開始長達50年之久的日治時期。
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迴歸，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陳儀負責接管和治理台灣。
然而他卻將台灣治理得一塌糊塗，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發展停滯。
百姓怨聲載道，民情激憤。
結果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講的便是這個時期的故事）。
如此種種，讓很多人甚至開始懷念起日治時期的生活來。
這也是影片中為什麼有人在唱日本歌的緣故。
正因為並非本省人，所以小四一家並不能理解這種感受。
1949年，國民黨退踞台灣。
數百萬軍政人員和老百姓也隨之來到了台灣。
這些人的處境很複雜，因為他們面臨的是三種文化的影響：
一種是紮在骨子裏的中國文化；
一種是遺留下來的日本文化；
一種是因為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而新進來的美國文化。
所以你能看到，汪狗請客時女人們仍舊身穿旗袍、小四一家被安排住進日據時期日本人修建的房屋、黑幫火拼用的武士刀、大姐學美國人早上洗澡、愛搖滾樂的小貓王……
這些在其它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不同現象，神奇地在台灣出現在了一起。
正如電影開頭字幕卡所説，
大部分人隨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不過是為求安定。
然而事與願違。
同年5月19日，為了鞏固威權統治，清除異己，國民黨政府頒佈了《台灣省戒嚴令》。
台灣就此走入長達38年56天的戒嚴時期。
幾十種管制法被陸續頒佈，用來限制憲法賦予人們的自由權利。
更可怕的是，值此期間，常常傳出有人無故失蹤或是冤獄的消息。
對於政見不同者，國民黨政府採用的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態度。
這便是臭名昭著的"白色恐怖"，其持續時間甚至比戒嚴期還要久。
1960年，影片故事發生的主要年份。
單這一年，就有12萬6875人被列為"行蹤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
有多少是真正失蹤？有多少是被迫失蹤？
不敢想。
“小四"們，以及他們的父母們，便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人心惶惶的時代。
>>>>父母們
本片的主角主要是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外省人。
時代的壓力，首先是壓在這一輩的人身上。
不過，影片所描繪的並非是他們初來時的狀態，而是大約在十年後。
十年過去，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口號已經成了笑話，
人們對街道上時不時開過的坦克，走過的軍隊等也已經習以為常。
影片中的這些人各有各的活法，不過有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中國人喜歡講，“活着總要有點盼頭”。
但這些人大多是沒有盼頭的。
一種像學校裏的教官。
安於一隅，沉溺在對故鄉的思念中，過一天算一天。
一種像小四父親的朋友汪狗。
為人圓滑世故，懂得審時度勢。
眼見着回鄉無望，便開始佈散關係，能撈多少是多少。
一種像小明的母親。
隨部隊上的兄弟過來，時間長了卻反遭嫌棄。
只能帶着女兒四處做女傭，寄人籬下，勉強餬口。
這是光是活着就已經快耗盡了力氣的一類人。
一種像小四的父親。
幾種人對比下來，某種程度上來説，最慘的便是他們。
因為他們心中秉持着為人處世的原則和信念。
比錢比不過人家，比權比不過人家，但有一點值得驕傲。
為人處世光明磊落，行的端做得正。
也就是父親常常放在口中的"公平”。
經常被網友們提到的一場戲——
小四本沒錯，卻因不肯認錯而被記過。
父親來到學校據理力爭，甚至不惜得罪教導主任。
回家路上，父親的一番教誨，是説給小四聽，其實也算是在説給自己聽。
然而，這是一個從根上便充滿着不公的社會。
不公的政府，不公的制度，不公的一切，你卻喊着要公平。
不搞你，搞誰呢？
審訊之前，父親尚還好。
無非是被妻子嘮叨，受一些氣而已。
審訊之後，父親幾乎已成廢人，整天神神叨叨，疑神疑鬼，精氣神全無。
不是因為受到了什麼嚴刑拷打，而是此事讓他明白了：
他所堅持的所謂原則和底線，所相信的人性，
在當時的威權和制度面前，根本就像一個笑話。
鬼魅般的審判者，不知緣由的被抓與被放
>>>>子女們
父母有父母們的惶恐，子女也有子女們的迷茫。
混幫派的是這樣。
比如眷村的幫派，顧名思義，就是住在眷村的一批人。
主要是跟隨部隊過來的家屬。小明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她才帶小四來到了靶場。
從小四隨口説的那句**“這附近哪有人住啊”**就能知道，這兒算是窮鄉僻壤之地。
如此，以山東為首的一幫人的境遇和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常年生活在一個停電是家常便飯的地方，希望入侵小公園幫派，想搞錢也是自然的。
小公園也是一樣。
住在小公園附近的一批小孩子罷了。
真正的黑幫，反倒是哈尼逃難去南方後結識的本土幫派。
跟他們比起來，小公園和眷村根本就像是在玩過家家。
有點像是咱們小時候"街上的混混"和"黑社會"的區別。
混混往往都是些逼學生錢拿去吃喝的，黑社會反而會有自己堅持的原則和底線。
沒混幫派的也是這樣。
如小馬。
身為司令官的兒子，他屬於比較特殊的特權階級。
他老頭甚至都從未出現過，光報個名號就能讓所有人對他畢恭畢敬。
但這或許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他為什麼是獨狼一匹。
沒人敢跟他交朋友，除了同樣是獨狼的小四。
只可惜，他欣賞小四的講義氣，但終究無法理解小四這類底層人的思維。
他們之間的矛盾，也在小馬想當然地泡了小明之後正式爆發。
同一個鏡頭，一個在畫內，一個卻在畫外。
根本就不是一個世界裏的人。
如小明。
很多人都覺得她是個渣女。
但其實影片已經通過不算多的戲份，將其性格行為已交待得非常完備。
從小便跟着母親四處寄人籬下，看人臉色生活。
而母親已經把未來的所有希望全都寄託在了她的身上。
直白點説，她並沒有談戀愛的資格。
她是個渣女，不過前提是，她似乎並沒有別的選擇。
另外，小明最出名的一句台詞，是在她死前説出口的：
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是不會變的！
所以她也常常成了現實的代名詞。
但似乎並沒有這麼簡單。
否則為什麼即便她已經和哈尼分手，卻還是在得知哈尼死訊後大病一場呢？
真正覺得世界不會改變的人，會説出這樣的台詞嗎？
她會不會也在期待着這個世界的改變呢？
她説這句話會不會帶着一種放任自流的賭氣呢？
這樣理解，似乎也能自圓其説。
只可惜我們已經不可能知道了。
還有我們的主角小四。
毫無疑問，他是個理想主義者。
這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天性，一部分也是因為周遭環境塑造。
哈尼，小明，父親，分別對應着理想，愛情，親情，或者説社會，私人，家庭三方面。
對於一個青春期的少年來説，這幾乎已經算是他生命的全部了。
起初，這三方面都是正面影響。
哈尼賞識他，小明也真心喜歡着他。
最為重要的父親，則堅定地告訴他：“你的未來，是可以由你自己的努力來決定的。”
然而結果我們也知道了。
三方面建立起來的信仰和價值觀，在不公的現實面前，幾乎不堪一擊。
最嚴重的，或許還是來自家庭。
電影並沒有在一開始展現小四家中的情況，而是跟在小四跟隨幫派打架之後。
回到家後，還有個家中燈光與屋外慘白夜色兩相對比的鏡頭。
這意味已經很明顯了——家是小四最後的避風港灣。
然而這家已經被威權這雙隱形的大手，輕飄飄地一巴掌扇了個稀巴爛。
這白色很巧地"滲透"進了家中
電影一開始，小四便偷了個手電筒，且常常帶在身上。
是因為假性近視而看不清東西，也未必不可以理解成一種求真的希望。
小四崩潰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慢慢發現這個世界真相的過程。
他拿着手電筒走進被血洗後的枱球廳，幾乎是赤裸裸的隱喻——
他想看清這個世界，最後卻發現還不如不看的好。
正如片頭那拉開燈泡後卻見到滿屏血色，殘忍恐怖得令人窒息。
所以最後小四把手電筒還回到了片場。
雖然嘴上説着要去堵小馬，但他應該是已決心赴死，妄求以此改變點什麼。
那把他準備用來堵人的刀，本就是別人殉情自殺時所用的遺物。
它代表着純潔，代表着正義。
只不過，陰差陽錯地，卻碰見了小明的那句大實話。
幾乎是在聽到這句話的一瞬間，小四本能般地持刀捅了上去。
一邊捅，一邊罵：你沒出息！不要臉！
是在罵小明？
不如説更像是在罵他自己。
為什麼？
片中並未明説，但我想，小四大概在聽到時驚覺自己心底竟然同意這句話。
因為無能為力而憤怒，所以他捅向了小明。
其實也是捅向了自己。
>>>>敍事與視聽
這是一部至少需要看兩遍的電影。
且不説別的，片中的相當多場景和情節本就是故意講了兩遍來作為對照。
比如小四與小明在牯嶺街的兩次相遇；
比如小四的兩次被罰，以及與父親的兩次同行；
甚至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二姐出門都是如此。
同樣的鏡位，同樣的動作，卻因為人物不同的處境而有了新的意味。
此外，電影在拍攝上也暗藏了非常多意象和技法，值得反覆玩味。
比如電影第四場戲，小貓王和小四在片場的橫樑上偷看拍戲。
一開始是片場的大全景。
照正常套路，下一個鏡頭該切這兩人的正臉鏡頭。
然而有意思的是，電影卻接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套娃鏡頭。
這就有意思了。
他們在看片場，那麼誰又在看他們？
注意到這點以後，再去看影片中的很多場景，就會有新的意味。
像此處的轉場：
像此處的搖鏡頭。
小四都是想做一個戲外之人，然而卻總是被迫成為戲中人。
又比如小四第二次被罰一場。
眼見着父親低頭縮肩地被教導主任埋汰，小四怨氣漸生。
影片還通過剪輯暗示了小四要拿球棒打教導主任，結果最後卻只嘭地一聲打破了燈泡。
辦公室裏的亮度，鏡頭卻一點都沒有因此改變。
只有吊着燈泡的電線徒勞地晃來晃去。
再看下一個鏡頭，更是詭異且壓迫性十足——
辦公室的眾多老師教官，正直直地盯着這邊看，頭上幾個燈泡亮得刺眼。
當你在知道小四反抗失敗的結果之後，再回過頭來看這一幕，便多了一股宿命般的悲涼。
在片場照小明，卻總是找不到她；
代表着美國的錄音機和播報官方新聞的收音機混合之後，卻壞了；
哈尼在所有人肅然默立的時候走過來，像一個活人走進了凝固時空；
小四遺書上的簽名無法被成年人看懂……
可解讀和玩味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而這部電影厲害就厲害在，你即使不去關注這些東西，也能看得很爽。
純粹電影場面調度上的，這片就幾乎完美地做到了四個字：
簡潔，高效。
這一場的調度純靠哈尼走位，也暗合他的地位
故事上的更不用説。
兩輩人，幾十個角色輪番出場，卻個個都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看起來紛繁複雜，卻發生得有條不紊，環環相扣。
而這所有的支線，所有的人物，都並非閒筆，都與小四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只能説，絕了。
此外，本片有個特別有意思的點，因為它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
在本場戲中並沒有什麼作用的人，卻依然出現在了場景裏。
一般是作為後景虛焦的存在。
這也暗合了導演的目的。
他想拍的是這個時代。
無數人的命運因為來到台灣而被悄然改變。
他只是把焦點放在了小四一家身上而已。
>>>>Why
影片的結尾其實蠻悲觀的。
小四已入獄許久。
久到大家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繼續不悲不喜地活着。
某日大掃除，小妹不小心踢到了收音機，反倒把收音機弄好了。
裏面正好播報着新一年大學錄取名單，與開頭小四與父親聽錄取名單遙相呼應。
母親正在曬衣服，突然看着手中小四的衣服發起了呆。
她大概在想，如果小四當初上了日間部，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現在這份名單裏呢？
然後出國留學，然後遠離這片非之地。
她大概在想，好好的一家人，怎麼就成這樣了呢？
然而沒有如果，她也不太會想得明白。
所以楊德昌才替他們拍了他們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這結尾似乎又是有希望的。
少年情殺，充其量只是算做當天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
但依然有人會偶爾想起他，會想起那個陽光明媚的夏天，想起有些人在那個時代活過。
在大掃除的時候，在又一年升學季的時候，在發呆的時候，在某個時候。
這人或許是少年的親人和朋友，也或許是有幸看到這部電影的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