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前顧問卡拉加諾夫：新冷戰已開始 俄中半結盟關係_風聞

普京前顧問卡拉加諾夫：新冷戰已開始 俄中半結盟關係

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近日在接受《論據與事實》週報採訪中稱，前蘇聯可能輸掉了第一次冷戰，但俄羅斯在與美國的重賽中領先，而且這一次完全有機會勝出。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是俄智庫“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榮譽主席，俄羅斯國立研究大學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學院院長。2001年至2013年期間，他曾擔任普京的外交問題總統顧問。採訪中，記者問，“你最近發表了一篇長文，説‘一場新的冷戰正在展開’，‘情況最像1950年代’。但在普京和拜登在日內瓦的會晤中，許多人看到了危機已經過去、我們從深淵邊緣撤退的跡象。你不同意嗎？”

卡拉加諾夫説，“當然，目前的冷戰與以前的冷戰不同。但它現在才剛剛展開。而近年來，敵對言論的水平幾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我們國家從未有過這樣的妖魔化。由於大量新角色和新武器系統的出現，戰略穩定性也相當脆弱。而在20世紀50年代，一場戰爭的開始可能更多是出於選擇，現在則更多是出於偶然。普京和拜登的會晤確實使局勢稍稍緩和，這是一件好事。但我們那時也有會議。記得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在日內瓦的會談，幾乎沒有任何結果。”

卡拉加諾夫説，“因此，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什麼改善，但我看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非常艱難。我們正在應對來自西方的猛烈反擊，西方正在失去陣地。而且這種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新的平衡被建立起來，直到西方國家習慣於它的新地位。其不再是一個霸主--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記者説，“你寫道，最主要的是不要捲入一場重大戰爭。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但很少有人害怕它；畢竟，‘不可能有贏家’。而政治家並不像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你不同意嗎？”

卡拉加諾夫説，“我對這種觀點非常關注，這種觀點在我們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我稱其為戰略寄生主義。我們習慣了沒有戰爭的生活，並認為它將永遠如此。但我重申：從所有角度來看，情況都與戰前非常相似。而不是因為有人要用核導彈攻擊俄羅斯而自殺。但因為他們想通過各種手段向我們施壓”。

卡拉加諾夫説，“而在完全互不信任的條件下，任何衝突都可能迅速導致不可預測的升級……此外，在上一次冷戰中，各國首腦都是經歷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怖的人。他們知道這一切是怎麼回事。現在，另一代人已經上台，他們認為戰爭沒有什麼特別可怕的，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們正在寄生在我們奇蹟般地避免戰爭的時期--主要歸功於機會和上帝的意志，他把核武器交給了人類。”

記者問，“你認為，俄羅斯正以良好的狀態進入一場新的冷戰，並且完全有機會贏得這場戰爭。這是為什麼呢？”卡拉加諾夫説，“沒有所謂的最終勝利--任何勝利都可能是暫時的、幽靈般的。俄羅斯擁有特別豐富的‘從勝利的懷抱中搶奪失敗’的經驗。上一次冷戰的代價是什麼，當時我們以可怕的代價贏得了偉大的衞國戰爭，卻在一場摧毀我們的可怕軍備競賽中陷入了數十年。”

卡拉加諾夫説，“但現在有幾個因素可以讓我們談一談成功的好機會。第一個是，雖然我們上一次冷戰基本上是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的，但中國現在是在我們這邊，是一個巨大的戰略資源。它利用了西方的大部分軍事和政治力量。”

卡拉加諾夫續稱，“第二個好處是，我們現在不富裕，當然，但人民仍然有相對充足的食物，我們不會像那次冷戰後期那樣感到悲慘。當年，俄羅斯的許多精英和民眾都感到不安全和內疚。我們現在知道，真理在我們這邊，這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優勢。”他説，“第三：我們面臨着一個更弱的西方，我們生活在一個更自由的世界，在那裏各國有更多的迴旋餘地。當我們擺脱了西方的堡壘--五個世紀以來西方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統治所依賴的軍事優勢時，我們將世界從西方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卡拉加諾夫説，“但是，即使要擊敗這個正在減弱但仍然強大的西方，我們也需要在國內和國外推行正確的政策。最後，我們的另一個優勢是，俄羅斯沒有像蘇聯那樣的巨大負擔。蘇聯養活了半個世界，而俄羅斯作為它的一部分，養活了所有的聯盟共和國。格魯吉亞是蘇聯人均收入最多的國家，烏克蘭是絕對收入最多的國家。而隨着這些補貼的喪失，他們都變得非常貧窮，這並不是巧合。例如，烏克蘭仍然沒有恢復到1991年的水平。”

記者問，“你提到了軍備競賽。在日內瓦會議之後，俄羅斯和美國不會再次陷入困境的希望是否加強了？”卡拉加諾夫説，“無論如何，我希望如此。畢竟，我們的優勢之一是上一次冷戰的失敗經驗，當時我們完全無望地、毫無意義地陷入軍備競賽，試圖與更富有的對手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對手”。

卡拉加諾夫説，“‘武裝部隊數量上的平等’--我們一直在爭取的平等--這一愚蠢的概念是值得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能夠對敵人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它所需要的資金比蘇聯花的錢少很多倍。我們現在部署的那些武器系統：高超音速、機動導彈和彈頭；它們貶低了美國數萬億美元的投資，例如在航空母艦艦隊中的投資。這是要進行的方式。”

記者問，“顯然，克里米亞海岸的英國驅逐艦的故事不會是最後一個。西方大國是否會繼續‘制衡’我們的軍隊和政客的荒唐行為？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做--無視挑釁或作出嚴厲的回應，因為我們知道這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卡拉加諾夫説，“你必須放鬆，保持你的頭腦和你的幽默感在第一位。現在正在進行冷戰，在這種情況下，這種事情總是有可能發生的。挑釁行為必須得到處理，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嚴厲打擊。”

卡拉加諾夫説，“但不知何故，我們沒有注意到發生在我們邊界之外的其他美好事物。例如，最近，我們光榮的太平洋艦隊在夏威夷附近進行了一次強大的戰略演習。這是一次出色的行動，令所有人都感到震驚。據我所知，他們大吃一驚，有人驚慌失措地談論新的珍珠港之類的問題。”

卡拉加諾夫説，“誠然，我們與英國同事不同，沒有侵犯任何人的邊界，因為我們是正派的人。但在許多方面，我們也是這樣做的。當我們的潛艇在北極地區突然破冰浮出水面，從而將導彈的飛行時間縮短了一半；這是一種温柔的友好姿態還是什麼？是的，我重複一遍，我們的行為是得體的--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軍事上。但儘管如此，我們的同事應該知道我們容忍的限度。”

記者説，“也就是説，如果他們再一次靠近克里米亞海岸，那麼就可以把他們擊沉嗎？”卡拉加諾夫説，“如果需要沉沒，我們就會沉沒。至少，我們的夥伴們對他們的損失確實感到憤怒，並試圖進行報復，他們應該知道，代價會很高。而它會有多高則取決於我們。讓他們苦惱和猜測。”

採訪中，就俄中關係記者提問稱，“而在友好國家的名單上，如果有的話，會是誰呢？”卡拉加諾夫説，“首當其衝的是中國。今天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是我們和中國政策的一個傑出成就。而西方最大的地緣戰略失敗之一，不僅讓我們走得更近，而且讓我們在真正的半聯盟狀態下走到一起。”

卡拉加諾夫説，“此外，我們與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有着友好和半友好的關係，與伊朗有着良好的關係，與蒙古、印度和許多歐洲國家：匈牙利、奧地利和意大利有着良好的關係。總的來説，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分水嶺，分水嶺的一邊是‘大美洲’（美國加上西北歐），另一邊是‘大歐亞大陸’（將包括一些中歐和南歐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德國最終會在哪裏；目前正在爭奪。”記者説，“談到中國，你把他説成是‘幾乎是俄羅斯的盟友’，以對抗西方，並告誡説 ‘北京還不會威脅到我們’。你説的‘然而’是什麼意思？”

卡拉加諾夫説，“仔細分析中國的政策和軍事準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人不會威脅到我們。否則，為什麼他們會如此有力地重新安排他們的軍事戰略和軍事建設，從陸地到海洋，將大部分資源投入到太空和海軍，而不是陸地部隊？”卡拉加諾夫説，“ 他們不打算為領土擴張而戰；他們要捍衞其東南和東部邊界。但十年或十五年後會發生什麼，我們不知道”。

卡拉加諾夫説，“我假設中國的精英們會犯一個戰略錯誤，並遵循中國的一個傳統方式--建立一個由諸侯國包圍的中間帝國。那麼中國將有巨大的問題，而且不僅僅是與俄羅斯的問題。無論是印度，還是伊朗，還是土耳其，更不用説日本--歐亞大陸的所有大國都不會容忍這一點。但是，如果中國人明智地採取行動，我們關係的前景將是巨大的。”

記者問，“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慶典上，習近平承諾要用中國人民築起‘一堵鋼鐵長城，任何外來勢力都會在其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然而，中國的強大，向新的超級大國的轉變對我們來説是一種好處還是一種風險？”

卡拉加諾夫説，“擁有一個友好的超級大國是一個巨大的福音。我希望我們不要重蹈歐洲人的覆轍，他們躲在美國的背後，把自己的主權賣給美國，現在正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瞭解俄羅斯的歷史，以及我國人民和政治階層的心理，我認為，我們不會向任何人出賣我們的主權。同時，我也希望中國政治階層的智慧。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永遠不會做任何針對俄羅斯的事情。到目前為止，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記者説，“你斷言俄羅斯的根本弱點是缺乏‘面向未來的意識形態’。

又可以用什麼方式表達呢？”卡拉加諾夫説，“我們必須認識到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是戰勝所有偉大征服者的勝利民族。還有成吉思汗、征服了半個歐洲的瑞典卡爾十三世、拿破崙和希特勒。世界上沒有其他這樣的國家！第二：我們是一個不僅僅是傳統價值觀的國家——我們是為了讓人們保持人性。而西方最新思潮所提出的，是將人轉變為非人，轉變為沒有性別和歷史記憶、對祖國、對文化沒有依戀的……”。

卡拉加諾夫稱，“第三：我們是一個解放的民族。我們把歐洲從拿破崙和希特勒手中解放出來，現在我們正在把世界從西方霸權中解放出來。而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我們也是一個文化開放性突出的國家，與種族主義完全隔絕。”他説，“這些東西應該是我們進攻性思想的核心。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想法；它們是由許多俄羅斯思想家提出的。它們可以被用來形成，然後向社會提出這種意識形態。”

卡拉加諾夫稱，“長期以來，我們有一種有害的觀念，即民族思想，新的俄羅斯思想，必須從下面發展，不能強加於人。但這充其量不過是閒置或智力無能的一個藉口。在君主制國家，意識形態總是由君主和他的隨從制定的；在更復雜的國家，是領導層和精英。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領導層和我們的精英們還沒有這樣做。但從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來看，這一進程已經開始。”

記者説，“我記得，早在葉利欽時代，任務是提出一個國家的想法。甚至科學院也參與其中，但沒有任何作用。有沒有可能人為地創造一種被人民接受的意識形態呢？”卡拉加諾夫稱，“1993年，我是準備提出全國性想法的兩個小組之一的領導人。秘密地，在克里姆林宮。我的小組最遠在斯大林以前的辦公室開會。我們想出了一個主意，它與我現在談論的非常相似。但當時社會和精英階層都沒有準備好接受它”。

卡拉加諾夫稱，“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裏--我們只想

‘進入歐洲’。許多人當時認為，我們應該接受存在於西方的思想，作為我們自己的、民族的思想。但現在，社會已經成熟了。而且也許它甚至開始成熟了。我認為，發展現代俄羅斯思想的要求現在將落在肥沃的土地上。它只需要鬆動一下。”記者問，“這個想法應該以什麼形式被採納--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

卡拉加諾夫稱，“許多想法已經出現在憲法中，它們也出現在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但到目前為止，除了我國總統的幾次講話和部分外交部長的講話外，我們還沒有系統地提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而這是需要做的。然後全力發動國家和黨的機器，讓‘思想掌握在羣眾中’。就像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沒有其他方法，也永遠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