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中國抗疫志》：後真相時代中國紀錄片的真實呈現_風聞

當下，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抗疫的報道中，不斷出現一些令人難以認同的言論。面對西方媒體的質疑、批評與謠言，“解讀中國工作室”團隊傾力打造的五集紀錄片《中國抗疫志》，自2020年4月6日起陸續在中央電視台和海外多國電視台播出，覆蓋歐洲45個國家和地區的3.96億觀眾，同時在英國Nature雜誌官網、騰訊視頻、YouTube等著名新媒體平台播出。

《中國抗疫志》是一部回應世界的中國抗疫紀錄片式“白皮書”，在海外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作為一部現象級的作品，本文重點分析其構建，為以後紀錄片的國際化傳播提供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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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污名化

後真相描述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狀況。後真相時代的“後”表達了對真相的消解和否定。英國作家赫克託·麥克唐納在《後真相時代》一書中將後真相劃分為片面真相、主觀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這四種劃分，為我們分析、澄清謠言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片面真相。所謂片面真相就是傳播者利用現實的複雜性，有目的地選擇和放大支持個人意圖的“事實”，但是他們並沒有傳達完整的真相。如2020年3月8日，《紐約時報》在其官方推特上抨擊中國，“為對抗新冠疫情，中國隔離了6000萬人，並對數億人實施嚴格的檢疫和旅行限制。這場戰疫極大損害了人們的生活與自由。”這些報道是西方媒體忽略事實背景，片面性、有選擇地報道，極具煽動性。

第二主觀真相。主觀真相和個人的價值觀和思想觀點密切關連，是憑藉主觀意願判斷出來的“真相”。為了製造話題，西方媒體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邏輯，扭曲中國抗疫所採取的措施，如《紐約時報》刊登的《史上最大規模隔離只會將事情變得更糟？——講述隔離病患措施背後不為人知的黑歷史》。顯然，這些報道都是西方媒體依據主觀意願編造的謠言。

第三人造真相。所謂人造真相就是媒體基於某種目的一手捏造的“真相”。如英國《衞報》：中國把絕望呼救的武漢拒之門外。2月1日發行的德國《明鏡週刊》封面上赫然寫着“冠狀病毒——中國製造”，其中“中國製造”幾個字被特別放大，並用黃色呈現，極具煽動性。這些報道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是西方媒體憑空捏造出來的。

第四未知真相。所謂未知真相就是基於某種信仰和立場，違背事物發展客觀規律，主觀預測事件的發展態勢而形成的“真相”。如《紐約時報》於2020年2月11日刊登《“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就表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這些別有用心的“預言”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被西方媒體和政客藉助疫情重新炒作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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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疫志》的建構分析

紀錄片是描摹現實、反映自然、傳播文化的重要文化載體，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澄清事實真相、塑造中國形象的重要渠道、載體與符號。麥克唐納關於後真相的劃分，為中國抗疫主題紀錄片的構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超越後真相，還原真相。

《中國抗疫志》最大的特點就是直面問題。從第一集到第五集針對西方媒體的謠言，設置了一系列尖鋭的問題，然後正面回答了西方媒體對中國抗疫的各種質疑、批評。問題的尖鋭性、深刻性，決定着主題的深刻性和思辨性，深邃的主題離不開宏大敍事。該片每一集宏大敍事段落大約出現了3-4次，總時長大約佔片長四分之一。雖然時長比較短，但宏大敍事段落是每一集紀錄片的敍事框架，正是這些作為框架的宏大敍事段落將微觀敍事段落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平民化視角採訪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每一集所提出的問題發表看法和見解，從微觀角度回應或回答了一系列宏大問題，其成功之處在於把宏大敍事與微觀敍事融合，從大處着眼、小處入手，重構宏大敍事，創新性地理解和把握宏大敍事，融入微觀敍事的觀念和表現方式，不斷豐富和創新宏大敍事的內涵。

肯尼斯·伯克提出的“認同”理論認為修辭者使用符號或語言與讀者取得“同一”時，才能達到誘發他人行動的目的。這裏的“同一”也就是“認同”。關於認同，伯克提出了獲得認同的三種方式，即同情認同、對立認同與無意識認同。該片製作團隊出色地踐行了這一理論。

紀錄片中的同情認同。同情認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情感、共同體驗或共同利益，藉此達到受眾對講述者的認同。該片使用英語對中國抗疫進行解讀，熟悉的話語使得外國講述者在與海外受眾，特別是其本國的受眾交流時，沒有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的障礙，講述內容更易被接受。該片傳達的價值觀，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也比較容易產生同情認同。

紀錄片中的對立認同。對立認同是指由於講述者與受眾具有共同的對立面而形成聯合，即兩者能夠認同是基於共同的“敵人”或“問題”。該片每一集都以問題—答案的模式來組織布局，如《人類新對手》中，圍繞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型冠狀病毒來自哪裏這個問題展開。美國冷泉實驗室的奧爾森博士以科學家的身份反對“武漢病毒”的報道，認為病毒可能來自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他以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疫情防控是“非常公開的、透明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高級學者阿達利亞博士是一名流行病危重病急救醫學專家，他從專業的角度否定了所謂新冠病毒是中國製造的謠言。

紀錄片中的無意識認同。根據伯克的理論,無意識認同可使受眾無意識中與講述者達到認同，是一種強有力的勸説。該片每一個講述者都用第一人稱“我”來講述故事，都有一段自我介紹，宛如受眾在一個個講述對中國抗疫真實情況的感受。來自也門的阿馬爾醫生，在浙江省稠州醫院工作，他説：“事實上，中國和中國人民在為我們，為整個人類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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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疫志》帶來的啓示

有學者指出後真相時代的基本特徵：情緒在前，真相在後；認知在前，真相在後；成見在前，客觀在後。這需要國際化傳播的中國紀錄片的敍事策略、敍事技巧和傳播方式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後真相時代的需要。

一是重視同一義場，直面問題。約翰·基恩認為後真相是政治操縱的新武器，它充滿一個特別的隱喻：煤氣燈效應。煤氣燈效應來源於1940年的黑色懸疑電影《Gaslight（煤氣燈）》，它是一種通過“扭曲”受眾眼中的真實，而進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腦。也就是説，後真相時代西方媒體通過將虛假的信息灌輸給受眾，從而使受眾質疑自己的認知，達到控制受眾的思想和行為。在同一義場下，直面問題、正面回應質疑，是對謠言最好的反擊，是揭批虛假報道、遏制後真相思潮的重要“武器”。《中國抗疫志》團隊全面梳理西方媒體在疫情方面的不實新聞報道，特別是西方部分媒體借疫情發起對華輿論戰的特點、策略與目的等，抓住其論述的邏輯漏洞，開展了具有針對性的反駁。

二是重視微觀敍事，強化真實性。後真相時代，事物變化紛繁複雜，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受眾很難判斷新聞報道與客觀真相是否一致。國際化傳播的紀錄片要想被海外受眾所接受並認可，就必須轉變創作觀念，從一味追求強調宏大敍事轉變為強化微觀敍事。將鏡頭聚焦於普通人，用平民化的視角記錄他們的生活，這樣才能點燃受眾的真實情感，滿足海外受眾審美需求，實現中國紀錄片在海外的有效傳播。

三是重視滲透傳播，善用認同理論。當下，西方國家輿論呈現出多元聲音的現象，不同聲音相互制衡，右翼政客與反華媒體過於偏激的言論並未佔據主流。紀錄片創作者應該靈活引導西方學者發出理性聲音，傳遞真實信息。引導生活在中國的外籍友人、留學生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中國故事。要善於傳達普世價值觀，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要認真分析西方媒體的謠言和質疑，以事實為依據，有針對性地澄清質疑和謠言，向西方受眾展現出一個真實的中國，爭取更多受眾的認同。《中國抗疫志》為後真相時代中國紀錄片走出國門做出了成功探索，為以後紀錄片國際化傳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刊發媒體：2021年第2期《當代傳播》雜誌

作者：江蘇師範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副教授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