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高考2020》：抗疫人文紀錄片的國際化敍事_風聞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國際輿論場高頻詞，短視頻、紀錄片、融媒體新聞等視頻類作品層出不窮。《武漢戰疫紀》《中國抗疫志》《金銀潭實拍80天》等紀錄片採用直面回應國際社會關切的方式，講述彼時中國疫情實況，而《冬去春歸》《好久不見，武漢》和全民合拍的《温暖的一餐》等紀錄片則選擇從側面勾勒中國抗疫全景圖。

在中國抗擊疫情取得武漢保衞戰、湖北保衞戰決定性成果之際，教育部發布消息，明確高考延期一個月舉行，受到國際輿論關注。在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之時，紀錄片《高考2020》應運而生，期望通過中國舉辦疫時高考的小切口故事，積極對外展示中國抗疫舉措、成效和形象。

本文從傳播學角度分析中外合拍紀錄片《高考2020》導演版（即五國導演分別執導製作版本，簡稱導演版）和國際版的結構、內容與表達，探尋國際視野下的中國故事呈現方式，對中國題材紀錄片的生產和對外傳播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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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式作品的結構佈局

《高考2020》由解讀中國工作室發起，針對“疫時高考”這一主題，邀請日本導演竹內亮、美國導演米切爾·法卡斯、英國導演羅飛、柬埔寨導演潘西西和中國導演康成業，各自執導一集，客觀記錄發生在北京、上海、武漢、南京、鄂爾多斯等中國五座城市的高考故事，於2020年8月24日起在海內外視頻網站及社交平台賬號播出，並落地中國國際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新疆衞視等電視台，獲第八屆嘉峪關國際短片電影展紀錄片推優作品（抗擊疫情類）、中國外文局2020年度優秀外宣作品優秀短視頻獎，得到社會各界好評。

2020年12月12日，解讀中國工作室聯合美國國家地理、優酷和五洲傳播中心，進一步改編制作紀錄片國際版，在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播出，獲評由中國廣播電視報刊協會、《光明日報》文藝部、中廣聯合會紀錄片委員會、紀錄中國理事會聯合組織的“2020年度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紀錄片系列推優活動”最具對外傳播力紀錄片。《高考2020》是國際主流媒體首次播出的中國疫時高考紀錄片。

（一） 集錦式敍事的導演版節目

《高考2020》導演版是命題式集錦片，由五位導演分別執導，帶領五個團隊完成，獨立成章。集錦片的各個部分分則獨立、合則一體，體現的風格與手法各異，又統一於影片的總主題。

1934年由八個小故事構成的影片《女兒經》是中國第一部集錦片。通過導演們不同的表達，該片從不同視角統一展現出了當時女性羣體的生活與困境。由昆汀·塔倫蒂諾、羅伯特·羅德里格茲、亞歷山大·洛克威爾、阿利森·安德斯等導演的《四個房間》是西方較為著名的實驗性集錦片。

集錦片的優勢在於最大化發揮多個導演團隊的創作能力和影響力。《高考2020》中，五位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導演帶着他們對於中國舉辦疫時高考的疑問與思考，開啓了具有差異性的探索之旅，多方位呈現他們眼中的2020年高考故事。來自五個不同國家的五位導演聯手打造一部作品也極具看點，有助於吸引受眾。

（二）板塊式敍事的國際版節目

集錦片雖然具有諸多優勢，但對於海外傳統媒體的受眾來説，並不是他們最習慣的紀錄片敍事結構。

△米切爾·法卡斯導演

為適應海外受眾觀看習慣，《高考2020》國際版邀請美籍導演法卡斯擔任撰稿和導演，將導演版節目拍攝的所有原始素材重新整合、打散，採取板塊式敍事結構，使五個故事有機結合在一起。五個故事為五個板塊，雖然故事相對獨立，但被同一主題所統領。各個板塊中故事的開始、發展與結局可以打亂順序，進行組合，卻不影響節目整體對於主題的表達。相比於傳統敍事結構的節目，板塊式結構更易引導觀眾積極參與到節目中，跟隨節目逐步揭密各板塊的完整故事，提升節目完播率。

從嚴峻疫情時的生活－考前準備－考試期間－考後的延續，44分鐘的故事按照時間順序展開。節目開篇部分通過簡單的同期聲畫面加解説，在一分半的時間裏，簡單明瞭地介紹了發生在五地的故事與2020年中國高考的背景。

這符合西方紀錄片創作者的邏輯。他們因受戲劇傳統的影響，更喜歡從高潮講起，先將故事結果中的一部分告訴觀眾，引起觀眾的興趣，然後再交代原因，最後再把另一部分結果告訴觀眾。這也可以很好地設計懸念，避免故事講述節奏拖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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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下的內容選擇

紀錄片以其紀實特性成為跨文化、跨時空的媒介形態，肩負對話文明、溝通思想的文化使命。如何通過紀錄片節目內容完成文化使命，成為中國紀錄片工作者思考的主要問題。

（一）人類情感共通的題材

從紀錄片類型來看，《高考2020》應歸類於人文社會類紀錄片。人文社會題材相較自然、科技題材於西方觀眾來説吸引力較弱。縱觀中外合拍紀錄片，題材也多圍繞國家形象等宏大、單一主題開展，反映人性、温情、理想追求等平凡的題材屈指可數。但人文社會題材天然涵蓋文化和價值觀的能力不容小覷。

該片結合教育主題背後的逐夢與親情和2020年頗受關注的“疫情”話題，包含了諸多人類情感共通點：愛、奉獻、責任、拼搏、追求公平等。這些要素皆具跨國界與跨文化的屬性，是中外文化的交融點，其普適性特徵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海外觀眾在認同上的缺陷。《武漢戰疫紀》之所以能在播發後立即引起海外媒體關注，並被多家海外電視頻道和新媒體平台採用，正是因其抓住了人類共情點：希望疫情能儘快結束以及對醫務工作者的尊敬與感激。

不同於其他講述中國高考的紀錄片大篇幅描繪考生高壓備考或獵奇“毛坦廠”“標語橫幅”等刻板印象，《高考2020》國際版更為關注的是中國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以及高考可以為中國人帶來怎樣的機會，體現出了該片的人文情懷與社會意義。《高考2020》不僅是對人文社會題材紀錄片推廣傳播的一次嘗試，同樣是對國際柔性講述中國防控疫情成效的一次試驗。

（二） 視角平民化的故事

《高考2020》節目聚焦五位以各種形式參與高考的普通個體主人公，分別是在京高考的排球特長生趙南茵、在滬高考的普通高考生徐雲馳、在漢高考的繪畫特長生王科珺、在鄂爾多斯高考的馬頭琴特長生蘇燕和在寧助力高考的愛心司機李宜。

趙南茵因疫情無法進行集體訓練，父親成為了她唯一的訓練夥伴，母親作為一線醫療工作者無法兼顧家庭，父親挑起了家中重擔。一家人並未因疫情改變前行的方向，而是在風浪中堅定坦然，共同面對挑戰；徐雲馳本是一名“學霸”，卻在考前突發高燒，使全家憂心忡忡。在家人、醫生、老師的共同幫助下，他最終順利參加了考試；王科珺在武漢解封日“4月8日”度過了18歲的生日，歷經“封城”後的她和她的家庭還是頂住種種壓力，勇敢面對高考；蘇燕在牧區長大，熱愛馬頭琴，立志讓蒙古族音樂登上世界舞台。疫情的意外來臨沒有澆熄她的夢想，反而使她堅定了自己的目標；李宜當年險些遲到錯過高考，驚險的經歷便是他如今為何成為一名愛心送考司機的理由。很快，他的女兒將參加高考，他對女兒的教育也用心良苦。

五位主人公的故事各具特色，具有所謂的“戲劇衝突點”；他們身邊的人也參與到高考和疫情的“大考”之中，在五城的地理跨度上，以點帶面，從個人到家庭，再到城市，到社會，逐層體現出中國對於高考的重視，並展示了中國如何在流行病的背景下有序組織一場千萬人的考試。這種平民化視角易使觀眾產生親近感，卻不失形成個人故事與國家故事的共振。《在武漢》《好久不見，武漢》等多部抗疫主題紀錄片作品都是通過捕捉最普通的中國人的生活，反映國家行為，充滿了情感温度。

（三）富有歷史底藴的解説

縱觀《高考2020》國際版改編過程，由於打散故事並增加解説，節目內容由此變得更加豐滿、厚重。導演版節目僅在各個故事前利用提示字幕簡單介紹當地高考和疫情情況，而國際版節目在維持五個故事的基礎上，還通過解説配以歷史畫面資料等形式向海外觀眾提供更加生動、豐富的中國背景知識。

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在文化價值維度研究方面提出了“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語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概念。文化語境常被用於分析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國一般被認為屬於“高語境文化”，而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其他國家則處於“低語境文化”環境。在中國生產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中，需要使用直接的符號來進行編碼，從而更加有效地向海外受眾傳遞信息，幫助他們理解中華文化，減少文化折扣。

因此《高考2020》國際版補充了諸如中國高考歷史、中國人的奉獻犧牲精神等相關信息，使得節目更適應海外受眾的接受習慣，也藉此更加軟性傳遞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例如：“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高考被認為是一種純粹的擇優方式，無關財富和地位。但在半個世紀前的一段時間，高考消失了。將近半個世紀以前，中國是另外一種情況。大學靠推薦錄取，個人選擇機會有限。1977年恢復高考，上百萬的中國年輕人湧入各地報名點，雖然當時連打印考卷的紙張都不夠。當年有近600萬人報考。1977年的高考釋放了一代人的潛能，塑造了我們今天認知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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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表達的方式與手段

作為紀實性影像節目，《高考2020》強調其記錄功能。單純旁白搭配畫面的視聽組合方式現已基本被故事片摒棄，大多影片依靠的是真實記錄的畫面與聲音。這種方式不僅可以提升紀錄片的真實感，也可以增強中國故事在國際傳播中的説服力和可信度。但無論是解説加畫面、解説加訪談還是真實客觀記錄的敍事模式，都是單調乏味的，不適應當今社會的傳播需求。多種敍事模式的結合才是大勢所趨。

（一）“他者”視角反觀自我

這種敍事模式的演變也符合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隨着國家在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的國策的制定，中國的紀錄片曾採用蘇聯“形象化政論”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一切媒體都成為傳播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但由於中西方創作者對於紀錄片的訴求不同，反而會適得其反。比如中國邀請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本意是紀念中意復交，但卻因導演未按照和中方達成的計劃進行拍攝，致使製作完成的節目未實現雙方預期。

正是在大量國際傳播實踐中，中國紀錄片工作者意識到“類蘇聯模式”的紀錄片不能衝破東西方壁壘，甚至在東方國家間都難以有效傳播，開始從“他者”視角進行自我反思，“外國人看中國”“借嘴説話”“第三隻眼”等一系列詞語成為了新時代中國紀實節目的創新方向之一，以減少“走出去”的意識形態壁壘。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外國導演拍攝中國故事形成“他者講述”這也是《高考2020》所採取的策略。

上文提及的“他者”是一個相對於“自我”而生的哲學概念。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學家構建了多維的他者理論，比如柏拉圖的“同者”與“他者”、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等。在跨文化傳播領域中，最受推崇的是斯圖亞特·霍爾的“他者”表徵理論。

在《高考2020》中，外國導演在他們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語境下對故事進行了個性化架構，具體表現在講述人、講述方式、講述語言等方面。此外，對於選題選角，外國導演也有獨到的眼光。每位導演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在這樣的敍事邏輯之下，影片內容不再是“自證”，而是從“我者”視角轉向“他者”視角，對中國故事也發生了從“自我講述”向“他者講述”的轉變。這正符合霍爾的表徵理論。

（二）善用符號呼應主題

從高考生選角上，可看出該片人物身份符號明顯，且具多元化和去同質性，不僅有普通考生，還囊括體育、藝術特長生。他們的生活豐富多彩，他們對未來充滿期待，顛覆了外國人認為中國學生是“書呆子”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展示出中國為高考生提供多種選擇，反映出中國對教育的態度和價值觀。“參與過‘非典’的ICU護士長”“未來高考生家長”“蒙古族女孩”等亦都是《高考2020》中關於教育和疫情主題的典型性身份符號。

此外，通過“戴口罩的面孔”“請勿坐”“標識”“耐克”“旗袍”等實物符號和“測量體温”“核酸檢測”“祈福”等行為符號，該片點滴之間都以還原現場的方式呈現了中國社會如何在疫時應對高考，並講述在中國如此重視高考的傳統下形成的文化符號。

（三）解説發揮敍事功能

解説是紀錄片重要的構成元素，可以將費解、晦澀的內容進行剝離，同時縮小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精心打磨的解説詞，會使節目錦上添花。該片解説採用客觀的口吻，發揮敍事功能，鋪墊情節發展，除了實現營造歷史空間的功能外，亦能塑造立體人物，設計高潮段落，昇華內容主旨。例如：“徐雲馳出身於理工世家。他的祖母張培英是一位退休的物理老師。他的祖父曾在著名的上海復旦大學學習電氣工程。這也是雲馳想去的學校。”這段解説詞通過介紹徐雲馳祖父母的情況，使雲馳學習優異、被家庭寄予厚望的事實更為合理，個人形象更加生動。

該片還在串聯各個部分之間，有效加入留有懸念的話語，引導觀眾跟隨節目敍事探索故事發展。例如：“離2020年高考只有幾天了，每個考生家庭都傾注全力。在上海，繁重的學習壓力讓徐雲馳的身體吃不消了。他發燒了。”

在結尾部分，解説用一段陳述“中國的高考讓數以百萬計的人，以夢為馬，跨越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奔赴未來。這也是中國獨特的自我更新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引出了主人公們的考後生活，又緊接着通過一段解説

“面對全球疫情，今年的高考已經結束。很明顯，這個國家在其漫長的歷史中翻開了新的一頁。下一代畢業生將面臨未來的挑戰。也許2020年的高考會被人們永遠銘記，它標誌着一個國家的未來”，對結尾留有空白，利用開放式結局引發觀眾思考，符合海外受眾的觀影期待。

總體來説，節目藉助五位導演的不同視角，生動記錄個體人物故事，多維度展示了中國舉辦疫時高考的“事件”，也由此實現了軟性講述中國抗疫故事的議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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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啓示

紀錄片是中國對外傳播的主要載體，也是中華文化“走出去”工程的重要構成。近年來，中外合拍成為中國紀錄片走向國際的促成因素，並試圖解決中國主流媒體與機構獨立攝製的紀錄片在海外傳播效果不佳的問題。海外機構出品的關於中國的紀錄片多具有極強的主觀性視角，雖然內容上有客觀嚴謹性，但並不能很好展現出中國倡導的集體主義和中國人民勤勞奮鬥的美好形象。中外合拍紀錄片《高考2020》的成功實踐得益於中方在節目策劃、製作、播出等方面的話語權佔據主導性。在合作中，中外雙方緊密溝通，做到尊重外方團隊，汲取外方智慧，但又不失本心，最終實現了“中國故事、國際表達”。

刊發媒體：2021年第6期《對外傳播》雜誌

作者：晉清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