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提出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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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應該讓所有孩子讀完普高之後再選擇走職教路線還是大學路線從一線城市到邊遠鄉村，教育的焦慮席捲全國。如何走出內卷，構建真正有利於創新性人才成長的教育生態，是我國基礎教育必須直面的難題。

剛剛出台的“雙減”新政拉開了新一輪教育改革的序幕，包括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落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國若要從根本上解決考試社會的內卷，必須儘快對教育制度進行系統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

他認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過早分流，違背了我國產業升級的路徑，初中文化水平難以滿足智能製造業對高級藍領的要求，應該讓所有孩子讀完普高之後再選擇走職教路線還是大學路線。

建議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

記者：您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義務教育改革的話題，此前曾提出把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時間內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又進一步提出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是什麼原因讓您改變看法？這種做法可以解決現實中的什麼問題？

姚洋：最近社會上關於內卷的討論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規格的“雙減”政策，對課外補習、擇校都作出了一些規定，但政策體系現在還不完整，對高中這一非義務教育階段的規定尚不明確。

我國中小學教育的主要問題是學生無謂的學習太多了，這就是內卷。沒有幾個人願意內卷，但每個人又被迫內卷。因為資源有限，升學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還要看別人的努力，每個家長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機”上越跑越快。

大量沒有意義的刷題浪費了孩子太多的時間，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這種教育制度不利於建立創新型社會。

對於科學創造來説，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記硬背的教育進一步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導致一些智商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這個過程中被打擊，難以發揮出他的潛力。

教育把一些本來有過人才能的孩子培養成了碌碌無為的普通人，這是當前必須要反思的問題。培養創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學生從這些無用的內卷中拯救出來，給孩子、家長減負。但僅靠打擊課外班是沒有辦法實現減負的，課外補習很快會化整為零，轉入地下。

減負的關鍵是要對教育制度進行系統改革，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初中高中合併為一貫制中學，並嚴格規定不能擇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級中學。

擇校在美國的實驗也是失敗的，在中國這種考試社會中更是“毒瘤”，超級中學是一種很壞的制度，它們通過“掐尖”將好學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學率，也讓那些沒有進入超級中學的孩子覺得自己是二流的，影響了他們學習的動力。

記者：您認為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能夠解決當前的教育內卷嗎？

姚洋：是的。走出內卷必須從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須的，如果我國的財力做不到12年，那麼可以考慮縮減為十年制義務教育，一旦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家長想“卷”也“卷”不成了。

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十年義務教育可以這樣安排：小學五年，實行中學一貫制，初中和高中合併成五年，上初中隨機分配學校，從根本上杜絕擇校。這樣，學生分佈也較為均勻，好學生可以帶動後進生。孩子上小學之前可以加一個學前班，這樣七歲開始讀小學，十七歲中學畢業，上大學沒有問題。對於絕大多數高校來説，十年義務教育的知識儲備足夠了。一些頂尖的高校如果對學生有額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預科。不上大學的孩子可以上中級專科學校，兩到三年時間，然後就業。這樣就可以從制度上徹底解決中學、小學和幼兒園的內卷。

不宜過早分流學生

記者：近來有關部門提出要堅持高中階段的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認為這一舉措可為給社會提供必要勞動力，使得經濟能夠保持合理的增長趨勢。家長對此的理解是，通過中考分流之後，將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反而進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慮和內卷，您認為中考分流是否能夠達到政策設計的初衷？

姚洋：過早地對孩子進行分流，將他們按照學習成績分為三六九等是錯誤的。應該承認每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都有自我發展的希望，不要通過分流打擊他們，而是要給他們希望，讓所有的孩子讀完普通高中，到時他們的心智也較為成熟，再選擇走職業技術路線還是大學路線。

未來我國產業升級都需要開數控機牀，工廠要求有技術學院的大專文憑，初中畢業之後就進入職業教育，學生的知識儲備是不足的，達不到高級藍領的要求。

記者：德國學生在小學階段就要決定做技術工人還是考大學。相比而言，為什麼您認為我國學生在初中畢業後向職業高中分流還是過早？

姚洋：首先德國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國內的很多批評，更重要的是我們職業教育的水平和德國相差非常大，也學不了德國。德國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學生每週五天的時間，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兩天在工廠上，這樣下來，普通高中的知識也學到了，而且還實實在在地學到了技術。

我國的情況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較低，農村地區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學不到真技術，技校所教的知識和工廠需要的技能嚴重脱節。在德國，技術工人和大學生之間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後還可以去上技術大學，德國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比例還不如中國，只有約40%的學生升入大學，但到了30多歲，則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國這條通道是關閉的，絕大部分人當了工人之後就一輩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國做一個普通工人沒關係，過幾年就可以上技術大學，就轉變為有社會地位和可觀薪酬的高級藍領。我們學到了德國的分流，但沒有學到德國制度的後一半。現在學生被分流後做藍領是沒有升遷通道的，這對於初中階段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孩子，特別是農民家庭的孩子來説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籲工人也要有職級，應該向工人開放適合他們的技術大學，比如像過去那種半日制半脱產大學，給他們再次接受教育的機會。

記者：您如何看待近來一些三本院校向職業教育學院的轉型嘗試？我國該如何改變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錯位的這種困境？

姚洋：方向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做。我去德國看過，德國的技術大學一定要一到兩個大公司合作，大公司與這些大學有緊密的合作，不僅提供資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實驗室也設在大學裏。

技術大學屬於工科教育，辦技術大學比辦普通大學的成本高多了。辦技術大學必須有設備，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三本學校沒有這個條件。這些院校向技術大學轉型時必須有與大企業聯合辦學的思路，改變職業教育與企業需求脱節的狀態。

緩解焦慮關鍵在教育體制改革

記者：中央近日出台的“雙減”文件提出，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規範課外補習是緩解家長焦慮的一劑良方嗎？

姚洋：教育焦慮是當前社會非常普遍的情況，不僅大城市的家長焦慮，邊遠地區剛脱貧的貧困户也焦慮，由於本地的公立中學升學率不理想，有脱貧户拼盡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學費昂貴的私立高中去讀書。現在全社會都非常重視教育，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焦慮的問題，這麼下去甚至會將剛脱貧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貧困。

我們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採取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從制度上來解決問題。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沒有推進，而只是嚴查輔導班，那麼家長就會選擇化整為零、請私教，推高“一對一”價格，一些家庭願意付這個成本而且能夠付得起，但經濟差一點的家庭就負擔不起了。

從國際上來看，韓國、日本等都曾經禁止過輔導班，效果並不好，最後也只能又放開了。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並不是政府的約束，而是這些地區的大學成了普及教育，孩子們都可以上大學之後，去上補習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學的孩子才上補習班，補習班的規模也就大幅縮減了。

減負要讓孩子發揮天性，讓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專長。如果大學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學，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學校不只看高考分數，特長生也可以被找出來，有天賦的孩子可以冒出來，這對於我國建立創新型社會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一直以來您都非常關注我國的教育均衡問題，尤其是農村教育的發展狀況，您認為，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當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姚洋：農村教育首要面臨的是農村地區教師資源不足的問題，應激勵更多的免費師範生到農村去，並增加財政投入來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待遇。

現在師範生是免學費的，但學費本來就很低，對於學生沒有太大的激勵，下一步應該提高待遇，對學生的獎學金高一點，減輕家庭的負擔，這些學生畢業後如果到農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資之外，國家還能額外給一部分工資，讓學生安心在農村地區工作三五年，緩解農村師資缺乏的現狀。

現在教育制度中還有很多對農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比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語考試，加重了城鄉之間教育的不公平。

現在高等教育收費，越好的大學收費越低，清華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學費，而三本大學收費高達好幾萬元，大部分去上這些學校的是農村的孩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英語成績不高，導致他們在與城裏的孩子競爭中處於劣勢，難以考入學費低廉的一二本大學，讓本來經濟條件不太好農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學費。因此，取消高考英語考試，將英語成績作為參考分數，在促進城鄉教育均衡上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

來源： 第一財經

個人覺得十分有道理，我也是支持10年義務教育制的。但是英文考試取消不一定是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