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遺民羣像：大清都亡了，他們如何處理心中那根辮子？_風聞

辛亥革命

遺民羣體在我國可謂是十分常見，每當王朝更替之時，對先朝忠貞不二的臣子或百姓往往會選擇歸隱山林，以“遺民”的身份表達對新朝的反對。但晚清以來，隨着國家權力的日漸下移，中國雖大但卻很難再找到“桃花源”般的隱居之所。而租界的存在則為大清滅亡後的眾多遺老遺少提供了絕佳的避難與懷舊場所。他們決心要在租界過與世隔絕的生活，但現實卻往往讓他們事與願違。

一、民國成立與大清遺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引發國內軒然大波，此時的大清已經在數十年的國內外戰爭中千瘡百孔。長時間的戰亂導致“嗅覺”敏感的民眾尤其是地方士紳、地主等有錢有勢的人家，一聽到戰爭或動亂的風聲就趕緊跑，江南周邊多逃亡上海租界，北方則逃亡天津租界進行避難。像鄭孝胥、嚴復等人都趕往天津以躲避可能發生的戰亂。

而在上海，據報紙記載當時的入滬碼頭是人山人海，家家户户扶老攜幼、拖男帶女，人數是相當之多，上海各大旅館幾乎呈滿員狀態。之所以上海、天津出現如此境況，主要由於其中存在大片由西方人管轄的租界區，國內即使發生再嚴重的動亂也不能侵犯租界的權益與穩定，故得以吸引大量民眾前往。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宣告成立，隨後宣統皇帝宣佈退位，大清正式滅亡，而這則造成大批量依舊效忠於清政府的“遺民”羣體的出現。

今日外灘即位於當年的英租界

在前往上海租界避難的人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決心不向民國效忠的大清“遺民”，他們將租界視作是最後的“淨土”，是還能感受大清風情的最後寶地。例如時任湖廣總督瑞瀓、兩江總督張人駿、湖南巡撫餘誠格等都逃亡租界並在此繼續表示對大清效忠。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他們這些前督撫都是在革命軍打來時丟盔卸甲的逃兵，竟然在民國成立後稱自己是遺民，這是古今少有的。當然也有許多“遺民”是真心效忠大清，他們在剪辮令頒佈後依舊堅持留辮，他們還不奉行民國頒佈的公元紀年法，而堅持用舊曆紀念。按照舊時傳統，“衣冠”與“正朔”是一個王朝的標誌，不改衣冠且奉“舊朔”是遷居上海租界的“遺民”們對民國表達的一種反抗。

辜鴻銘即一直留着辮子

二、遺民的上海結社生活

遺民向來有“結社”的傳統，明亡後大量讀書人在清朝成立後依舊錶示對大明效忠，並組建各種社團表達對明朝的感情。身居上海的清遺民同樣仿效前人，在租界組建各種各樣的政治或文化團體。據統計在上海成立的社團有大大小小十數個，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超社、逸社、希社、淞社、春音社、南社”等，其中雖然也有“南社”這類的非遺民社團，但大多都是由效忠大清的“遺民”羣體建立。這些社團大多是詩文結社與政治抱團互為表裏，他們借詠詩之名義，表達對大清的忠心與遺憾，並伺機行動。他們企圖藉着如張勳的“辮子軍”之類的武裝勢力的幫助，重新恢復大清的統治。

中國曆來有文人結社的傳統

在眾多社團中最為著名的便是“超社”，超社由瞿鴻機、沈曾植創辦並以其二人為核心。其他參與者還有像陳三立、繆荃孫、周樹模、樊增祥等眾多知名人物。他們多次在上海召開集會，會上仿照宋遺民或明遺民的做法，一邊飲酒作詩一邊懷念故國往事。儘管超社如此著名，聲勢如此壯大，但其並未持續太久，隨着陳三立等人歸鄉，繆荃孫、周樹模等應民國政府邀請趕赴北京修撰清史，超社成員越來越少，最終只得是宣告解散。超社如此，諸如淞社、甲間社等規模較小的社團集會次數則更少，其人員也大多是不知名的遺民羣體，能夠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

除這種詩文社團外，上海遺老羣體還組建了“消寒會”、“同年會”、“蝴蝶會”等各種社團，與政治性與文學性並重的詩文社團相比，這些社團的娛樂社交性質更濃厚一些。如“消寒會”，顧名思義即抵消寒冷，具體來説就是留在上海的遺民羣體在冬天齊聚一堂，在酒樓或私人住宅中喝酒聊天作樂，藉以消除寒冬帶來的寒冷。“同年會”則指曾同在鄉試、會試或其他科舉考試中同年考試的文人的集合團體，科舉考試早已被廢，但藉助科考這一名頭可以為他們帶來了一種身份與心理上的認同，並可以藉此表達對逝去的大清朝的懷舊之情。

科考也成為遺民們身份認同的一種手段

三、遺民的復辟之路

民國初年的局勢其實是十分不穩的，革命黨的退出與袁世凱的強勢介入，更使民國的性質發生巨大變化。國內不僅有革命黨發起的針對袁世凱政府的一次次起義戰爭，也暗藏着反對民國政府的晚清遺民的眾多復辟運動。而這一次次的復辟運動則與生活在上海、天津等城市的遺民羣體的背後遊走密不可分，像張勳復辟即是遺民策劃的規模最大也是最為成功的一次行動。

民國初年的遺民復辟大多企圖尋求武人的幫助，為此他們不惜接近張勳、馮國璋、段祺瑞等國內各方勢力，並企圖策反他們以重建大清。而遺老們藉助的最大憑仗即是此時尚未在段祺瑞等人心中褪去的“君臣名分”，要知道無論是直系還是皖系，其核心成員都是大清的高層官員，他們食皇帝俸祿最終卻成為了大清的掘墓人，因此心中難免會存在不忍之情。但這一切都在張勳復辟失敗後被徹底擊碎，這場復辟的失敗使遺老們徹底認清了中國的國內局勢，即使各方勢力爭鬥的再厲害，也再容不下皇帝的存在了。

溥儀劇照

況且遺民羣體大多如嚴復所説，是**“富有消極之道德，乏於積極之勇氣”**，他們在個人道德與忠誠度上不可謂不高，但他們所暢想的一切都是要回到虛無縹緲的過去，而沒有任何面向未來建設新國家的勇氣。遺民的忠心固然令人敬佩，但他們過於堅持清朝的名分以致於做出許多招致國家動亂的事情，尤其是在溥儀被日方逐漸扶植為滿洲的傀儡後，他們不但沒有認識到這是分裂國家的舉動，反而認為這是大清的“復興”，在所謂的“忠誠”的影響下，他們已經分不清“名”與“實”了。

文史君説：

遺民羣體的氣節向來令人敬佩，但這並不能成為他們擾亂民眾生活與國家安危的依據。清朝滅亡後的大量遺民借上海作為他們的避風港灣並在此結社來往。他們還利用民初混亂的局勢四處遊説各方勢力恢復清朝統治，但這均以失敗告終。而溥儀之所以能夠一步步與日軍接觸並走向罪惡的深淵，則與這些一心復辟無問其他的遺老遺少們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參考文獻：

袁家剛：《舊人物入新世界——民國初年上海遺民摭論》，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熊月之：《辛亥鼎革與租界遺老》，《學術月刊》2001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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