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痾積弊、巧婦難為！起底鮑里斯·約翰遜_風聞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脱歐公投”。最終，51.89%的選民贊成脱歐，英國政府就此走上艱難的脱歐談判之路，卡梅倫和特蕾莎·梅因此先後辭去首相之位。一片混亂中，鮑里斯·約翰遜在2019年的選舉中勝出，成為了英國首相。作家湯姆·麥克塔格（Tom McTague）於2021年6月7日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亂世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The Minister of Chaos: Boris Johnson Knows Exactly What He’s Doing） 一文，梳理了約翰遜的發跡史與執政以來的諸多舉措，以約翰遜本人神秘而矛盾的人格為引，揭露出英國在精英與民粹、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之間所面臨的深刻矛盾。

作者：湯姆·麥克塔格（Tom McTague）

譯者：蘇漢廷 胡承睿

一輛電車正在試運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跳進了駕駛室：“不會有問題的！不會，有，問題，的！”

五月初的時候，首相為了給當地的市長在“超級星期四”（Super Thursday，橫跨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的一系列選戰）中拉票，去了伯明翰城外的一間工廠。這些選戰是選民們評價約翰遜執政兩年以來舉措的機會，不過這些舉措不能不説是很有問題的。

若非陰鬱或不安，英國政客習慣於冷靜且自持，不過約翰遜倒是和往常一樣，邋邋遢遢，春風滿面，在全國颳起了一陣歡快的龍捲風。上電車的時候，他還拿一位喜歡坐電車的丹先生編了一首五行的打油詩，而市長安迪·斯奇特(Andy Street)好像看到了明天的“爆炸新聞”、“頭版頭條”，一臉驚恐。不過很遺憾，約翰遜的打油詩並沒有什麼黃色內容。

約翰遜的助手跟我説，首相為了這趟電車之旅激動了一上午。約翰遜熱愛基建，尤其是交通基建——飛機、火車、摩托車，電車，甚至還想修一些通向愛爾蘭的跨海大橋以及海上機場。他還喜歡有人給他拍照。做姿態、表表態、使使勁，要是沒人記錄，自然就沒什麼意思了。

對着沒有一位乘客的車廂，約翰遜喊道：“都上車了！”新聞攝影師簇擁着首相，警衞員在一旁嚴加把守。這輛電車終於開起來了，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而後猛地一震，半路拋錨了。電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跟我説，這台電車造價250萬英鎊，接着緊張地陪笑了一聲。約翰遜總算把這趟車開起來了，繞了一圈。快到站的時候，他狠狠捶了一把剎車鍵，拉響了汽笛，興高采烈地宣佈：“果然沒問題！”

約翰遜正在學習如何操控電車。攝於西米德蘭茲郡。

**是啊，怎麼會出問題呢？這輛電車的運行速度嚴格控制在三英里一小時以內，還安裝了自動化的防誤操作系統，足以保護其他人免受不靠譜首相的傷害。**不過也沒關係。這輛電車是約翰遜的開心寶，滿足了約翰遜出風頭的慾望，能讓他在一片寧靜中製造一點噪音。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有一檔很受歡迎的諷刺節目叫《新聞問答》(Have I Got News for You)，約翰遜就是在這檔節目上出名的。他是每一期的笑點，也是譁眾取寵的焦點。2001年，約翰遜首次當選議員的時候，他的同事就勸過他，要想在政治上成功，首先就得正經起來。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在過去幾個月和他同出同進的時間裏，他看上去一點兒都沒把這個建議聽進去。

我報導過的首相不止一位，約翰遜絕對是個異類。**布萊爾(Tony Blair)和卡梅隆(David Cameron)都是精心打扮過的人，看起來威風八面。布朗(Gordon Brown)和特蕾莎·梅(Theresa May)都是老古板，令人生畏，而且做事小心翼翼的。在首相的行列裏，約翰遜算是個新品種。他活潑好動，四處忙活，看着凌亂散漫，實則目標明確，善於察言觀色；他的衣服邋里邋遢，人也好衝動，但始終熱情洋溢。**他是我見過的第一位看上去真的很開心的英國領導人。他和羣眾講話的時候總喜歡説“真不錯！”、“你開玩笑！”、“好極了”，還有就是“妙啊，妙啊！”

約翰遜説，他的使命就是讓英國重拾自信，向他小時候那個“衰弱、枯竭且絕望”的失敗主義英國開戰。他有這樣一個信念：只要你反覆説“現在英國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全國人就會相信，太陽也就真的會升起。不過他的批評者認為，約翰遜領導下的英國不過是在“憨笑着沉入海底”。

如今，每個英國人好像都成了約翰遜專家。大家都知道，他在搞婚外情方面天賦異稟，和三個女人生了至少六個孩子；坊間對他的個人財務問題也常常議論紛紛。他因為説謊被炒過兩次魷魚，一次是在當記者的時候，另一次是做政客的時候。他是一個保守黨，卻在左派集中的英國首都當市長；他設計推翻了兩位本黨的首相；而在新冠疫情期間，他還差點兒死了。在過去三十年裏，他的文章、野望、憤怒和醜聞牽着我們的鼻子走，但是即便是對於我這種職業的“鮑里斯觀察家”而言，關於他的真相依舊是一團亂麻，隱秘得令人抓狂。

**在很多人眼裏，約翰遜就是個小丑——他是禮崩樂壞的典範，國際民粹主義以及後真相時代(post-truth)政客的代表，也是英國衰落的徵兆。**在倫敦奧運會上，他被卡在了滑索上，全副武裝地在老百姓的頭頂晃悠，迎着下面人的歡呼無助地揮舞着英國國旗。英國人投票決定脱歐之後，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的頭版頭條上寫着：祝好運！

圖為法國《解放報》2016年6月26日頭版版面

約翰遜的幽默感經常給他帶來不少麻煩。2017年，他在當外交大臣的時候開玩笑説，等市民“把死屍清理乾淨”，利比亞的蘇爾特城便一片光明[注1]。2020年10月宣佈新冠疫情防控的新措施時，據説他曾向議員們表示，至少他們不用和親家一起過聖誕了。他還將希拉里·克林頓比作“精神病院裏的施虐狂護士”，把保守黨的內訌説成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島上同類相食和犯上作亂的狂歡”。

**在批評得最嚴厲的人那裏，約翰遜還不如小丑：他就是個靠着撒謊上位的騙子，是個危害民主、販賣種族主義、除了向上爬之外毫無信仰的人。**人們指責約翰遜借掀起民粹主義之怒濤的機會，衝上了首相寶座，削弱了英國的國力，置國家於解體的危亡之間（如今蘇格蘭又在考慮獨立了）。約翰遜領導下的英國經歷了二戰以來最激烈的經濟、選舉形勢和國際角色上的重整。約翰遜不是喊着“不會有問題”嗎？批評者們説了：不，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出問題，而且是出大問題。

今年年初我剛見到約翰遜的時候，還不知道他對我的詰問會作何反應。他對人很熱情，這一點對我有利；但他原來做過記者，熟悉我們這一套，這又讓我犯了難。

之前有一次在北愛爾蘭的時候，他看到我在做筆記，他説，“哈，湯姆，你又在上色(picking up color)了？”事實的確如此。“上色”是記者的行話，指代事實或者直接引用之外的東西，是那些為讀者閲讀提供背景資料的細節部分。但我追求的不僅僅是這些。

我好奇的是，約翰遜到底真的是個民粹主義者，抑或只是單純受歡迎。他的愛國樂觀主義(patriotic optimism)論調顯然很吸引人，不過我想知道在這之後有沒有什麼更自私的成分。他到底是在為了國家利益而奮鬥，還是在為個人私利蠅營狗苟？我還想近距離地觀察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他的對手口中所説的“英國特朗普”(British equivalent of Donald Trump)。在最後這個問題上，約翰遜將會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

之後，在他的辦公室裏，我問首相，如果他又當上了記者，他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形象？理解“鮑里斯·約翰遜”這個人的關鍵在哪裏？他沉吟了一會兒，給了我這樣的答覆：“體格健壯且工作努力。”

他希望這樣的回答能把我逗樂，我也的確如他所願笑了起來。“湯姆，這就是你所面臨的挑戰”（他説這句話時，“挑戰”這個詞還帶點法國口音），然後這段對話也就結束了。這就是毫無破綻的約翰遜——親切友好，喜歡自嘲，同時也遮遮掩掩，迴避問題。

約翰遜參訪電車場的前夜，全英都在討論一個大新聞，即歐洲打算像美國組建美職聯(NFL)一樣規劃一個精英足球聯賽，由至少六支英格蘭球隊和六支歐陸球隊，組成一個“歐洲超級聯賽”(European Super League)。當時約翰遜就反對這項提議，認為它會違背球迷的意願，導致英國最好的足球俱樂部脱離鄉土。他覺得這樣不公平，並説政府會反對這個提案。第二天，他的反對就成了全國的頭版頭條。

為什麼他要這麼在乎足球問題呢？他對足球一竅不通，甚至還對此引以為傲。

但是約翰遜敏鋭地察覺到了英國的焦慮，並把這件事情講成了一個寓言故事，這個故事能夠引起很多深陷無力感與錯位感當中的英國人的共鳴，而正是這種無力感與錯位感促成了英國脱歐(Brexit) ，也讓他能夠入主唐寧街10號。在一次對話中，約翰遜和我説，人們需要感覺到自己從屬於一些比他們自身更偉大的東西。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認為每個個體都是需要有歸屬感的，他們不應該因為擔心自己的傳統和聯結被侵蝕而被人看不起。這就是他抵制“歐洲超級聯盟”的原因嗎？

“那是當然”，約翰遜説，“這種聯盟就相當於把俱樂部從他們當地的球迷基礎中連根拔起啊。”他接着説道，足球俱樂部已經變成了世界名牌，把支持者拋在了身後，“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在繞着地球打轉。”

我很驚訝他用“連根拔起”(deracinated)這個詞來形容目前英國足壇拉幫結派的怪象。在這裏，“連根拔起”就意味着和英國的習俗、文化以及鄉土一刀兩斷。約翰遜把自己當成了英國人的保民官，是對抗異國入侵的英國國球守護者。他要引起怒火，燒向全球化。

對這樣一場運動而言，約翰遜是個不太相稱的領導人。至少在名義上，他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是“全球化的英國”理念的傳教士。不過在這裏，約翰遜利用了英國中產階級的焦慮、傳統和民族自豪感，但他自己顯然不需要在意這些東西。

約翰遜出生在曼哈頓上東區一座面向紐約市貧民的醫院，那時他還叫亞歷山大·鮑里斯·德·普費爾·約翰遜(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他的父親斯坦利·約翰遜(Stanley Johnson)在23歲時搬到了美國，他一開始是拿了創意寫作的獎學金，但中途退學之後便去哥倫比亞大學唸了經濟學。約翰遜剛生下來那幾個月都住在切爾西酒店對面的一間單間公寓裏，直到2016年，約翰遜仍擁有英美雙國籍，還和大衞·萊特曼(David Letterman)説他“依法”能當選美國總統。有的人還真是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還是認真的，畢竟他打小就説自己有當“世界之王”的野心。（後來約翰遜在倫敦賣了一間房子，美國國税局追查他的税單，他就放棄了美國國籍。）

事實上，約翰遜的名字也是他世界主義背景的體現。在他出生前不久，他的父親和母親夏洛特在墨西哥遇見了一個叫鮑里斯(Boris)的俄羅斯流亡者，這就是“鮑里斯”這個名字的由來。這位俄羅斯的鮑里斯給他的父母買了回美國的機票，省得當時身懷六甲的夏洛特坐灰狗長途巴士受罪。“德·普費爾”是約翰遜的祖母伊蓮娜(Irène)起的。伊蓮娜有一半的法國血統，出生在凡爾賽的巴里亭(Pavillon du Barry)，巴里亭則是她祖父休伯特·德·普費爾(Hubert de Pfeffel)男爵的地產。

“約翰遜”聽着很有英國味兒，實則不然。**鮑里斯的曾祖父是土耳其的記者、政治家，在奧斯曼(Ottoman)帝國垮台的混亂中被謀殺。他因反對凱末爾而被宣佈為叛徒，被一羣手持石塊、長棍和匕首的民族主義分子給吊死了。**索尼婭·普內爾(Sonia Purnell)給約翰遜寫的傳記《只談鮑里斯》(Just Boris)中説，這位祖先的遺體據説是填進了一棵樹樁子裏。他的曾祖母維妮芙蕾德(Winifred)是英國—瑞士混血兒，在英國生下了他的爺爺奧斯曼(Osman)後不久就去世了。奧斯曼是被他的英國祖母養大的，這位祖母的本姓就是約翰遜，後來，這位奧斯曼改名叫維爾弗雷德·約翰遜(Wilfred Johnson)。（2020年，約翰遜55歲得子，名字就起作維爾弗雷德。）

約翰遜14歲前搬了32次家。父親斯坦利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他們還在華盛頓住過。他們家在康涅狄格大道旁邊的莫里森街上有個小院子，裏頭有個樹屋，那裏承載着約翰遜最美好的童年回憶。1974年，他們家住在布魯塞爾的時候，母親夏洛特精神崩潰發作了。1975年，約翰遜和妹妹都被送到了寄宿學校，父母不再陪伴在身邊，而當年他只有11歲，妹妹也才10歲。

上學之前，約翰遜還是安靜、內向的小亞歷山大。他得過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後面全是積液，直到8、9歲的時候還有些耳背。**也正是在上學的時候，約翰遜變成了今天我們見到的那個自信、外向、無憂無慮的首相。**普內爾説，小亞歷山大在伊頓公學正式成為了鮑里斯——他是“羽翼豐滿的校園明星”，是學生會主席兼校報編輯，還是辯論社的社長。有人問過他在伊頓公學的校長埃裏克·安德森爵士(Sr. Eric Anderson)，誰是他門下最有意思的學生，他直接説，“毫無疑問，鮑里斯·約翰遜”。他在蘇格蘭還當過前首相布萊爾的校長。

約翰遜從伊頓公學升入牛津大學，兩所學校都是英國精英的訓練營。在牛津期間，他和戴安娜王妃的哥哥查爾斯·斯賓塞(Charles Spencer)關係很好。約翰遜很早就結了婚，回到布魯塞爾，離婚，再婚，又回了倫敦，搞了大量的外遇，再離婚，又訂婚。在這期間，唯一不變的只有他在權力道路上前進的步伐。

**無論是主張改革保守黨的現代派，還是跟他們唱對台戲的撒切爾派，約翰遜都不沾邊。事實上，只要是拉幫結派，就有對所屬派別保持忠誠的義務，而約翰遜對這種事情都躲得遠遠的。在很多方面，他自己就是個“被連根拔起”的人。**他有個朋友曾跟我説，他懷疑約翰遜信仰某種前基督教時期(pre-Christian)的道德體系，搞多神論，沒有明確的行為準則。我把這話説給約翰遜，他馬上否認道：“基督教是超級棒的倫理體系，儘管我覺得自己是個很壞很壞的基督徒。不是在貶低其他宗教，不過我個人覺得基督教還是很有道理的。”

約翰遜唯一有聯繫的就是“脱歐派”(Brexiteers)。他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那些脱歐派中更極端的排外主義(nativist)説辭，不過他的確相信，英國不該對自己的力量和歷史感到如此不適。（喬治·奧威爾曾指出，英國是“唯一一個本國的知識分子以祖國為恥的大國”。）去年夏天英國國慶日的時候，約翰遜發佈了一條視頻，敦促國民“拋開尷尬和羞恥”，為祖國舉杯相慶。試想，美國的總統還會需要在獨立日上説這番話嗎？

雖然約翰遜的這番愛國主義言論在聯合王國中最大的英格蘭頗有市場，但在國內其他地區反響卻不大，投票留歐的蘇格蘭尤其對這種言論不以為然。**諷刺的地方在於：約翰遜成功領導了一場從歐洲“奪回控制權”(take back control)的運動，而這場成功也讓蘇格蘭謀求從倫敦奪回控制權了。這也會是約翰遜未來卸任後風險最大的政治遺產。**如果在他任上英國分崩離析了，僅這一點就足以讓他的其他政績就此黯然失色。到那時，他將會是21世紀的諾斯勳爵(Lord North)[注2]，失去的不止是英國的美洲殖民地，而是英國自身。

約翰遜開過電車之後幾天，我又在位於英格蘭東北部老工業區的海濱小鎮哈特浦(Hartlepool)見到了他。首相威脅説要給那些準備加入“歐洲超級聯賽”的英國俱樂部扔下一顆“立法炸彈”(legislative bomb)。幾個小時之內，原定加入聯賽的六個俱樂部紛紛退出，聯賽也就完蛋了。全歐洲的報紙都在為約翰遜喝彩。意大利的《米蘭體育報》(La Gazzetta Dello Sport) 誇張地將約翰遜比作當年抵抗納粹的丘吉爾。

為了在這件事上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約翰遜還造訪了一座離鎮上不遠的足球場。這個地區之前是工黨的鐵票倉，但近來保守黨的支持率也在逐步上漲；當地人非常支持脱歐，也有長久的反體制傳統。2002年，哈特浦足球俱樂部的老闆“猴子”安古斯(H’Angus the Monkey)當選了哈特浦的鎮長，穿着球衣走馬上任，還連任了兩屆。

約翰遜到達足球場、準備接受地方媒體採訪的時候，我給他看了手機上《米蘭體育報》的報道。他拿着我的手機，誇張地用意大利語讀出了頭條，而他的助手在一旁催促他趕緊開始做手頭的事，好進一步吸引全鎮人民加入保守黨的陣營。

約翰遜繼續對電視台的記者講話，話裏話外一直在提哈特浦的前任議員、布萊爾的親密盟友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他稱其為“鱷梨醬爵爺曼德爾森”，據説有一回曼德爾森把炸魚薯條旁邊的煮豌豆説成了鱷梨醬，所以得了這個綽號。這個故事不是真的，不過這位民粹主義首相好像很喜歡它，離開足球場的時候還高呼了三聲“鱷梨醬爵爺”。這個玩笑很虛偽，不過首相大人從來沒試圖隱藏過自己的階級出身：之前卡梅隆因為不知道一條麪包多少錢而被人笑話的時候，有個記者找到約翰遜，問了相同的問題。約翰遜倒是説上來了，不過緊接着又來了一句：“你想知道一瓶香檳多少錢嗎？我可以告訴你。”

採訪之後，約翰遜跟一羣運動員一起來回傳球。約翰遜説，這是他“稀爛踢球史的又一頁”，他指的上一頁則是YouTube上一條流傳很廣的視頻。視頻里約翰遜參加了一場慈善足球賽。他向對方球員發起衝擊，卻一個猛子絆倒在對方懷裏，頭狠狠砸到了對方的陰部，撞得對方摔倒在地，痛不欲生。約翰遜向哈特浦的球員説，他玩兒“橢圓形”的球比圓形的更好，而橢圓形的球則是橄欖球，這也是英國精英階層的運動。他説自己還會打“牆球”，而這是一項只有伊頓公學的學生才會的神秘體育項目，哈特浦的球員們顯然聽得一頭霧水。

約翰遜一行人接下來找到了一條寂靜的郊區街道，開始挨家挨户敲門。相比於美國的總統競選，首相拉票的自發性更強，也更樸素。然而，約翰遜卻對自己敲的是什麼人的門這件事一無所知。有一對退休的老夫婦直接對約翰遜説，他們對他的防疫措施感到憤怒，尤其憤怒的是，在印度疫情反彈之後，他居然沒能及時關閉邊境。

直到今年春天疫情控制住之前，約翰遜的防疫堪稱全歐墊底。英國死了超過12萬5千人。他的前任首席顧問多米尼克·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公開批評約翰遜班子胡亂抗疫，謊話連篇。約翰遜只是在那兒安安靜靜地站着聽這對老夫婦訓斥。幾天之後，他還會挨一頓類似的罵：有報道稱，之前疫情吃緊，眼看就要第二次宣佈封城了，約翰遜卻説， “封個他媽的城，哪怕屍疊成山”。首相本人對此予以否認。

不過在另一些人家那裏，首相像被當作一位可愛的明星那樣對待，當他問老百姓能不能支持他的時候，一切似乎順理成章。他甚至被攔下了兩次，攔他的人説着“感謝你所做的一切”。（雖然英國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數十分駭人，但約翰遜分發疫苗的速度還是很快的。今年三月的時候，英國已有一半的成年人接種了第一針疫苗，遠超美國、德國和法國。）兩個女人拖家帶口地來了，約翰遜和小孩子們碰了碰胳膊肘，問他們多大了，還費了點勁兒回憶了一下自己的兒子什麼時候過週歲生日。結果他説錯了三次，最後終於猜對的時候，媽媽們紛紛笑了起來。

約翰遜的叔叔、記者埃德蒙·法賽特(Edmund Fawcett)跟我説，首相雖然邋里邋遢的，但他也因此顯得十分親民。約翰遜在政府裏最親近的盟友之一、脱歐談判的參與人大衞·弗羅斯特(David Frost)説，“首相這是無心插柳”。不過首相自己不見得是無心的。2013年，他接受CNBC採訪的時候，有人問他這副邋遢樣子是不是他作為政客無能的表現，他這樣回答道：“不啊，我覺得這只是一種精巧的手段。自嘲是因為我理解人們對政客的印象，在他們心裏，政客不過是一羣不擇手段的人罷了。”

據他的盟友所言，約翰遜自成一派，把他自己説的比實際更爛。《鮑里斯·約翰遜的崛起》(The Rise of Boris Johnson)一書的作者安德魯·吉姆森(Andrew Gimson)則不同意這種説法。吉姆森注意到，首相曾宣稱性交是“至上的娛樂”。在他看來，“有人嗜酒，有人吸毒，而首相大人更愛温潤香豔的女人。”

約翰遜總能幹出一些突破底線的事情，但這也讓他免受許多政治常規與慣例的束縛。他在牛津的朋友、美國民調專家弗蘭克·倫茨(Frank Luntz)對我説：“鮑里斯當上首相之後，就像是有了某種魔法，某些政治上的挑戰都能被他躲過去。老百姓對他更有耐心，也更寬容，因為他不是一個典型的政客。”

然而約翰遜需要求得原諒的事情多了去了。

之前約翰遜寫東西的時候説非洲人“笑得像西瓜”，管男同性戀叫“坦克下的鴨”。在擔任外交大臣的時候，他誤稱一個英國人在伊朗教新聞學，給了伊朗當局以散播政治宣傳罪指控此人的口實。當上首相之後，他以在國內豎起貿易壁壘作為成功脱歐的代價——全英上下，唯獨北愛爾蘭需要服從歐盟法規。

上述種種都沒對他造成實質性影響，他的反對者們為此很是抓狂。有一次，他和未婚妻西蒙茲 (Carrie Symonds)吵架吵得太過火，鄰居報了警，事情還登了報，結果過了幾個禮拜，他照樣當選了保守黨的黨魁。雖然他在脱歐協議的時間安排和操作問題上出爾反爾，但他還是拿下了有史以來議會選舉的最多數票。不管有什麼醜聞，他總能全身而退。

約翰遜在選舉方面天賦異稟，而這部分要歸功於他把反對者繞進去的能力——他們如此仇視約翰遜，以至於他們無法看清，為什麼他能這麼受歡迎，更不用説知道該如何應對了。

“我幹嘛要做這個？”約翰遜看到接受我採訪的日程安排時，向他的助手問道。

“為了展現您那我無法苟同的形象”，時任宣傳主任詹姆斯·斯萊克(James Slack)如是説。

在我第一次就採訪首相詢問約翰遜團隊後的一年裏，他換了兩個宣傳主任，他班子裏的絕大多數人馬也換掉了，有一部分原因在於這些人的內鬥失控了。結果最後還是約翰遜本人為我開了綠燈。2021年3月，我終於見到了約翰遜，當時英國正準備解除有史以來最嚴格的防控封城。

參觀唐寧街的感覺是很奇特的。你必須事先通過檢查，才能被允許入內；但在通過那些在機場常見的金屬探測器之後，你只需像走在其他街道上那樣，敲一敲門，就可以進入你想參觀的地方了。唐寧街並不只是單獨的一棟建築，相反，它是由喬治王時代的多座聯排房屋所組成的緊湊建築羣。這些聯排房屋彼此之間相互連接，並被不斷地擴大和修葺。位於這一建築羣中心的，便是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

在鋥亮的黑磚和拋光過的大門背後，一股陳舊破敗的氣息盤旋在屋中。往屋中走幾步，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御貓”拉里(Larry)時常打瞌睡的高頂大廳。旁邊的窗沿上擺着廢棄的無線路由器(modems)，磨毛的紅色厚地毯上胡亂貼着一些膠帶。今春，約翰遜曾陷入一場倫理審查，審查指控他曾尋求政治獻金，用以裝修這座他和西蒙茲一同居住的公寓。而西蒙茲也因此被英國的一些小報指責，並被戲稱為“凱莉·安託內瓦特”(Carrie Antoinette)[注3]。約翰遜否認了這一指控。

唐寧街其實並不適合做一個現代官僚機構的統治中心。這裏的房間要麼就是太小且彼此分散，要麼就是過大而不實用，而那些餐廳、圖書館和傭人房，則彷彿來自另一個時代的英格蘭。它試圖兼具低調和寬敞，想要既有代表性但又不想引人注目。實際上，它是過時且功能失調的——儘管某種程度上它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座房子正是21世紀的英國的具象化體現。

**約翰遜認為，英國在脱歐談判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不可原諒的弱點，他的顧問們告訴我，同樣致命的無能在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過程中也被暴露了出來。他們認為，英國的官僚制急需一場推倒重來的改革。約翰遜的批評者則指出，約翰遜自己正是那個領導了英國脱歐談判的人，更不用説人們還沒來得及責備他應對疫情時頒佈的種種措施呢。**確實，英國在應對疫情上的措手不及廣為人知，而當2019年約翰遜掌權時，他所面對的脱歐談判很是艱難，因為大部分條款在此之前就已經被敲定了。

**約翰遜決定退出歐盟的疫苗生產研發計劃，向企業提供超出常規政府預算的大量資金以便自行研製疫苗。這一決定是英國抗疫的唯一成功之處，它讓英國人比大部分歐洲人都更早地接種了疫苗。然而，約翰遜的這種工作方式，由於權責關係不清晰，造成了不同層面的複雜狀況和困惑。**即使是一些身處高層的人也感受到了失權感(a sense of powerlessness)，他們告訴我，想要讓事情做完，那就只能宣稱，“我已經和首相談過這件事了，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在辦公室裏，約翰遜將話題轉向了一個我每次見他時他都要提及的主題：他曾經讀過我寫過的一篇文章，那是篇為英國已故小説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注4]而作的頌文。我曾在文中誇讚過勒卡雷對英國及其失敗的統治階層的觀察，並在其中嘲諷英國的統治階級是些接受私立精英教育的騙子，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偽君子。而且，在那篇文章裏，我還舉了約翰遜做例子。

他告訴我，他從勒卡雷那裏看到了全然不同的東西。對約翰遜而言，勒卡雷所揭露的，並不是英國統治階層的虛偽，而是他們普遍的被動，以及對衰落的接受。“我在上學時讀過《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這本書”，他説道，“它向我展現了外交部門的那些官僚們陰沉可憐的模樣……對我而言，他們（這些官僚）本身就是問題所在。”約翰遜告訴我，這正是他決心與之戰鬥的。

“你把我和其他許多人放到一起，然後説我們都是這一衰敗制度和文化、這一有所欠缺且令人絕望的體制的產品。但這根本不是我！”他説，他正試圖“重振這個國家曾有過的力量和樂觀。”

約翰遜內閣的一位大臣告訴我，約翰遜認為，現在的政府中遺留着一種必須被“排除”的“世俗的疲倦(world-weariness)”。而他的一位助手則説，“約翰遜主義”(Johnsonism)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抬頭挺胸地説‘我們是英國人’。”（不少約翰遜的顧問在確認採訪匿名的情況下説得都挺直接的。）還有一位助手則説，在先前與拜登總統的通話中，約翰遜表達了自己對這種交談被拜登稱為“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的厭惡。對約翰遜而言，這種形容顯得（英國）窮酸而軟弱。

在勒卡雷的作品中，約翰遜比較看得起的主人公是喬治·斯邁利(George Smiley)。儘管斯邁利像他的同事一樣疲憊不堪，但他依然堅持不懈地抓捕叛國者，為英國服務。“他是個愛國者”，約翰遜説道。

對約翰遜而言，斯邁利或許是個犬儒主義者，但他也是個浪漫主義者，一個信徒。“這難道不就是你嗎？”，我問道。約翰遜是個浪漫主義者，他不斷敦促這個國家去相信它自身，但同時他也耍些政治上的把戲——扭曲真相，與朋友作對，把曾經的同事趕下台。在最初的自嘲式迴避之後，首相答道：“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需以犬儒主義(cynicism)為基。”

這是約翰遜難得流露出自省的一刻。在我和他相處的時間裏，無論我們有多麼接近自我剖析的話題，他都會避而不談，然後轉移話題，或者以玩笑帶過。有一次，當我將談話主題轉向勒卡雷時，約翰遜則開始對小説家的性格進行一系列的模仿。他的一位助手告訴我，首相十分厭惡那種過度智力化的政治(overintellectualizing politics)。

在唐寧街，我曾聽到約翰遜複述他外祖母特別喜歡説的一句話。他模仿她説，“親愛的，你要記住，重要的不是你如何去做，而是你要去做什麼。”我問過他的妹妹瑞秋(Rachel Johnson)，她説他們的母親也同樣喜歡説這句話。比起擔心未來會發生什麼，“更重要的是活在當下”，她説道。

而“繼續做下去”(Get on with it)正是約翰遜的口頭禪。

約翰遜經常隨身帶着一個拍紙本，這是他當記者時的習慣。一個前助手告訴我，當他把你的觀點寫在那個本子上時，你就知道他把你的話聽進去了。開會的時候，約翰遜像個編輯那樣，不停地從工作人員那裏蒐集想法。通過將乏味的、且時不時相互矛盾的“事實”(facts)與他認為十分重要的“故事”(story)相區別開來，他總是在試圖找出那條關鍵的分界線。

然而，首相的記者生涯是以一種不太光彩的方式開始的。1988年，從牛津畢業不過一年的約翰遜就被建制派的《泰晤士報》(The Times)解僱了，原因是他在頭版報道中編了一段話，並署上了自己教父的名字。之後，儘管他道了歉，他依然十分埋怨那些指責他的、“哭喊着只會死扣事實的歷史學家”。

儘管才被《泰晤士報》掃地出門，他已經立馬投靠了其對手《每日郵報》(The Daily Telegraph)，並且在英國的各大媒體中不斷輾轉爬升，最終成了負責英國保守派主陣地《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的編輯。1992年，當《馬斯特裏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注5]簽署時，約翰遜恰在布魯塞爾擔任《每日郵報》的聯絡員；而這一條約不僅為現在的歐盟打下了基礎，也將英國政治送入了持續糾結英歐關係的混亂之中。而這正是像約翰遜這樣的人大展身手的好時機。

他以離奇的、並不怎麼準確的故事出名，這些故事大多與一些表面上強加給英國的歐盟法規相關，比如一些規定薯片口味、香蕉的的彎曲度以及避孕套尺寸的條款。1990年因推進歐洲一體化而犧牲了自己首相生涯的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十分喜歡看約翰遜的專欄。後來，約翰遜曾這樣形容自己在布魯塞爾的那段經歷：“就像把石頭扔到花園的牆上，然後聽從隔壁的英國温室裏發出的有趣聲響。”

然而，如果現在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約翰遜的作品，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他似乎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敵視歐洲。在1992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就算那些説歐盟是浪費且官僚主義的指責是真的，這些問題與加入歐盟的好處相比都顯得相形見絀。他接着寫道，歐盟“被非民主的布魯塞爾機器所操控，在其中工作的盡是些千人一面的愛管閒事的人”，但這也給了英國一個新目標，那就是去管理歐洲。

關於這種想法上的轉變，我曾問過約翰遜。2016年公投時，在宣佈他的立場之前，他曾寫過兩篇十分有名的專欄草稿，一篇是支持英國脱歐的，而另一篇是支持英國繼續留下的。他的批評者藉此斷言，他支持脱歐只是因為這能夠給他的掌權鋪路罷了。約翰遜不接受這種解讀，他的助手説，他其實經常會像這樣對自己的論點和想法做一些“壓力測試”。約翰遜告訴我，英國人永遠無法領導歐盟，因為歐盟被太多的分支和疑神疑鬼干擾而最終只能淪為一種制動裝置罷了。而這種特徵與他這個人完全南轅北轍，對他來説，無論朝向何方，永遠向前衝總是好過原地踏步。

約翰遜剛簽署完“歐盟-英國貿易協作協定”(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攝於唐寧街10號。

他説道，“我們非要討論脱歐嗎？我還以為這個話題已經沒什麼好説的了。”

因此，我們將話題轉向了詩人賀拉斯(Horace)[注6]。

2005年，約翰遜曾做過一個關於賀拉斯的講座。在講座中，約翰遜反思了詩人、歷史學家和記者對民眾記憶的持久影響力。“賀拉斯寫了一堆拍馬屁的詩吹捧他的資助人”，他對我説道，“但同時他也一直在試圖讓他們明白：‘你們終將逝去，而詩歌必然長存，那麼，又是誰寫的這些詩呢？’”

我對他説，這聽起來像是種十分犬儒主義的世界觀。

“這是在捍衞新聞！”他答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比你要更加有力量？”我問他。

“正是如此！”他笑着答道。

我説我並不買賬。但是約翰遜卻十分清楚地知道塑造認知的重要性。對他而言，政治和生活的意義不在於糾結各種事實，而在於向人們提供讓他們能夠去相信的故事。

在這位首相的眼裏，那些想要在脱歐公投裏給“留在歐盟”投上一票的人並沒有勇氣講出他們心中的故事——那關於歐洲統一和集體身份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美麗故事。相反，他們只是在不斷地強調英國脱歐後會面臨的災難，而他們所認為的這些災難並沒有發生，至少現在尚未發生。而那些對故事買賬的選民所相信的與這截然不同。用約翰遜的話來講，他們相信“（英國）是一個能自己做主的、偉大的、令人印象深刻且有趣的國家。”

“人們靠敍事(narrative)而活”，他對我説，“人類是熱衷於想象的造物。”

在我聽完他一長串關於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支持自由貿易(free trade)、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乃至全球主義(globalism)的獨白之後，我問道，“所以你並不是特朗普那樣的人？”

“那當然。”他答道。

或許這個答案對他來説是不證自明的，但對其他人來説並不是。前總統特朗普本人就親切地將他稱為“英國特朗普”，而拜登則曾稱他為特朗普“身體上和情感上的克隆體”。

**這也是圍繞在約翰遜身上的主要爭議——儘管考慮到他的樂觀主義、在談話時常常引用的拉丁或古希臘詩句，他其實比他自己認為的更像特朗普。**在特朗普為成為美國總統而展開競選運動的同年，約翰遜正領導着英國的“脱歐”運動(“Leave” campaign)。這兩個運動從表面上看是十分相似，它們都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且反建制的。畢竟，脱歐是一場反對表面上就已經很不公正的系統的起義，民眾對貿易和移民問題的憤怒更是為其煽風點火，而這場起義的最終目標，是恢復英國人喪失已久的控制感。

首相顯然很是理解認知在政治運動中的作用。“不少美國人，尤其是像《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那樣持自由主義觀點的美國人，總把英國脱歐想成是最恐怖和駭人的異常事件，是一場向着民族主義狂奔的倒退。”他對我説，“但事實並非如此。”

就拿約翰遜自己來説，他過去一些關於少數族裔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朗普的觀點有相似之處。約翰遜曾經將穿着布卡(burkas)[注7]的穆斯林女性比作郵筒，寫過諸如“搖旗吶喊的黑鬼”(flag-waving piccaninnies)[注8]一類的詞，在緬甸時，他甚至引用了一首戀舊的、殖民時代的詩。他的支持者辯解道，他的第一個財政大臣是一個巴基斯坦裔公車司機的兒子，而第二個財政大臣則是印度裔英國人。他的商務大臣雖然是伊頓公學校友，但其父母實則來自加納；而今年將在格拉斯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英國主席則生於印度。約翰遜授權負責監督英國疫苗發放的則是一個出生在伊拉克的庫爾德人；而負責治安管理的內政大臣則是烏干達印度人的女兒。

還有一些與移民相關的例子。在脱歐運動期間，約翰遜確實呼籲過，應當更加嚴格地控制歐洲來的移民。**但不同於特朗普，他支持對未登記的移民進行赦免，為百萬香港人提供獲取英國國籍的渠道，並且修改了英國的移民系統，讓歐洲移民和非歐洲移民能夠受到同等的對待。**在擔任倫敦市長期間，他曾指出，特朗普宣稱倫敦因為穆斯林極端分子而有“絕對不能去的區域”，實際上暴露了他自己驚人的無知。他還認為，特朗普試圖禁止穆斯林移民的舉措根本是“腦子有坑”(out of his mind)。

我對他説，儘管如此，這一“是不是英國特朗普”的問題依然是大多數美國人想要知道的。

“行吧，他們怎麼能如此無知呢？”他答道。我斗膽説道，國際政治的詛咒不正是每個國家都透過自己的濾鏡來看別的國家嗎？

“正是如此”，他附和道。接着他説：“我一直很努力地試圖向美國的讀者們傳遞這樣一種訊息，那就是他們一直在重複犯分類上的錯誤。”

“我想告訴你和你的讀者這樣一點：你不能把英國執政者認作是一羣排外主義者”，他補充道，“或者一羣支持閉關鎖國的經濟民族主義者(autarkic economic nationalists)。”（就算是約翰遜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與特朗普至少有一點不同：特朗普在談話中幾乎不可能使用“封閉經濟”這個詞。）[注9]

**政府在3月發表的關於外交、經濟和防衞政策的“綜合評審”(integrated review)，是為“約翰遜主義”構建一個自洽的知識框架的首次嘗試。這份報告強調了加深歐洲之外的盟友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更加堅定地捍衞民主價值觀的必要性。**這份報告的主要推動者是約翰·比尤(John Bew)。比尤是約翰遜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也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一書的作者。儘管此書在約翰遜上台前四年就已經出版了，但現在讀來，它完全是“約翰遜主義”的指導讀物。根據比尤的説法，現實政治基於以下四個環環相扣的原則：其一，政治是強者的法則；其二，只有當國家內部和諧時，國家才會強大；其三，觀念(ideas)之所以是重要的，不是因為它們是真的，而是因為人們相信它們；最後，時代精神(zeitgeist)是“決定一國政治軌道的唯一重要因素”。

從上述原則中，人們可以發掘出約翰遜的治理藍圖。他對選民宣傳道，自己會“團結並提升”英國。他的這種理念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只要英國還是像現在這樣，是分裂的、經濟上不平衡的，並且是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健康危機之影響的，那麼英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自信果決的國際行為體(international actors)。

同時，他還相信，全球意義上的時代精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就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因此，英國的外交政策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什麼轉瞬即逝的、非物質性的東西：選民們不再會接受那種在對待自由貿易、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中國崛起上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態度了。選民在這些議題上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建設性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些要求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

**約翰遜和他的盟友們強調，英國的脱歐並非憑空而來。**在《全球化的悖論》(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書中，哈佛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世界經濟越來越緊密相連，國家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個政府都相信，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效益遠大於其弊端。然而，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這種成本收益的比較愈發暴露其空洞，因此，選民開始要求更多的控制權。這一點在英國尤為明顯，因為這個有着超出自身體量的金融行業和開放經濟的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為明顯地暴露在全球性的危機之中。這正是“奪回控制權”的最好時刻，而“奪回控制權”正是脱歐運動的首要承諾。

約翰遜發誓，要用政府的力量重振工業，促進倫敦以外地區的發展；他認為，如果繼續留在歐盟，英國就不會有能夠這樣做的力量。他的一個助手告訴我，約翰遜曾命令公務員拒絕保守派那種“政府幹預一定不好”的教條，讓他們要在選擇支持誰這個問題上保持“創造力和自信”。這種要求在通常被視為持有右翼意識形態的人身上不怎麼常見；如果放到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上，約翰遜的政策將會是中偏左的。

首相告訴我，他並不想讓歐盟支離破碎，他只是不想讓英國是歐盟的一部分罷了。和他關係很好的一位顧問告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約翰遜和他的團隊都認為，“英國一直在堅持一種屬於昨日世界的外交政策”。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基於規則的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限制，而英國已經不能再天真地認為，維持“既有權力”(status quo power)就能復甦一個早已失調的系統。“這個世界正在飛速變化”，這位顧問説道，“因此我們不得不打起精神，跟上這種變化。”

為了做到這一點，約翰遜堅持認為，英國必須是獨立、團結且靈活的。正如他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又名藍韜文)告訴我的那樣，比起做“一條巨大而笨重的鯨魚“，英國更應該做“一條靈活的海豚”。通過在人權事務上制裁俄羅斯、利用G7峯會主席權將整個峯會引向更廣泛的民主聯盟，以及試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約翰遜已將開始展示他所期望的英國會是什麼樣了。

這個世界一團糟，而約翰遜正好喜歡混亂。他相信，關鍵在於去適應（混亂）。他曾經花了大量時間，將自己的雄心壯志、投機主義和堅定的自我提升轉變為非凡的個人成就。為什麼英國不能這樣去做呢？

每當和約翰遜交談，人們都會和他那無所不包的、對一切都會變好的信仰撞個滿懷。比如，他深信，當脱歐成為將整個英國團結在一起的向心力時，蘇格蘭的獨立訴求將不再會是威脅。

約翰遜比他的批評者和敵人更好地理解了何為政治的藝術。他正確地認識到，他的任務就是重新書寫國家敍事，給人們帶來希望和控制感，提供一種樂觀主義和自豪感。而他已經表明，他是一個善於找到選民所樂見的敍事的人。

無論他是否能夠成功，其行動結果的影響力遠不止步於英國國內。當其他民主國家試圖回應選民所關切之事的嘗試墮落為東歐那種極權式的歐爾班主義(authoritarian Orbánism)，抑或是共和黨的那種特朗普式民粹主義(Trumpian populism)時，約翰遜正在開始嘗試一種保守主義的新方案，這個方案也許能被證明是有吸引力的，或者至少是行得通的。

如今，英國真的脱歐了，約翰遜必須得面對一些單憑信仰無法解決的問題了。**有的人擔心，如果他的國內經濟政策失敗了，那麼英國會向那種排外的身份政治靠攏；如果他無法從內部團結其這個國家，那一個在世界舞台上更堅定果決的英國顯然是不再可能的了；如果他無法化解蘇格蘭獨立的籲求，那麼英國便會四分五裂。**布萊爾告訴我，“告訴大家一切都好，並不等於一切真的都好。”

約翰遜贏得了他的革命，但他真的有好好從頭審視過這場革命嗎？連他最親近的助手都對此流露出擔憂，他擔心首相還沒有系統性地全盤思考過英國的問題，還擔心他過於依賴那種難以動搖的信念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約翰遜是在英格蘭的東北部。“超級星期四”方才結束，儘管他在支持獨立的黨派佔優的蘇格蘭沒有取得勝利，但在英格蘭，他大獲全勝。我們在塞奇菲爾德(Sedgefield)見了面，這裏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布萊爾的選區。在我還小的時候，流傳着這樣一個笑話：工黨在這裏的投票不會被按照真實比重進行計算。現在，這裏已經是保守黨的地盤了。

約翰遜承認，他對布萊爾抱有一種“妒嫉的羨慕”，因為布萊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頭十年間，三次贏得了議會多數票。而就我目前所能觀察到的，如果説二人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布萊爾是從發展、進步的角度來看待事物；而像約翰遜這樣的右派，則試圖去阻止那些不可避免將要發生的事。

在於北愛爾蘭簽署《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注10]之前，他引用着布萊爾的話打趣到，“他認為他肩負着歷史的重擔，不是嗎？”

約翰遜並不是這樣去看待世界的。他説，“我認為歷史，或者説社會、文明以及民族，都有其興衰，萬事萬物的發展不是隻有前進這一個方向的。”

這聽上去像是個警告。但對約翰遜而言，脱歐是英國崛起而非衰落的催化劑。他相信，比起留在歐盟的時候，如今的英國更加“有活力、動力和魅力”(oomph, impetus, mojo)。

**每當和約翰遜待在一起，我都很難分辨，他到底是真心相信他所説的東西，還是説這些僅僅是他的某種敍事技巧。**在我們討論勒卡雷時，我不停地回溯之前他説過的話——“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需以犬儒主義為基。”他性格里的這種雙重性讓我着迷：那些玩笑話和堅定不移的樂觀主義，是他展示給世人的光彩一面；而那些自省和算計的時刻，則是他不怎麼顯露的陰暗面。

為了能夠一瞥那個更具反思性的約翰遜，我重複起他説過的這句話，問他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很好奇……”在他打斷我之前，我只來得及説出這幾個字。

“這是我説的嗎？”他問，“那我也太浮誇了吧。”

譯註：

注1: 2015年至2016年，第一次利比亞內戰結束後，“伊斯蘭國”和的黎波里的民族團結政府派出的武裝部隊在蘇爾特展開了爭奪戰。

注2: 諾斯勳爵(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 1732-1792) 在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顛王國首相，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方的重要人物。由於英軍最終在約克鎮被美國獨立革命軍打敗，諾斯在1782年3月27日辭職，成為史上第一位因不信任動議而辭職的首相。

注3: 這一戲稱化用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安託內瓦特(Marie Antoinette)的名字。瑪麗王后生活奢靡，熱衷於舞會、時裝和修飾皇宮及花園。法國大革命期間，瑪麗王后試圖借奧地利的力量鎮壓革命軍，陰謀暴露之後引發了1792年的巴黎人民起義，路易十六和瑪麗一同被囚禁。次年，二人被處以死刑。

注4: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1931-2020)是英國著名的諜報小説家。勒卡雷曾先後在軍情5處(MI5)和軍情6處(MI6)工作。在《柏林諜影》一書一舉成名之後，勒卡雷離開軍情6處，成為全職小説家。其作品多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注5: 1992年，由歐共體(European Communities)12個成員國共同簽署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奠定了歐盟(European Union)的基石。條約宣佈，通過共同的歐盟公民身份、單一貨幣的使用，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歐洲一體化(European integration)自此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該條約確立了構成歐盟的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即涉及社會和經濟事務的“歐洲各大共同體”(EC)、涉及外交和軍事事務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以及“司法與內政事務”(JHA)。該結構在2009年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生效後廢除，被賦予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的歐盟轉為更加共同體化(communitarization)的結構。而本身簽訂於2007年《里斯本條約》，是1957年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和1992年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修訂案，經修訂，前者更新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後者則是廣為人知的《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注6: 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Horace, 65 BC-8 BC)是古羅馬時期著名的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他擅長寫作優雅的六音步詩(hexameter)和尖鋭的抑揚格詩(iambic)。他的職業生涯與羅馬從共和轉向帝制的時期一致。他曾在共和派的軍隊任職，軍隊戰敗後在羅馬做了個小官，工作之餘寫詩。在被維吉爾賞識後，賀拉斯被引薦給屋大維的左右手梅塞納斯(Maecenes)，之後便成了新政權的代言人。有人認為他在宮廷中也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通過詩歌記錄下了所見所聞；而有的批評家則認為他不過是個“禮儀周全的宮廷奴隸”。

注7: 常見的穆斯林女性着裝可以按照遮蔽身體的多少分為四種：頭巾(Hejab/Hijab), 查德爾罩袍(Chador), 尼卡布罩袍(Niqab)和布卡(Burka)。顧名思義，頭巾只遮住頭髮和脖子；查德爾罩袍則長至膝蓋，但不遮面；尼卡布罩袍有長有短，但一定有遮面，即穿戴者只露出眼睛；布卡則長及腳踝，全遮面，眼睛部分為網格狀布塊以供視物。

注8: piccaninny/pickaninny是一個來自美拉尼西亞混合語(Melanesian Pidgin)的詞，用以形容出身自西印度羣島的人。現在，這個詞是對有色人種（尤其是非裔）的蔑稱，具有強烈的種族歧視含義。鮑里斯原文刊於《每日郵報》，嘲諷時任首相布萊爾的環球訪問。

注9: 封閉經濟(Autarky,形容詞autarkic)指一個國家的經濟是自給自足且不與（或少與）外部發生聯繫的。封閉經濟被認為是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和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的極端形式，其動機是保護國內重要資源、減少對外依賴。現代世界中沒有國家完全達到嚴格意義上的封閉經濟的狀態。

注10:《貝爾法斯特協議》（又名《受難日協議》）是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當前北愛爾蘭自治政府、愛爾蘭政府和英國政府達成政治協議的基礎。1988年4月10日（恰逢耶穌受難日），該協議簽訂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並於次年12月生效。該協議旨在解決一系列關於如下領域的問題：聯合王國內北愛爾蘭政府的架構與地位問題；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關係問題；愛爾蘭共和國與聯合王國的關係問題。

原創 法意視界PKU